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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报》:接下来,考古研究所将有哪些赴外发掘的新项目? 王巍:今年下半年,考古研究所将赴埃及和印度对埃及文明和印度哈拉巴文明的重要遗址开展考古发掘,以及进行“中华文明和其他古老文明的比较研究”的项目获准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重大课题立项。目前,赴埃及的发掘地点已经选定,是位于南部城市卢克索的卡尔纳克神庙区的孟图神庙遗址。为此,考古研究所于去年秋冬季连续举办了13场埃及考古系列讲座,通过聘请从事埃及考古的国际权威专家,为即将开展的赴埃及考古进行知识储备。 《中国社会科学报》:选择赴埃及和印度发掘,主要是出于哪方面的考虑?研究的侧重点有哪些? 王巍:同中华文明一样,埃及文明和印度哈拉巴文明也对世界文明的发展进程起到过重要作用,影响深远。研究中华文明,解答研究中的各种疑问,就需要有比较,有比较才有鉴别,那么埃及和印度无疑是非常好的参照系。同时,中国的考古学家不但要将释读中华文明、讲好中国故事为己任,还要对解答世界文明研究中的难题贡献我们的智慧。 我们对早期佛教的研究比较感兴趣。早期佛教在印度早已衰落,几乎被印度教取代了,可以说佛教诞生在印度,发达在中国。关于早期佛教的记载,现在基本上都是在中文文献中,印度反而已经不了解了。因此,我们希望通过与印度展开佛教考古合作,将中文文献的记载与佛教诞生地的古迹相互印证。 责任:“走出去”就是代表中国 《中国社会科学报》:“走出去”意味着要有人才储备,在人才培养方面,请问有哪些可操作的方法? 王巍:我们现在痛感人才队伍的匮乏,因此当务之急,既要加快培养中方的学者尽早走出去学习,也要吸纳在西方学习和从事相关国度考古的学者,让他们加入到我们的队伍中来。这种模式在接下来的埃及和印度的项目中就准备尝试一下。 同时,高校也可以利用这个机会,设置外国考古课程,聘请这方面的授课教师,像北京大学、吉林大学等高校,都有引进外国考古教师的成功经验,借此让更多的年轻人对外国考古感兴趣,做好人才的储备工作。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中心未来的工作中,首先着手做的有哪些? 王巍:需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可以先从容易上手的开始,如先翻译一些中外考古的著作,在资料上做准备。同时,也是最重要的,在对外合作中,我们不要放弃自己的优势,地层学、类型学是我们田野考古的法宝,要让它们更加完善进而扩大影响;而像科技考古手段、文物修复保护技术,也都是我们的优势。我们要做的就是发挥优势,尽快补齐短板,并且通过各种努力,争取研究经费的可持续保障。 《中国社会科学报》:可以预见,“走出去”与国外考古学者联合发掘,今后将成为一种常态。就目前的状况来看,还存在哪些问题?您有哪些建议? 王巍:在看到可喜变化的同时,也应当看到,我国迄今的考古“走出去”依然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赴外考古计划往往是各个单位乃至负责具体实施的学者个人制定,缺乏从国家层面的统筹规划和组织。此外,发掘所需经费多是学者通过各种途径自己筹集的,缺乏国家层面稳定的经费支持,导致有些项目浅尝辄止,因后续经费不到位而不得不中止发掘工作,影响了学术研究的进展,甚至产生了负面效应。 因此,中国考古需要更多的顶层设计:在国家文物局的管理下,由国家级考古研究机构领衔成立赴外考古学术咨询委员会,负责审查各单位申报的赴外考古发掘计划,并对赴外考古发掘的队伍组成、技术路线和工作计划提出意见和建议,年底听取各队的工作汇报。同时,国家设立赴外考古专项经费,对经过学术咨询委员会严格审核通过的赴外考古项目予以稳定的经费支持。此外,加大对这些涉外考古项目在我国和工作所在国的宣传,以促进两国的友好关系,提升我国的国际影响力。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考古“走出去”的每一步,都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对此,您对赴外发掘的中国学者有哪些要求和希望? 王巍:我们在国外的每一个项目,都是代表中国。因此要做好充分准备,加强计划性,设立近期、中期、长期目标,做一个就要扎扎实实地做好,绝不能蜻蜓点水。像柬埔寨的吴哥古迹、乌兹别克斯坦的明铁佩遗址、洪都拉斯的科潘遗址等,都是中国考古“走出去”的范例。 国内的同行们要吸收和借鉴成功经验,使中国考古更快更好地走向世界,使中国从考古的发掘大国转向研究大国、从考古大国转向考古强国,为世界考古学的发展、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作出中国考古学者独有的贡献。 记者 杨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