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到国外考古,是几代中国考古人的梦。”3月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考古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成立,由考古研究所负责中心的组织和管理。在中心成立大会上,除了来自全国各地、富有海外发掘经验的中年骨干,还有满头银发的八旬老专家,以及海外学成归来、即将远赴埃及发掘的青年学子,大家济济一堂,说得最多的就是这句话。 对于中国考古人来说,成立中心无疑是圆梦的第一步,同时也向国际学术界传达出一个信号——中国考古正在以强劲稳健的步伐,走向世界考古的舞台中央。近日,该中心主任王巍接受本报记者采访,讲述了中国考古的圆梦之路。我们欣喜地发现,一张由中国人绘制的世界考古蓝图已然铺展开来。 担当:考古学家要有国际视野 《中国社会科学报》:近年来,“走出去”成为考古学界的“热词”,此次成立中心,是一件众望所归的大事。请您谈一谈中心的创办初衷及其学术宗旨。 王巍:中心的成立,可谓恰逢其时,既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需要,亦是学科发展的需要。中心旨在促进世界文明核心地区和“一带一路”关键节点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的开展,促进世界古代文明研究的全面深入开展,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新世界文明观”和“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强有力的学术支撑。同时提升中国学者在世界文明研究中的话语权,树立文化大国形象。 我们希望借助这一平台,进一步整合全国的考古力量,发挥协同作用,通过扎实全面的基础工作,积极有效地提高中国考古的国际影响力。同时加强顶层设计,总体布局、精心筹划、周密安排,这也是我们建立中心的初衷,以此改变目前各自为战的局面,形成合力,打好“组合拳”。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外考古合作的现状如何?有哪些成果? 王巍:改革开放后至2015年,在我国境内共有70多项中外合作发掘与研究项目获准立项、实施。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考古学家不断拓展视野,从2004年、2005年开始陆续到俄罗斯、蒙古国、越南等周边国家进行考古发掘。2012年,考古研究所在丝绸之路沿线的重要区域乌兹别克斯坦的费尔干纳盆地开展了发掘工作。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自2015年夏季开始,考古研究所与洪都拉斯历史学人类学研究所及哈佛大学合作,在中美洲洪都拉斯玛雅文明的都邑——科潘遗址开展了大规模考古工作。这项发掘是中国考古机构首次在远离中国的地区对世界其他主要的古代文明遗存进行的考古发掘,显示了中国考古“走出去”的决心和实力。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考古能够“走出去”非一朝一夕之功,请问在这一过程中,经历了哪几个阶段? 王巍:大致有三个阶段。改革开放后,中国考古学界结束了原有的“闭门做学问”的局面,开始有意识地与国际考古界交流互动,首先就是“请进来”——将国外的考古学者请进国门。通过合作,我们了解到了国际考古学界的发展水平,学习到了新的理论、方法和手段,也逐步缩短了我们同国际学术界的差距。 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到2010年,是“请进来”和“走出去”并重时期,我们开始鼓励和派遣更多的学者到国外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如2000年前后,考古研究所派遣十位年轻的考古学者参加国外的发掘,虽然是短期的,但开拓了年轻人的视野,加强了中外合作,收到了良好效果。 2010年以来,中国考古学界致力于“走出去”。随着我们自身的进步,随着新技术手段的掌握、应用及熟练,我们摸索出了一套符合中国实际的考古学研究方法。目前,具有在国外留学、研修经历的学子越来越多,各单位对“走出去”重大意义的认识也越来越清晰。由此,我们逐渐具备了全面“走出去”的基础,迎来了走向世界的好时机。 使命:不能辜负这个时代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时代面前,机遇与挑战总是并存的。那么中国考古该如何抓住机遇,迎接挑战? 王巍: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以及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宝贵的机遇,也为中国考古学的国际化送来了东风。当前,全国各文博单位认真贯彻“走出去”战略,积极主动地奔赴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开展包括考古调查、发掘、文化遗产保护等多种形式的合作,赴外考古形成热潮。中国考古学的国际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快速发展时期。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虽然现有的赴外考古项目越来越多,但跟我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实力、文明古国和文化大国的国际地位还是很不相称的。比如,埃及考古一直为世人瞩目,但遗憾的是,目前在埃及境内的调查发掘约有206项,却没有一项是有中国参与的。合作的国家中,像波兰、捷克斯洛伐克、阿根廷等都榜上有名。这种局面使我们迫切地感到,“走出去”势在必行,我们一定要尽早登上这个国际舞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