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志

【英文标题】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and American Foreign Development Aid Policy
    【作者简介】梁志，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讲师。
    【内容提要】 20世纪50年代，美国著名经济史学家沃尔特·罗斯托(Walt Whiteman Rostow)提出了拥有全球视野、深受“自由主义传统”与“帝国主义理论”影响的“经济增长阶段论”，并试图促使美国实施向欠发达国家提供大规模开发援助的“世界经济计划”(World Economic Plan)。在推动这一计划的过程中，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论”得到了约翰·肯尼迪总统的赏识，因此成为1960年代美国对外开发援助政策的理论基础。然而，最终罗斯托既没有达到追求真理的学术目标，也没有实现推动第三世界国家走向“起飞”(take off)的政治抱负。本文重在探讨“经济增长阶段论”(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的主要内容、意识形态内涵及其影响，从而揭示如罗斯托这样亦官亦学的理论家在推动政策制定和实施方面面临的困境。
    【关 键 词】美国外交/对外开发援助/沃尔特·罗斯托/经济增长阶段论

        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与冷战的相互影响成为国内外冷战史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具体范畴包括知识与权力的关系、社会科学理论家接近决策集团的方式及其影响，以及促使政策制定者提出社会科学研究要求的相关历史背景。①美国著名经济史学家沃尔特·罗斯托及其提出的“经济增长阶段论”也被当作这一范畴的典型研究对象。很多研究者从各自的角度探究“经济增长阶段论”这一发展经济学理论与美国对第三世界经济发展战略取向之间的关联。②本文意在探讨“经济增长阶段论”的意识形态内涵及其影响，以及如罗斯托这样亦官亦学的理论家在推动政策制定和实施所面临的困境。
        一“经济增长阶段论”的主要内容及其意识形态内涵
        1950年代上半期，苏联明显增加了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③在美国看来，这是苏联以经援为手段对欠发达地区进行的“政治渗透”。这样一来，苏联经济增长模式将成为引导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潮流的航标，“自由世界”与“共产主义世界”的斗争场所开始向第三世界转移。④日益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向美国提出了一个富有挑战性的课题：抑制民族主义力量推行激进改革的冲动，引导新兴独立国家走上自由资本主义的道路，从而遏制共产主义。顺应时势，部分关注全球变迁的社会科学研究者积极倡导“政策科学”(Policy Sciences)的理念，郑重宣称其研究具有与自然科学一样的“科学性”，许诺可以生产出直接用于冷战斗争、塑造世界未来发展方向的知识工具。⑤在这一宏观历史背景下，罗斯托向新古典经济学以量化标准研究短期经济趋势的方法发起挑战，提出了旨在指导第三世界国家发展道路的“经济增长阶段论”。
        1952年，从事经济史研究的罗斯托出版了《经济增长进程》⑥一书，完全摒弃了在数据统计的基础上对经济发展态势进行短期评估的新古典经济学研究方法，试图重构18世纪中叶以来的世界经济发展史，揭示持续增长和自由民主之间的关联，对长期经济发展趋势做出预测。他将英国工业革命作为人类现代化的开端和模型，指出资本主义制度下，国家、社会和个人可以相互协调、共同发展，并对马克思提出的资本主义劳动异化的观点和苏联中央计划的经济增长方式予以驳斥。在罗斯托看来，英美经济发展模式才是欠发达国家未来现代化道路的指针，后者必然会像前者一样由“起飞”走向“自促增长”(Self-sustained Growth)。⑦
        1957年，罗斯托和米利肯共同出版了《一项建议：实行有效外交政策的关键》⑧。这本著作的前身是其撰写的一份对外援助政策研究报告。他们首先批评了美国外援政策中的四个错误理念，即外援的任务是赢得朋友，加强受援国的军事力量，确保私企在受援国的主导地位，以及通过消除饥饿来阻止共产主义影响的扩大。他们指出，虽然任何两个国家的资源、文化、历史和政治制度都不可能完全相同，但不同国家的发展道路却具有一定的共性，需要经过“前提条件阶段”、“起飞阶段”和“自促增长阶段”。在此基础上，他们提出了美国对外经济援助政策所应遵循的五个基本原则，即银行观念(根据受援国的资本吸收能力确定援助数额)；自助原则(受援国在提高有效利用资金的能力方面承担主要责任)；目的明确(援助国清楚地表明援助不附加任何政治或军事条件)；充分的国际性(推行国际通行的援助哲学和基本规则并协调各援助国的计划)；连续性(援助计划应做出相对长时间的承诺，避免美国国会的一年一审制)。⑨
        三年后，罗斯托又出版了《经济增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⑩，“经济增长阶段论”正式出炉。(11)该书详细论证了一国经济增长需要经过的五个阶段，依次为“传统社会”(12)、“起飞的前提条件阶段”(13)、“起飞阶段”(14)、“走向成熟阶段”(15)与“大众消费阶段”(16)。随后，罗斯托将“经济增长阶段论”用于认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他认为民族主义的发展方向大体可以分为外向(对外洗雪旧耻或扩张)和内向(巩固对地方势力的控制或推动经济、政治和社会进步)两种。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若干年后“共产主义威胁”下降，美国仍有可能受到欠发达地区朝敌视西方方向发展的重大威胁。因此，必须增加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开发援助，引导它们仿效西方工业化道路走向“起飞”并维持“自促增长”，继而成为合乎西方标准的民主国家。(17)对于共产主义，罗斯托将它看成是“过渡时期的一种病症”(a disease of the transition)。(18)共产主义“能使一国在没有产生足够数量的、有企业精神的商业中产阶级且领导人之间尚未达成政治共识的情况下推动和维持经济增长进程”。这种“病症”最易出现在大多数亚非拉国家正身处其中的“过渡社会”(“起飞的前提条件阶段”)和“起飞阶段”尚未巩固的时期。1950年代初以来苏联的“侵略”目光已由发达国家转向欠发达地区，在那里展开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心理攻势，以增强共产主义制度的吸引力，最终把美国赶出欧亚大陆。针对苏联的新战略威胁，罗斯托开出的“药方”是加强对第三世界长期发展的支持。(19)
        “经济增长阶段论”的内涵和逻辑明显地受到以往美国历史文化中的意识形态，特别是“自由主义传统”与“帝国主义理论”(20)的影响。“自由主义传统”在美国由来已久，内涵相当丰富，“经济增长阶段论”继承了其中的两项——“激进主义与革命是坏东西”(radicalism and revolution are bad)和“变革与发展并非难事”(change and development are easy)。(21)罗斯托指出，在战后新近独立的国家中，传统制度和文化正在消解，人民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预期迅速上升，且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只有通过暴力变革和否定民主制度才能实现他们的愿望。共产主义的存在使“民族国家建构”对美国来说更具威胁。(22)他从“经济增长阶段论”出发提出了对策。在他看来，亚非拉地区的战后发展进程与18世纪后期、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其他工业国经历过的“起飞的前提条件阶段”和“起飞阶段”极为相似。因此，他十分强调打破发展中国家走向“起飞”过程中的资金和技术瓶颈的重要性，以及经济增长对于传统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的改造作用，而相对忽视当地政治、社会和文化中阻碍经济增长的因素，尤其是殖民统治留下的各种“后遗症”。(23)罗斯托建议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发起一个五年开发援助计划，分别提供100～120亿和20～30亿美元的资本和技术援助。若该计划延续至10年，最终可使“自由世界”所有欠发达国家的实际人均年收入每年增长至少1.5％～2％。(24)更重要的是，外援将推动亚非拉地区的民族主义力量把主要精力用于现代化建设，继而建立一个由民主国家组成的世界共同体，为美国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存续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经济增长阶段论”中还饱含着帝国主义思想，包括传统的美国例外论、种族中心论和使命观。(25)罗斯托在论述“起飞的前提条件”时指出，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属于“生而自由”的国家，从未受过传统社会的经济结构、政治框架和价值观的深度困扰，其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面临的主要是资金和技术问题。(26)这种观点不仅没有促使罗斯托重新思索这些国家的现代化经验是否适合战后新兴国家的问题，反而为他的种族优越感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一方面，罗斯托断定亚非拉地区战后发展进程与以往西方工业化国家的“前提条件阶段”和“起飞阶段”十分接近；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世界各地都不同形式地存在着与西方民主传统相一致的保护个人尊严的氛围，而西方民主范例特别是美国革命和价值观的感召力将使该氛围更加浓郁。(27)罗斯托明显地将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主要发展经验看成是普遍适用的，并以此为尺度标示出欠发达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于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工业化国家便具有“指导”发展中国家的责任，即所谓“白人的负担”。在他看来，美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有能力使“自由世界”欠发达地区的经济获得稳定显著增长的国家，必须尽最大努力以自身经验导引该地区走上自由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唯其如此，才能使美国远离孤立主义的深渊和精神萎靡不振的危境，才能使美国的“使命感”焕发新的光彩。(28)
        总结以上论述，可以将“经济增长阶段论”用“现代化”的概念包装自由主义传统和帝国主义理论，不再主张以赤裸裸的武力干预外国革命，没有从肤色等生理特征区分民族优劣，亦舍弃了“山巅之城”和“希望之乡”的“使命观”言辞，代之以通过经济和技术援助引导正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国家走上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最终建立一个民主国家世界共同体。
        二基于“经济增长阶段论”的政策倡议与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回应
        罗斯托的学术追求从一开始便与现实关怀息息相关。1930年代中期，罗斯托决定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研究经济史和卡尔·马克思，以期有朝一日能回应马克思主义。后来，他进一步认识到对抗作为共产党现代化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是“社会科学研究日程表上头等重要的大事”，需要广泛调动政治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分析工具方能完成。(29)
        从其职业生涯来看，罗斯托是典型的“在政府和学界之间进进出出的人”(Academic/government "in and outer")。1940年他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1941-1945年，先在战略情报局服役，后加入驻伦敦大使馆经济战办公室(Economic Warfare Division)敌方目标小组(Enemy Objectives Unit)；1945-1946年，担任国务院德奥经济司(German-Austrian Economic Division)司长助理；1946-1947年，先后在牛津大学和哈佛大学执教；1947-1949年，担任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Economic Commission for Europe)执行秘书助理；1949年进入剑桥大学任教。
        如许多其他亦官亦学的思想家一样，罗斯托在其学术和从政的生涯中致力于将“公共政策纳入学术研究”的同时，也极力推进学术思想在政策上体现出来。1949年春，苏联明显加强了对“美国之音”俄语广播的干扰。1950年10月，美国国务院组建了一支由20余位社会科学家和工程师构成的项目组，针对该问题展开研究，这就是著名的“特洛伊计划”(Project TROY)。计划第二阶段的主要任务之一是仿效特洛伊小组在麻省理工学院建立一个常设研究机构。1952年1月，罗斯托和米利肯联合创建了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MIT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宗旨是“通过基础性社会科学研究解决美国在当前世界斗争中面临的问题”，以及“生产马克思主义替代品”。此后，罗斯托踏上了以“经济增长阶段论”为理论依托，积极推进其对外开发援助政策倡议的征程。(30)
        (一)“世界经济计划”
        “世界经济计划”是罗斯托依据其经济增长阶段思想设计的大规模开发援助项目。反过来，这一政策倡议的提出和推进也促使罗斯托进一步完善了其经济增长阶段理论。
        1954年春，法国在印度支那的统治地位变得岌岌可危，莫斯科宣布通过援助加强同第三世界不结盟国家关系的新方针，但美国政府多数决策者却在一味地强调军援甚至酝酿提出“贸易而非援助”的主张，(31)国务卿约翰·杜勒斯(John F. Dulles)为此焦虑万分。3月25日，他私下邀请即将辞去总统心理战助理一职、回归亨利·卢斯(Henry R. Luce)报业集团担任副总裁的C.D.杰克逊(C. D. Jackson)共进午餐，请求后者根据当前的冷战形势提出外援政策建议。杰克逊立即向经常与之讨论外援问题的罗斯托和米利肯求助。5月15～16日，在罗斯托和米利肯的协助下，杰克逊组织召开了由政府官员、工商界人士和经济学家参加的普林斯顿研讨会。绝大多数与会者都认为共产主义似乎为穷困者提供了一条通往繁荣富庶之地的捷径，喟叹美国缺乏足以与《共产党宣言》抗衡的现代化意识形态武器，提议由华盛顿倡导实施一项针对欠发达国家的开发援助计划——“世界经济计划”。两个月之后，罗斯托和米利肯撰写出“新的美国对外经济政策建议”报告，其主要内容为：目前的美国对外政策过分强调军事和其他“消极”手段，使美国失去了欠发达国家的信任，迫使它们转而“乞灵”于共产主义经济增长模式；为了维持自身的经济增长速度和自由的生活方式，美国必须推动日本、德国等工业化国家开辟海外市场并说服第三世界选择西方经济增长模式；美国对外经济援助政策的目标应是积极地提高第三世界的生活水平而非消极地遏制共产主义，具体做法是牵头制订一项总额为200亿美元(贷款为主、赠与为辅，美国提供100亿美元)的五年“世界经济计划”。100亿美元这个天文数字吓坏了一心维持收支平衡的艾森豪威尔乃至希望重审外援政策的杜勒斯，他们不愿为此与财政保守派和国会争执，因而否定了该建议。(32)
        尽管“世界经济计划”没有被采纳，但其蕴含的思想却广为传播。在讨论米利肯罗斯托报告的过程中，部分高级决策者认识到改善南亚和东南亚的生活水平与维持“友好国家”的军事力量同等重要，援助不宜附加任何军事条件，应该将以当地货币偿还的贷款作为援助的主要形式。(33)法国在奠边府战役中的溃败、印度支那“失陷”的危险，以及随之而来的美国国内反共热潮为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改变外援方针提供了契机。1955年上半年，艾森豪威尔多次强调外援计划是美国对外政策的必要组成部分，共同防卫计划的重点必须由欧洲转向亚洲，开发援助理应成为外援计划的要素之一。为了论证这一新的政策取向，他借用了以罗斯托和米利肯为代表的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的经济学家们锻造的开发援助逻辑链条理论，即大规模外部资本投资→国内资本积累→提高劳动生产率→改善生活水平→遏制共产主义。(34)
        然而，罗斯托并未从此放弃“世界经济计划”。1955年6月5～10日，总统特别助理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 A. Rockefeller)将罗斯托、米利肯、杰克逊等11位高级学者、新闻界巨头和军方官员召集到弗吉尼亚州匡蒂科(Quantico)海军陆战队基地，指定由罗斯托主持会议，研究艾森豪威尔在将要举行的日内瓦高峰会谈中应持何种立场的问题。研讨小组提出了包括美苏相互检查军备情况和试探针对全球各欠发达地区设立合作经济开发基金的可能性等多项建议。(35)受到总统采纳“开放天空”(Open Skies)建议的鼓舞，9月25～29日洛克菲勒又组织了由各领域专家和政府要员参加的第二次匡蒂科会议，就美国的军事和外交政策特别是外援方针展开了广泛讨论，最终将1954年“世界经济计划”的修改版纳入会议报告。报告认为，未来十年，根据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吸收能力，各工业国每年出资20～30亿美元(美国提供15～20亿美元)，支持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开发。但是，艾森豪威尔拒绝大幅增加外援，新版“世界经济计划”再次受到冷遇。(36)
        1955年12月，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N. Bulganin)在访问阿富汗、印度和缅甸时慷慨解囊，承诺向它们提供大量的技术援助和贷款。1956年初，艾森豪威尔宣称，为了“对付共产党主要针对欠发达国家采取的分化瓦解、利诱唆使和口蜜腹剑的新花招，”“必须将美国外援计划建立在全新的、长期的基础之上”。作为呼应，杜勒斯发表声明，敦促公众支持艾森豪威尔提出的长期对外经济援助计划建议，以迎接苏联在世界范围内发起的挑战。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政府和国会广泛发动各界人士重评外援计划。其中，罗斯托和米利肯提交的题为“美国经济援助政策目标”的研究报告影响最大，不仅成为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参议院讨论的对象，而且受到新闻媒体的好评和公众的关注。他们在报告中指出，苏联对外战略的重心正在由公开的“军事侵略”转向以政治、心理和经济手段为主的“隐蔽扩张”，因此美国外援计划的重点也要相应的由军事和防务支持转向经济开发。向第三世界提供开发援助显然符合美国的利益，一项与军援和其他援助计划分立、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注重长期利益而非短期目标的为期二十或三十年的全面经济援助计划必将催生“稳定、高效、民主的社会”。1957年，二人将该研究报告扩充整理成著作出版，题为《一项建议：实行有效外交政策的关键》。这部著作超越了外援政策讨论中的两党之争，为华府内外各式各样的开发援助主张提供了一个辩论的命题——“现代化”。艾森豪威尔政府主要官员大体同意罗斯托和米利肯的看法，认同增加长期开发援助的必要性，决定设立开发贷款基金(Development Loan Fund)。虽然无论是艾森豪威尔提出的5亿美元拨款要求还是国会批准的3亿美元实际基金总额都与罗斯托和米利肯“世界经济计划”的设想相去甚远，但美国毕竟还是在《共同安全法》(Mutual Security Act)的框架内向强调开发援助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37)
        (二)肯尼迪—库柏议案
        1950年代下半期，罗斯托经济增长阶段理论及其政策建议的影响日渐扩大，其中“起飞”思想一度成为民主党参议员约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和共和党参议员、前驻印度大使约翰·库柏(John Cooper)促使国会通过援助印度议案的核心话语。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民族解放运动和1950年代上半期苏联经济增长模式在第三世界的再度盛行冲击着许多美国国会议员的思想，来自马塞诸塞州的约翰·F.肯尼迪便是其中之一。他逐渐意识到发展中地区已成为冷战的重要战场。在这场关乎自由生活方式生死存亡的意识形态斗争中，美国必须放弃反对中立主义的那套经文法器，积极地以资本主义经济增长方式引导欠发达国家朝着现代社会迈进，消除“共产主义病毒”赖以滋生蔓延的贫困动荡。1956年，这位年轻的参议员开始就外援政策特别是印度经济发展形势问题与罗斯托交换意见。1957年11月，打算以“援助印度议案”作为竞选策略之一的肯尼迪派助手弗雷德里克·霍尔本(Frederick Holborn)去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争取专业人士的支持，罗斯托和米利肯等人受邀成为其外交政策顾问。1958年2月26日，罗斯托借赴华盛顿参加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听证会之机与肯尼迪会面，并答应帮他撰写援印议案演讲稿。1958年3月25日，肯尼迪联合库柏向国会提交了一份议案，要求美国组织其他西方国家援助印度完成第二个五年经济发展计划。他在关于议案的演讲中阐述的主张包括：美国偏重军事反应的政策方针不足以解决欠发达地区不结盟国家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印度是名副其实的民主国家，第一个五年经济发展计划已经证明其具有实现增长的能力，它在与共产党中国的经济竞赛中究竟表现如何对第三世界来说具有重要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意义；由于外汇短缺，印度的二五计划危若累卵；当前的美援水平对印度来说只是杯水车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工业化国家必须立即向印度提供大规模经济援助；“印度的经济已然起飞，此次努力将使她在本世纪末跻身世界大国行列。……当前的印度恰如1947年的西欧，既让我们无限期待，又使我们面临严峻的考验——我相信美国人民会等同视之。”议案在参议院获得通过，然而却遭到众议院的否决。民主党在1958年11月国会选举中的大获全胜，众多抵制开发援助的议员离去，美国政府对地区开发计划态度开始转暖，其他工业化国家在援助印度问题上也表现出兴趣，这促使肯尼迪和库柏在1959年2月19日再次将修改后的议案提交到国会。根据罗斯托拟定的讲稿，肯尼迪发表了题为“经济差距”的演讲，提出“经济差距是美国面临的最大挑战。……而我们对这一挑战做出的反应却是时断时续，畏首畏尾，三心二意。……1959年可能也应该是我们大显身手的时机。今后几个月的国会讨论将为我们提供一个前所未有的机遇。如果我们立即采取适当行动，经济差距可能会因此而缩小。1959年的印度经济面临两种可能性——崩溃抑或走向超越人口膨胀、实现经济稳定并为未来的持续发展和增长奠定基础的‘起飞’。”9月，国会批准了“肯尼迪—库柏决议案”，成立了援助南亚经济开发的世界银行代表团。(38)
        总而言之，由于艾森豪威尔在财政方面奉行的是共和党压缩政府支出、维持收支平衡的传统理念，(39)不愿大规模增加对外援助，因此“世界经济计划”始终没有获得政府的支持。但这并不意味着罗斯托的努力一无所获：一方面，包括部分政府官员在内的许多美国人理解甚至接受了罗斯托的学术思想和外援主张，“起飞”一跃成为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讨论的关键词；另一方面，罗斯托在推进其政策建议的过程中帮助肯尼迪通过了援印议案，意外地得到了肯尼迪的赏识，为后来踏入决策圈打下了良好的人际基础。
        三“经济增长阶段论”的影响
        1960年，罗斯托出版了《经济增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该书将经济增长过程划分为五个阶段，并标示出各个国家在这一进程中所处的位置。发展中国家从“经济增长阶段论”中看到的是“起飞”所需的各项条件、外援的价值、自助的重要性，以及未来的发展前景；西方工业化国家从“经济增长阶段论”中看到的则是自身发展经验的普适性、开发援助在预防和治愈共产主义这种“过渡时期病症”方面的绝佳“疗效”及其具体的操作流程。从这个意义上讲，此书是真正的应时之作。正如美国学者戴安娜·孔兹(Diane B. Kunz)评论的那样，“罗斯托主义为对抗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提供了知识武器，依此行事似乎可以轻而易举地阻挡共产主义的扩张。只要美国投入种子基金(seed money)，那么发展中地区就几乎一定会走上非共产主义的经济发展道路。”(40)换言之，正因为罗斯托现代化理论的内容浅显明了，政策建议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意识形态内涵与反共主义相契合，所以才受到决策者的青睐，成为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对外开发援助政策的理论基础。
        (一)“经济增长阶段论”与对外开发援助政策的制订
        在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顾问中，肯尼迪最看重罗斯托，因为他精力旺盛，热情洋溢，总是能对咨询做出“言辞犀利、态度明确的答复。”受到重用的罗斯托亦不失时机地以“经济增长阶段论”为画笔，描绘出美国对外开发援助事业的未来图景。1960年12月，他向已当选总统的肯尼迪进言：“新一届政府上台伊始的首要任务之一是在对欠发达国家的援助方面取得突破，这对(保持或提高)自由世界的地位至关重要。”(41)1961年3月2日，身为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特别助理的罗斯托在一份有关“发展的十年”的备忘录中进一步指出：“欠发达地区相当多的国家将在20世纪60年代到达或接近起飞点，……只要我们大家埋头苦干，阿根廷、巴西、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印度、菲律宾、台湾、土耳其、希腊——或许还有埃及、巴基斯坦、伊朗和伊拉克——都有可能在1970年实现自促增长。”美国应努力改变发展中国家的面貌，为西方赢得人心。白宫在推进这一计划时须借用由“起飞”走向“自促增长”(Self-sustained Growth)的学说，只有这样国会和受援国才会相信美国的干预只是暂时之举。肯尼迪接受了罗斯托的建议，委托他撰写3月22日呈交国会的外援特别咨文。(42)咨文开篇便指出了推行新的外援政策的必要性，认为当前的外援计划和理念很多方面都不尽如人意，如断断续续的短期资助，毫无规划的项目取向，僵化拖沓的运行机制，以及应急近视的政治目标等等，根本无法适应美国和欠发达地区的需要；“自由欠发达国家”普遍存在的贫穷与动荡很可能引起现行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崩溃，这些虚弱的肌体正是“共产主义病毒的最佳入侵对象”。如此恶劣的外部环境不仅会给美国的国家安全带来灾难性的影响，而且将使美国永享繁荣富庶的愿望化为一枕黄粱；20世纪60年代是“发展的十年”，为自由工业化国家通过外援推动欠发达国家实现自促增长——至少是逐渐走向自立——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美国一定可以向世人证明“20世纪会像19世纪那样，南半球与北半球也并无分别，经济增长和政治民主是可以携手并进的。”为此，肯尼迪提出了一整套新的外援方针：统一外援管理机构；以单个受援国为单位制订长期开发援助计划并提供长期资金；在援助类型上特别强调以美元偿付的贷款；鼓励受援国充分动员自身资源、采取必要的社会经济改革措施并制订长期经济发展计划；尽可能地鼓励其他工业化国家提高对欠发达地区的援助水平；将社会和经济开发援助与军事援助分开。(43)
        8月31日，国会通过了《1961年对外援助法》。9月4日，肯尼迪签署了该法案。《1961年对外援助法》承认了3月22日外援特别咨文提出的大部分方针，将推动第三世界发展看成是一个需要因国而异地制订计划并确保财力支持的长期奋斗目标，认定开发援助的主要目的是促使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增长、自由民主和政治稳定，进而阻止共产主义“扩张”，防止欠发达地区因贫困而陷入混乱。11月3日，国际开发署(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成立，它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主要强调长期经济和社会开发援助的外援机构，全面接管了分散在国际合作署(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ency)、开发贷款基金、进出口银行(Export-Import Bank)和农业部“粮食换和平”(Food for Peace)计划中的各项援助职能。隶属于国务院的国际开发署下设非洲和欧洲局、近东和南亚局、远东局与拉美局，具体职责是根据对单个国家的长期开发计划审核并完成援助项目。国际开发署的援助以开发贷款为主，诸多开发计划的理论假设均来自于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论”。这一切表明，经过罗斯托数年的苦心经营，“经济增长阶段论”终于占领了“华盛顿市场”。(44)
        1963年11月22日，林登·约翰逊(Lyndon B. Johnson)继任总统。约翰逊执政期间，罗斯托先后担任国务院政策规划委员会主席兼顾问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他依旧十分关注对外开发援助问题，不断提出相关的政策主张。1964年10月28日，他在致国务卿迪安·腊斯克(Dean Rusk)的备忘录中建议，“在下一阶段，我们必须努力改变援助政策的重点，进一步强调农业发展的重要性，促使各国私人企业发挥更大的作用，增加经济和军事援助总额。”1966年10月14日，罗斯托又在致约翰逊总统的备忘录中就对外援助的未来发展方向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强调继续奉行“地区主义”(Regionalism)，以迫使当地人民在自身发展方面承担更大的责任，更加充分合理地利用援助资源，逐渐减轻美国的政治和军事负担；推动欧洲和日本加大援助力度；坚持将粮食和人口、教育、健康、提高私企作用和鼓励私人投资作为对外开发援助的四个主要方向。(45)
        部分地由于罗斯托的建言献策，约翰逊政府在大体遵照前任确立的对外开发援助政策方针的同时，也进行了一些局部调整，有重点地向最有可能取得经济进步、实现经济自立的发展中国家提供开发援助；遵照“地区主义”，加强对以湄公河流域南俄大坝(Nam Ngum Dam)为代表的区域开发合作计划，以及非洲开发银行(African Development Bank)等地区金融组织的支持；提出“向饥饿宣战”(War on Hunger)的口号，着力协助第三世界国家提高粮食产量、降低人口出生率；竭力提高欠发达国家人民的健康水平和受教育程度；更加重视私人机构和企业在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以“多边主义”(Multilateralism)为指导，更坚决地要求其他工业化国家增加对第三世界的开发援助。(46)
        (二)“经济增长阶段论”与“争取进步联盟”
        在肯尼迪、约翰逊政府的各项对外开发援助计划中，受“经济增长阶段论”影响最大的是争取进步联盟(Alliance for Progress)。1958-1959年美国副总统尼克松的拉美之行，巴西总统朱赛里诺·库比切克(Juscelino kubitschek)发起的“泛美行动”(Operation Pan-America)倡议，以及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的上台，这些事件促使艾森豪威尔政府提高了对拉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视程度，泛美开发银行(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和社会进步信托基金(Social Progress Trust Fund)相继成立。(47)1960年8月，总统候选人肯尼迪的外交政策和防务小组开始制订改善拉美经济状况的详细计划。时任众议院立法监督小组委员会(Legislative Oversight Subcommittee)特别顾问的肯尼迪的助手理查德·古德温(Richard Goodwin)以“经济增长阶段论”为框架，广泛吸纳了罗斯托提出的“民主的示范效应”，“美国所取得的政治经济成就会因国际社会的认同和分享而大放异彩”，以及“经济援助理应摆脱短期政治目标束缚”等思想，为肯尼迪撰写了拉美问题演讲稿，全面阐述了民主党的拉美政策构想。事实证明，肯尼迪作出的关于建立美拉伙伴关系和向拉美提供大规模长期开发援助的承诺唤起了西半球各国对“现代社会”的向往，收到了极佳的宣传效果。1960年10月至1961年初，肯尼迪内阁班子一直忙于设计针对拉美的大规模开发援助计划，即“争取进步联盟”。“自助”、“由起飞走向自促增长”、以受援国的“吸收能力”作为发放开发贷款的标准，以及经济增长与政治民主可以携手并行等罗斯托现代化理论的基本理念成为肯尼迪鼓舞人心和打动国会与拉美国家的话语体系。1961年3月13日，白宫举行拉美各国外交官集会。肯尼迪发表了主题演讲，号召西半球人民“加入新生的争取进步联盟——一项规模空前、目标高尚的大型合作计划，以满足美洲人民的住房、就业、土地、健康和教育需求。”美国将马上要求召开泛美经济和社会理事会(Inter-American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会议，敦促拉美各国制订旨在实现民主和取得进步的十年发展计划，主要内容为充分利用自身资源、调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发起社会改革。1961年8月，泛美经济和社会理事会会议通过了由古德温和罗斯托起草的著名的埃斯特角宪章，(48)“争取进步联盟”由此成立。在宪章预期达到的12项总体目标中，有7项是由罗斯托提出来的，其他诸如要求受援国制订长期的、详细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以及强调农业改革等规定也明显地带有“经济增长阶段论”的印记。(49)
        虽然埃斯特角宪章的豪言壮语令拉美人民心向往之，但奇迹迟迟没有出现。(50)肯尼迪总统的遇刺使争取进步联盟的前景变得更加黯淡。约翰逊继任总统后，在国内承诺建设“伟大社会”，在国外立誓打赢越南战争，拉美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失去了以往的重要性和优先地位。作为“争取进步联盟”设计师之一，罗斯托心有不甘。1966年4月4日，他在致约翰逊的备忘录中提到，越南危机“主导着公众对总统及其外交政策的看法”，政府应该想办法将公众的注意力引向总统在外交政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例如保证和促进“争取进步联盟”目标的实现。10月14日，罗斯托进一步指出美国必须增加对拉美的开发援助。1967年3月13日，约翰逊要求国会将此后5年对拉美的援助额提高至15亿美元。4月，美洲国家组织(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峰会在埃斯特角城召开。约翰逊总统与20位拉美国家元首举行会谈，要求建立拉美共同市场并推行经济改革。会议通过了“美洲各共和国总统致美洲人民章程”，宣布拉美各国将共同促进民主，推动经济一体化进程。可是，10月罗斯托不得不在向约翰逊汇报时承认：“埃斯特角城会议后半年间，争取进步联盟并未取得明显成绩。”(51)
        (三)罗斯托与“和平队”计划
        美国志愿援外机构“和平队”(Peace Corps)的建立和运作同样伴随着“经济增长阶段论”的影子。1960年大选刚刚结束，肯尼迪马上给罗斯托写信，委托他与米利肯“担负起研究和平队这个想法的责任，搞出点什么东西来，以便我能在1961年冬天予以实施”。(52)1961年2月28日，罗斯托在呈交肯尼迪的题为“外援关键问题”的备忘录中指出，推行“新面貌”外援政策的必要步骤之一是调整技术援助的方向，重点强调提高受援国的基础教育水平，向受援国人民传授现代科学知识并对他们进行技术培训。出于这一考虑，应将拟建的和平队与这项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计划结合起来。(53)3月1日，肯尼迪发布第10924号行政命令，决定组建和平队，主要职责是配合美国、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的对外援助计划，向海外人士提供培训和服务。(54)为了保证志愿者能够完成推动第三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使命，和平队培训部不仅要求学员学习受援国的语言和文化，而且特意布置他们去阅读一些与欠发达地区未来发展方向有关的著作，其中包括罗斯托的《经济增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55)约翰逊政府时期，和平队的规模达到了顶峰，人数最多时有15000多人，活动范围遍及发展中国家。然而，正是从这时起，和平队存在的问题相继暴露出来，以致遭到多个国家的驱逐。(56)
        (四)“经济增长阶段论”与“战略村”计划
        美国在越战中推行的“战略村”(Strategic Hamlets)计划某种程度上也受到了“经济增长阶段论”的影响。1961年6月，经肯尼迪批准，罗斯托代表政府在布莱格堡(Fort Bragg)发表了题为“欠发达地区游击战”的政策声明。声明指出，共产党人发动的游击战是其“利用欠发达国家内在的不稳定因素”的策略的一部分，目的是通过推广自己的“民族解放”发展模式使欠发达国家相信“只有共产主义才能帮助他们实现其获得独立、世界地位和经济进步的热切愿望”。游击队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过程中的“食腐动物”，要想消灭他们，必须加速当地的社会进步，促使其早日实现现代化。(57)11月20日，国务院出台了一份经罗斯托修改的关于欠发达地区共产党游击战的研究报告，倡导美国应把在欠发达地区的政策目标设定为“推动现代化”、“维护法律秩序”、“催生自由政府管理理念”，以及“支持建设性外交政策立场”，一边以武力镇压共产党的“颠覆”活动，一边通过经济开发和技术援助促使当地政府推行改革。(58)在以上思想的指导下，1962年3月肯尼迪政府开始在南越实施战略村计划。具体做法是把农民驱赶和集中到各个战略村，由国际开发署向他们提供修建新的住房所需的建筑材料及医疗设备、教育设施、牲畜、农药和食品，争取一举实现阻断越共与农村的联系和将“与世隔绝、愚昧无知”的南越人塑造成为“现代公民”的双重目标。(59)南越吴庭艳政权也大力鼓吹该计划，认为这是“一场适应欠发达国家的政治、社会和军事三位一体的革命，可以同时解决越南面临的落后、内乱和共产主义三大结构性问题”。(60)但事实证明，战略村计划既没有达到割断越共与农民联系的目的，也没有实现推动南越走向现代化的理想。(61)
        争取进步联盟并未使拉美贫困人口真正受益，和平队先后被十几个国家驱逐，战略村计划无果而终，这一切不仅仅是由于美国政府没有得到本国国会和各受援国统治集团的全力配合，更重要的是因为作为这些对外开发援助项目理论假设的“经济增长阶段论”是从西方工业化国家发展历程中抽取出来的简单的线性单向发展模式，与欠发达地区复杂各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无法契合。
        结论
        1940和1950年代，在学界和官界“旋转”的罗斯托认为共产主义在亚洲盛行的主要原因是，“与西方冗长复杂的概念相比，其简明的口号更易于被当地知识分子掌握”。(62)为了替代马克思主义，他另行构建了一套用于解释和指导全球变迁的通俗易懂的理论——“经济增长阶段论”。虽然罗斯托承认任何两个国家的历史文化、政治制度和资源储备都不相同，但同时又相信社会科学研究者可以从英国、法国、美国等西方现代化先驱的发展历程中抽取出普适的共同特征，即每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必然经历“传统社会”、“起飞的前提条件阶段”、“起飞阶段”、“走向成熟阶段”和“大众消费阶段”。(63)在这一线性单向的模式中，欠发达地区应该沿着西方历史演进的路线，由“传统社会”或“起飞的前提条件阶段”向“起飞阶段”迈进；以美国为首的各工业化国家有能力也有责任通过“伙伴计划”推动后来者走向“起飞”，进而引导民族主义力量集中精力进行国内建设，防止共产主义在“过渡时期”乘虚而入。为确保实现预期目标，罗斯托具体规定了计划所需的年限和资金，列出了实施计划所应遵循的各项原则。这与致力于与苏联争夺第三世界的肯尼迪政府的理论需求不谋而合。但事实上，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论”与政治之间始终处于“互动”但不“相容”的状态。因此，据此制订出来的对外开发援助计划并没有如设想的那样使欠发达国家迅速地由“传统社会”过渡到“现代社会”，其主要根源在于工具取向决定了“经济增长阶段论”势必有意无意地夸大西方国家工业化道路的示范作用而忽略欠发达地区复杂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现实。
        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冷战期间，社会科学理论为决策者所接受乃至上升为对外政策指导思想至少需要三个条件：简明普适——以尽可能少的变量解释尽可能多的社会现象；可操作性强——由抽象的科学理论推演出具体的行动路线并详细预测其未来绩效；迫切的现实关怀——阐发政府的主流意识形态，表达部分公众的内心愿望。然而，同时满足以上条件的代价很可能是或多或少地牺牲社会科学理论追求真理的本义；反过来，依据这样的社会科学理论制定出来的国家对外政策必然出现偏差。这不仅仅是罗斯托面临的困境，更是冷战时期美国其他拥有社会科学理论家与政府官员双重身份的研究者面临的共同困境。
        注释：
        ①该研究领域的主要成果如：Noam Chomsky and Howard Zinn(eds.), The Cold War & the University: Toward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Postwar Years(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97); Christopher Simpson(ed.), Universities and Empire: Money and Politic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during the Cold War(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98); Nils Gilman, Mandarins of the Future: Modernization Theory in Cold War America(Baltimore: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3)；[美]雷迅马：《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社会科学与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牛可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牛可：《自由国际主义与第三世界：美国现代化理论兴起的历史透视》，载《美国研究》，2007年第1期，第34～56页；于群：《社会科学研究与美国心理冷战战略：以“学说宣传项目”为核心的探讨》，载《美国研究》，2007年第2期，第68～82页。
        ②Kimber Charles Pearce, Rostow, Kennedy, and the Rhetoric of Foreign Aid; David Grosman Armstrong, "The True Believer: Walt Whiteman Rostow and the Path to Vietnam," Ph. D Dissertation,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2000; Park Tae-Gyun, "W. W. Rostow and Economic Discourse in South Korea in the 1960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Area Studies, Vol. 2, 2001, pp. 55～66; Piki Ish-Shalom, "The Role of Theoretical Concepts in Forming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he Case of Rostow, the Modernization Theory, and the Alliance For Progress," Region and Politics, Vol. 13, 2004, pp. 1～30; David Milne, "Our Equivalent: Walt Rostow and the Bombing of North Vietnam, 1961-1968,"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Vol. 71, January 2007, pp. 169～203；梁志：《罗斯托、现代化理论与冷战》，载《世界近现代史研究》(第二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3～265页。
        ③W. W. Rostow, Eisenhower, Kennedy, and Foreign Aid(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5), pp. 14～20.
        ④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 1955-1957, Vol. 10, Mutual Security and Foreign Aid, pp. 28～30, 32～33, 35, 53, 64～65, 187, 200; FRUS, 1955-1957, Vol. 21, East Asia Security, p. 28; FRUS, 1958-1960, Vol. 4, Mutual Security and Foreign Aid, pp. 473～475.
        ⑤Pinar Bilgin & Adam David Morton, "Historicising Representations of 'Failed States': Beyond the Cold-War Annexation of the Social Sciences?"(注：其中的“Historicising”一词的拼法照引原文，疑为“Historicizing”)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23, No. 1, 2002, pp. 58～59；David L. Szanton, "The Origin, Nature, and the Challenges of Area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 Area Studies and the Disciplines, 2003, available at: http://repositories,cdlib.org/uciaspubs/editedvolumes/3/1; 雷迅马：《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社会科学与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第78～80页。
        ⑥The Process of Economic Growth, New York: W. W. Norton and Company, 1952.
        ⑦W. W. Rostow,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Growth(New York: W. W. Norton and Company, 1952).
        ⑧A Proposal: Key to an Effective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57.
        ⑨Max F. Millikan & W. W. Rostow, A Proposal: Key to an Effective Foreign Policy(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57).
        ⑩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A Non-Communist Manifesto,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0.
        (11)W. W. Rostow,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A Non-Communist Manifesto(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0).
        (12)在这一阶段，经济结构在有限的生产函数内发展，农业为主要生产部门，制造业不同程度地得到发展。然而，由于缺乏必要的现代科学知识，劳动生产率进步有限。
        (13)期间，教育得到发展，新型企业家出现，对交通、通讯及原材料的投资增加，国内外商业范围扩大，现代制造业广泛发展。但因为受到旧的政治制度的束缚，这些经济活动进展缓慢。
        (14)这是五个阶段中最重要的阶段，此时投资率与储蓄率可能由占国民收入的5％左右提高到10％乃至更多，新兴工业迅速发展，农业生产率大幅提高。在10年或20年后，经济和社会结构发生较大转变，稳定的经济增长率得以保持。
        (15)大体相当于“自促增长阶段”，“起飞”开始后约60年一般可达到成熟阶段，经济超越曾推动“起飞”的初级工业的水平，有能力非常广泛地利用资源和现代技术的最先进成果。
        (16)主要生产部门转向耐用消费品和服务业。
        (17)W. W. Rostow,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A Non-Communist Manifesto, pp. 29, 112～114, 143～144.
        (18)W. W. Rostow,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A Non-Communist Manifesto, p. 164.
        (19)W. W. Rostow,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A Non-Communist Manifesto, pp. 160, 162～164.
        (20)在此，如此区分只是为了论述方便，事实上二者的关系无论是在广义的美国思想发展史上还是在罗斯托的著作中均远非泾渭分明。
        (21)有关美国“自由主义传统”的论述，参见Robert S. Snyder, "The U. S. and Third World Revolutionary States: Understanding the Breakdown in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3, No. 2, June 1999, pp. 265～290; Robert A. Packenham, Liberal America and the Third Worl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deas in Foreign Aid and Social Science(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3), pp. 111～160；[美]迈克尔·亨特：《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褚律元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96～130页。
        (22)Max F. Millikan & W. W. Rostow, A Proposal: Key to an Effective Foreign Policy, pp. 4～5, 141～142.
        (23)Max F. Millikan & W. W. Rostow, A Proposal: Key to an Effective Foreign Policy, pp. 1～2, 25～26,37～39,49～50; W. W. Rostow,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A Non-Communist Manifesto, pp.139～142.
        (24)Max F. Millikan & W. W. Rostow, A Proposal: Key to an Effective Foreign Policy, pp. 126～127.
        (25)关于这些美国思想文化质素的由来和影响，参见王晓德：《美国文化与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17～57，229～281页；[美]迈克尔·亨特：《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褚律元译)，第51～95页。
        (26)W. W. Rostow,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A Non-Communist Manifesto, pp. 17～18.
        (27)W. W. Rostow,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A Non-Communist Manifesto, p. 139; Max F. Millikan & W. W. Rostow, A Proposal: Key to An Effective Foreign Policy, pp. 131～132.
        (28)Max F. Millikan & W. W. Rostow, A Proposal: Key to An Effective Foreign Policy, pp. 7～8, 39, 149～151.
        (29)Kimber Charles Pearce, Rostow, Kennedy, and the Rhetoric of Foreign Aid, pp. 11～12, 32.
        (30)Allan A. Needell, "'Truth Is Our Weapon': Project TROY, Political Warfare, and Government-Academic Relations in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ate," Diplomatic History, Vol. 17, No. 3, Summer 1993, pp. 399～417; Zaheer Baber, "Modernization Theory and the Cold War,"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Vol. 31, Issuel，2001，pp. 71～85；于群：《“特洛伊计划”：美国冷战心理宣传战略探微》，载《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第5～12页。
        (31)1954年3月30日，艾森豪威尔总统在提交国会的咨文中阐发了新一届政府对外经济政策的要义：“援助——我们希望削减；投资——我们希望扩大；货币兑换——我们希望更加便利；贸易——我们希望发展。”这标志着“贸易而非援助”政策的出台。当年国会批准的外援拨款额仅为24亿美元，86％属于军事和防务支持援助。
        (32)W. W. Rostow, Concept and Controversy: Sixty Years of Taking Ideas to Market(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2003), pp. 209～213; Mark H. Haefele, "Walt Rostow's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Ideas and Action," in David C. Engerman, Nils Gilman, Mark H. Haefele, and Michael E. Latham(eds.), Staging Growth: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and the Global Cold War(Boston: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2003), pp. 84～85; Kimber Charles Pearce, Rostow, Kennedy, and the Rhetoric of Foreign Aid, pp. 51～52; Burton I. Kaufman, Trade and Aid: Eisenhower's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1953-1961(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2)，pp. 49～50.
        (33)FRUS, 1952-1954, Vol. 1, Gener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Matters, Part 1, pp. 83～86.
        (34)Sergey Y. Shenin, America's Helping Hand: Paving the Way to Globalization(Eisenhower's Foreign Aid Policy and Politics)(New York: Nova Science Publishers, Inc., 2005), pp. 39～65.
        (35)FRUS, 1955-1957, Vol. 5, Austrian State Treaty; Summit and Foreign Ministers Meeting, 1955, pp. 216～220；FRUS, 1955-1957, Vol. 19,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p. 84.
        (36)W. W. Rostow, Concept and Controversy: Sixty Years of Taking Ideas to Market, pp. 171～172; 213～214.
        (37)Kathryn C. Statler and Andrew L. Johns, The Eisenhower Administration, the Third World, and the Globalization of the Cold War(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6), pp. 58～60; Robert R. Bowie and Richard H. Immerman, Waging Peace: How Eisenhower Shaped an Enduring Cold War Strategy(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210～211; Nils Gilman, Mandarins of the Future: Modernization Theory in Cold War America, pp. 177～179; Sergey Y. Shenin, America's Helping Hand: Paving the Way to Globalization, pp. 83～84, 89, 97; Burton I. Kaufman, Trade and Aid: Eisenhower's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1953-1961, pp. 96～100, 103～104.
        (38)W. W. Rostow, Concept and Controversy: Sixty Years of Taking Ideas to Market, pp. 189～193, 235～243; Zaheer Baber, "Modernization Theory and the Cold War," pp. 71～85.
        (39)Sergey Y. Shenin, America's Helping Hand: Paving the Way to Globalization, pp. 5～6.
        (40)Diane B. Kunz, Butter and Guns: America's Cold War Economic Diplomacy(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7), pp. 125～126; Kimber Charles Pearce, Rostow, Kennedy, and the Rhetoric of Foreign Aid, pp. 18～19, 75～77.
        (41)Kimber Charles Pearce, Rostow, Kennedy, and the Rhetoric of Foreign Aid, p. 87.
        (42)Kimber Charles Pearce, Rostow, Kennedy, and the Rhetoric of Foreign Aid, p. 97; Mark H. Haefele, "Walt Rostow's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Ideas and Action," pp. 89, 94～95; Piki Ish-Shalom, "The Role of Theoretical Concepts in Forming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he Case of Rostow, the Modernization Theory, and the Alliance For Progress," pp. 5～6.
        (43)"Special Message to the Congress on the Foreign Aid," March 22, 1961, reproduced from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available at: 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index.php?pid=8545&st=&st1＝.
        (44)Samuel Hale Butterfield, U. S. Development Aid: An Historic First: Achievements and Failur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PRAEGER, 2004, pp. 59～60, 62; 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 History of Foreign Assistance," available at: http://www.usaid.gov/about_usaid/usaidhist.html.
        (45)FRUS, 1964-1968, Vol. 9,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Defense Policy; Commodities, pp. 36～38, 161～164.
        (46)"Special Message to the Congress on the Foreign Aid," March 19, 1964, reproduced from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available at: 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index.php?pid=26118&st=&st1=; "Special Message to the Congress on the Foreign Aid," January 14, 1965, reproduced from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available at: 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index.php?pid=26885&st=&st1=; "Special Message to the Congress on the Foreign Aid," February 9, 1967, reproduced from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available at: 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index.php?pid=28494&st=&st1=; "Special Message to the Congress on the Foreign Aid Program," February 1, 1966, reproduced from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available at: 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index.php?pid=27804&st=&st1=.
        (47)Burton I. Kaufman, Trade and Aid: Eisenhower's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1953-1961, pp. 164～166, 199～200.
        (48)会议在乌拉圭的埃斯特角城(Punta del Este)举行，宪章由此命名。
        (49)Jeffrey F. Taffet, Foreign Aid as Foreign Policy: The Alliance for Progress in Latin America(New York: Taylor & Francis Group, LLC, 2007), pp. 199～233; Kimber Charles Pearce, Rostow, Kennedy, and the Rhetoric of Foreign Aid, pp. 23～25, 87～101, 103～108.
        (50)雷迅马：《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社会科学与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第158～168页。
        (51)Jeffrey F. Taffet, Foreign Aid as Foreign Policy: The Alliance for Progress in Latin America, p. 9; Kimber Charles Pearce, Rostow, Kennedy, and the Rhetoric of Foreign Aid, pp. 111～114.
        (52)雷迅马：《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社会科学与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第181页。
        (53)"Walt Rostow Discusses Crucial Issues in Foreign Aid," February 28, 1961, CK3100084838～CK3100084839, Declassified Documents Reference System(DDRS)(Gale Group, Inc).
        (54)"Executive Order 10924～Establishment and Administration of the Peace Corps in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March 1, 1961, available at: 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index.php?pid=58862&st=&st1=.
        (55)雷迅马：《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社会科学与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第188～189页。
        (56)刘国柱：《20世纪六七十年代和平队被逐原因探析》，载《历史教学》，2004年第11期，第35页。
        (57)Douglas S. Blaufarb, The Counterinsurgency Era: U. S. Doctrine and Performance, 1950 to the Present(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77), p. 57；雷迅马：《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社会科学与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第266～267页。
        (58)"Report on the Situation in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Where Communist-inspired Guerrilla Warfare Exists," November 20, 1961, CK3100489912～CK3100489957, DDRS.
        (59)雷迅马：《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社会科学与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第290～295页。
        (60)"Letters Reflecting Comments on Situation in South Vietnam," July 16, 1962, CK3100367639～CK3100367640, DDRS.
        (61)汪堂峰：《试论美国和原南越吴庭艳伪政权的战略村计划及其失败》，载《东南亚纵横》，2003年第5期，第35～36页。
        (62)David C. Engerman, "The Romanc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New Histories of the Cold War," Diplomatic History, Vol. 28, No. 1, January 2004, pp. 38～39.
        (63)Max F. Millikan & W. W. Rostow, A Proposal: Key to an Effective Foreign Policy, pp. 43～44.^NU1
     
    转自《美国研究》(京)2009年1期第120～137页

责任编辑：刘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