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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权力转移”是目前学界讨论颇多的话题。伴随着美欧日经济比重的相对下降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经济比重的相对提升，“毫无疑惑地，在国际关系中，一些专家开始将权力转移的理论应用于中国及其同侪身上”。④由此引发的问题是，像中国这样的未来国际格局塑造者，他们希望塑造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另一方面，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曾经无法进入全球关注视野的问题已经越来越成为影响国际关系发展走向的重大问题，如内战、难民、地区冲突等，而这些事件正集中爆发在非西方世界。由此引发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些难题集中在非西方世界？而要回答上述问题，都要重新回归历史，去探寻在西方与非西方世界的长期互动中，非西方国家存在着哪些转变、挣扎或固守。因而，在国际关系史编纂中，有必要重新发现非西方，重新审视西方国际体系扩张中非西方的地位与作用。 首先，是西方与非西方的实力对比问题。如果我们均衡地看待1500-1900年间全球范围内国际关系的历史演进就会发现，非西方的一些国家与地区在与西方的互动中曾长期处于优势地位，那种认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代表了国际体系”，⑤从而陷入“威斯特伐利亚束身衣”的叙事显然是存在偏颇的。在具体到个案分析时，由费正清奠定的冲击—回应模式，长期成为学者们分析西方与非西方互动关系时不断因循的研究路径。非西方无论是主动积极地融入西方国际体系，还是痛苦地反抗与挣扎，都可以在冲击—回应这一大的模式之下进行细分，差别只在于冲击的方式方法与回应的方式方法之间的排列组合。不可否认，这是一种有效的分析模式。但是这一模式选取的时间节点多是放置在西方国家相对于非西方国家具有绝对优势之时。而将历史的视野放宽，看到非西方国家与地区在与西方互动中的优势地位后，就会发现，西方国家在1500年后的很长时期内是要融入非西方国家构筑的区域国际体系，这一点在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封贡体系中表现尤为明显。从实力对比来看，有学者指出，相对于西方国家来说，直到18世纪中期中国的综合国力依然居于世界首位。“当时的全球经济可能有若干个中心，但是如果说在整个体系中有哪一个中心支配着其他中心，那就是中国(而不是欧洲)这个中心”。⑥这种情况下，欧洲国家在与中国的互动中，一定程度上处于被动地位。如在17世纪，诸多欧洲使团到访中国，但是“欧洲人从未挑战过他们所碰撞的中华世界秩序的基本原则、世界观、合法性以及主导性。他们接受、默认或者适应了中华世界秩序的规范、规则以及机制，用以指导欧洲与中华帝国的‘国际关系’”。⑦ 除了中华帝国的庞大影响力在与西方国家的互动中不可忽视外，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和印度的莫卧儿帝国也正是在欧洲国家开启海外殖民扩张时，走向了帝国发展的辉煌时期。在国际关系的博弈中，奥斯曼帝国一度成为欧洲列强惧怕和争相拉拢的对象；在国家的影响力上，正是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使非洲出现了一系列规模较大的城市，“伊斯兰日益强大的影响，包括不断拓展的商业联系及其他方面，为塑造以城市为中心的良性社会结构提供了一种乃至几种模式”。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