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越英

【英文标题】The US Government’s Operation Matterhorn and Nuclear Strategy in the Latter Period of World War II
    【作者简介】胡越英，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在职博士生。
    【内容提要】 1944年1月26日，美国陆军第十四航空队指挥官陈纳德在写给罗斯福的信中抱怨：“自从放弃缅甸计划后，中国战场似乎就只剩马特洪恩计划了”。“马特洪恩计划”在当时的中国战区的优先地位由此可见。而马特洪恩计划又是一个什么样的计划？为何能取得如此优先的地位？通过研究笔者发现，马计划与曼哈顿计划（美国第一颗原子弹制造计划）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可以说，马特洪恩计划在中国战区处于最优先地位，正是美国核战略优先的体现。
    【关 键 词】核战略/马特洪恩计划/曼哈顿计划/B－29轰炸机

        从1941年到1945年，美国在华航空部队除人们熟知的陆军第十四航空队和第十航空队外，还有一支因执行马特洪恩计划（Operation Matterhorn）而略显神秘的第二十航空队（20th AirForce）。① 近些年来，国内史学界对第二十航空队及马特洪恩这一关涉美国政府、国民政府、四川省政府三方的历史事件开始有一定的关注。② 美国史学界虽对马特洪恩计划早有研究③，但存在因使用旧有资料导致基本结论无法自圆其说的问题。本文试图利用传统资料及其他重要新信息，对马特洪恩计划的形成、实施过程及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对照，找出导致该事件长期扑朔迷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
        所谓“马特洪恩计划”，是指1944年6月至1945年3月，美国利用当时最先进的B－29重型轰炸机从印度和中国成都附近的前进机场④ 出发，对日本本土实施的自1942年杜立特（Doolittle）之后新一轮战略轰炸。该计划在筹划之时，因其预计效果不佳，及高昂的经济成本、政治代价曾受到美国各界的普遍反对。计划实施后的情况也证实了这些“预言”，即此行动并没有对日本军工造成多大的破坏，却耗费了巨大的人力、财力，还导致了美中之间长达一年的“经济纠葛”。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几乎无助于战争”的“亏本买卖”，竟得到了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全力支持，给予它仅次于曼哈顿计划的优先权。这种决策，使很多的历史当事人感到“不可思议”，即便战后美国的史学家仍感“怪异”。
        一马特洪恩计划的形成
        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后的一年内，虽然占领了亚太广大区域，但正如日本政府在发动太平洋战争时所做的预测那样，由于岛国资源有限，无法对美国本土发动进攻。所以，发动太平洋战争只是为了打击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兵力，切断美、澳之间的联系，清除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反攻基地；粉碎英、美、荷在远东的根据地，确保日本的生存和安全，同时采取积极措施促使国民政府屈服；与德、意两国合作，首先制服英国，然后消解美国作战意志，把战争拖下去，最后迫使美国承认日本在远东地区的既得利益。⑤
        然而到1943年春，这些建立在诸多假设基础上的计划几乎全部破灭。中途岛之战，日本遭到沉重打击，失去战略主动权；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则使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从战略进攻转向战略防御。美军乘机进行战略调整，于1943年5月逐次从北、中、南和西南太平洋等方向开始了对日逐岛和越岛争夺战。⑥ 为配合太平洋上的战略进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决定在中、缅、印战场安排一支重型轰炸机部队袭击日本本土，这就是执行马特洪恩计划的B－29战略航空部队，即后来的美国陆军第二十航空队。
        据曾直接管辖第二十航空队的美国陆军航空司令亨利·阿诺德（Henry H. “Hap”Arnold）回忆，在1943年11月开罗的六分仪会议（SEXTANT Conference）上，陆军航空部队得到了他们想要的大部分，即用B－29轰炸德国和尽快（大约在1944年6月）对日本实施战略进攻。不过，早在1941年B－29的产量还不足的时候他就明白，要想用B－29来对付日本，必须首先从马里亚纳群岛或中国的基地出发。他说：“我们在提出各种对日作战方案时，自然首先想到的是从中国出发作战”。但此时日本已经沿着河流、铁路、公路而上占据了成都、重庆以东的所有稍微好一点的航空基地，沿海还剩下一些小的机场，有必要时可以扩建使用。不过，美军没有把握蒋介石的军队能不能一直保卫这些机场，他们只能把这些小机场用作袭击日本往返途中的加油站。美军还考虑过从阿留申群岛出发执行任务，但由于那里缺乏适合的机场以及持续不断地坏天气打消了念头。⑦
        马里亚纳群岛，尤其关岛、塞班、提尼安岛，与其他地方相比可以说是更为理想的空军基地。可“美中不足的是，此时我们离马里亚纳群岛还远着呢。我们应该先占领它，然后再在那里修建B－29基地”。美军于是“把第一支B－29分遣队派往中国，从南大西洋转非洲航线，到成都周边的前进基地”。“从成都到日本本土（如东京）大约2000海里，这使得B－29不得不在去或回的路上再次加油，要么就得减少载弹量。而从马里亚纳群岛到东京只有1400海里的距离，所以我们急切地希望能早日占领该岛”。⑧ 就当时的情形而言，要占领马里亚纳群岛就应先到成都⑨，从成都出发进攻日本本土配合太平洋上的占领行动。
        在开罗会议前的1943年11月12日，美国总统罗斯福正式告知蒋介石：“对于日本本土重要之目标，吾人现将发动猛烈的轰炸之攻势，似较预定为早。为完成此项目的，须在成都区域，有五个长型之轰炸机场，以供新式强力飞机之用，并需少许房屋之设备。凡此赖阁下密切之协助，期于1944年3月初得完成其准备……余将利用租借法案之经费以拨出其必需之款项，倘如是而得依限完成其工作。余深信吾人此次突然之奇袭将能予日本以致命之打击，此实为我二国人民所同心期盼者也。”⑩
        为协助美方在成都地区完成5个长型轰炸机场，国民政府于全川范围内调集约36万(11) 民工在新津、邛崃、广汉、彭山、华阳、绵阳、简阳等县及双流县的马家寺、双桂寺、彭家场、成都县的凤凰山等11地，修建B－29重型轰炸机和战斗机的前进机场，此即四川地方史上轰轰烈烈的B－29“特种工程”。
        二计划实施
        为实施从印度、成都出发袭击日本本土的马特洪恩计划，美国一方面加紧B－29飞机的改进和飞行训练，一方面催促英国和中国协助，在印度加尔各答地区和成都地区修建适于B－29起降的大型机场。在印度，由英国承建的B－29机场因有现代机械装备，进展迅速。而在四川成都附近的机场建设，因缺乏必要的施工工具，主要依靠该地人力完成，所以从1943年11月开始至翌年6月方交付使用。
        美国陆军第二十航空队以印度加尔各答和成都两地机场为基地，从1944年6月5日到1945年4月执行马特洪恩计划的49次独立任务。(12) 全部任务执行情况大致如下表所示。
        Matterhorn计划任务概况表日期目标所在地
    1944年6月5日泰国曼谷
    6月15日 日本九州八幡钢铁厂
    6月29日 辽宁鞍山、大连
    7月7日日本海军基地佐世保、长崎、八幡
    7月9日辽宁鞍山
    7月29日 鞍山、天津塘沽及郑州(B－29迫降苏联，被扣)
    8月10—11日 印尼西部苏门答腊岛的巨港、长崎
    8月11日 日本九州长崎
    8月21日 日本九州八幡
    9月8日鞍山
    9月26日 鞍山、大连
    10月14、16日台湾
    10月25日日本九州大村
    11月3日 泰国曼谷
    11月5日 新加坡
    11月11日日本九州大村、南京、上海等地(迫降苏联，被扣)
    11月21日日本九州大村(迫降苏联，被扣)
    11月27日曼谷
    12月7日 沈阳
    12月14日曼谷
    12月18—19日(与十四航空队合作)汉口、日本大村、南京、上海，
    12月21日沈阳
    1945年1月2、
    25日2月1日新加坡、曼谷
    1月6日日本大村
    1月9、14、17日台湾
    1月25日 越南西贡
    2月7日仰光
    2月11日 曼谷
    2月19日 吉隆坡
    2月24日3月2、12日 新加坡
    2月28日 上海、马来西亚柔佛州
    3月17、22日 仰光
    3月28—29日 上海、越南西贡、新加坡
     

    资料来源：美国国家档案馆National Archives(Maryland), 20th Air Force Mission Reports, Air AG Bulky Files, “319.1”；《太平洋战争》（War in the Pacific,http://www. ww2guide.com/pacific.shtml）；《航空史》（Aviation History），美国航空史网站http://www.historynet.com/ahi/bloperationmatterhorn/index2.html；及《大公报》1944年6月16日－12月21日相关报道。
        马特洪恩计划的第一次行动是在桑德斯将军（General Saunders）带领下，于1944年6月5日由印度出发对泰国曼谷的日本铁路场的袭击，这是美国参战后最远的一次轰炸任务。由于B－29发动机故障和天气原因，导致从基地出发98架B－29中只有18架到达袭击目标所在地，最后的轰炸效果可以说是一个糟糕的开局。(13)
        执行马特洪恩计划的第二十航空队第五十八轰炸联队（58th Bombardment Wing）还来不及调整(14)，就在第二天6月6日接到华盛顿新的行动命令，要求他们于6月15日出动至少70架B－29，从中国成都出发袭击日本八幡工业基地。15日晚，第五十八轰炸联队68架满载炸药的B－29机群在成都基地加油后，依次间隔两分钟向日本方向出发，最后有47架到达日本南部队九州八幡帝国钢铁厂。不巧的是，八幡上空的烟雾挡住了袭击目标，仅有15架飞机能目测轰炸，其余32架均靠雷达袭击，这其中又只有1架全部击中预定目标，钢铁厂基本未受损失。第二次轰炸可以说也是收效甚微，但美国和中国的报纸都将其视为巨大的胜利。因为它是自1942年杜立特后的首次对日本本土轰炸，两国民众因此受到极大的精神鼓舞。
        B－29从中国成都出发对日轰炸一直持续到次年3月。其间，虽经沃尔夫（General K. B. Wolfe.）和李梅（General Curtis E.LeMay）两人的努力，轰炸效果仍和前两次一样很不理想。第五十八轰炸联队从成都撤回到印度基地，2月又出现在马里亚纳群岛美军新建的B－29基地上，从而结束了持续半年多的马特洪恩计划。
        三马计划何以获得最高优先权
        为实施从中国出发袭击日本本土的马特洪恩计划，美国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却没有取得“应有”的显著战果。而且，美国和中国就如何支付川西机场修建款问题还出现了近一年的恼人纠葛。这种开端和结局不仅令当时美国军界很多人不解，甚至不满，也令后来的史学家们感到迷惑。
        美国历史学家莫瑞斯·曼特罗夫（Maurice Matloff）在《联合作战战略计划》一书中，称该计划为“罗斯福总统个人很热衷”的，以“满足中国精神需求”和“维持中国抗战”为目的的高成本行动。(15) 诺曼纳斯和桑德兰（Romanus and Sunderland）在《史迪威的指挥权问题》中认为马特洪恩计划的战略目标——靠摧毁日本钢铁工业来降低日本战斗力——存在根本的错误，因为日本缺少的不是钢铁厂，而是生产钢铁的原料。所以，轰炸日本钢铁厂还不如轰炸运输钢铁原料的日本航船。他们认为，从这一点上讲，使用先进轰炸机的第二十航空队还不如陈纳德的第十四航空队。他们认可陈纳德的一些看法，以为马特洪恩计划还存在严重的指挥系统问题和后勤问题。(16) 从这两本著作看，早期美国史学界对马特洪恩计划的评价是“几乎无助于战争”。(17)
        随着时间的推移，上述观点的影响仍然很大，但开始有不同的声音出现。美国陆战大学（U. S ARMY WAR COLLEGE）的保罗·阿达姆斯（Pauld. Adams）和华盛顿资深航空史学者赫曼·沃克（Herman S. Wolk）两人的观点是这种改变的代表。前者认为：
        1.该计划维持了中国的继续抵抗，使中国成为一个有贡献的国家。美国也对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2.该计划为美国空军对战略轰炸理论提供了理想的试验场地，
        3.该计划保持了盟军在逐渐接近日本岛过程中对日本的军事压力。
        基于这三点，阿达姆斯得出与传统观点完全相反对结论：“马特洪恩计划是成功的。”(18)
        赫曼·沃克则针对诺曼纳斯和桑德兰的所谓“指挥权问题”提出，正是第二十航空队独特的指挥系统“赢得了打败日本的最后胜利，更为战后美国空军的独立提供了范本”。(19) 两人的基本立场可以说也是完全肯定马特洪恩计划的。
        另外，还有一些部分肯定的观点认为，马特洪恩计划“至少为后来马里亚纳群岛上B－29进一步行动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实战经验”(20) 等。可以看出，新时期的不同“声音”，正尝试着理解在当时历史环境中看似难以理喻的马特洪恩计划的合理性。
        然而，更大的迷惑渐渐凸现出来。那就是，尽管马计划有着上述维持中国抵抗、培植战后亲美亚洲势力的政治意义，以及配合太平洋战争的军事意义。但按照美国并不打算从中国对日发动大规模进攻的总战略，罗斯福政府有没有必要顶着军界巨大的阻力，动用不菲的财力、宝贵的美国人力，以及高昂的政治、外交代价，去成就这一事前就可预见失败、结果也很“失败”的计划呢？罗斯福似乎一意孤行地“满足着中国的精神需求”(21)，为他染上了一层相形于丘吉尔对中国更为“友善”的光环。然而，马特洪恩计划完成后的所谓“中国战区价值跌落”、华西机场款纠纷，以及罗斯福反悔曾经允诺蒋介石的10亿美元贷款，似在顷刻间打碎了中国对美国的“蜜月梦幻”(22)，消解了罗斯福的“友善”光环。这其实正说明罗斯福在该计划上的坚定立场并非出于对中国特别照顾的政治目的（就算客观存在这一政治效果，也只是副产品并非计划的核心目的），否则罗斯福应在计划结束后一如既往地对中国“友善”下去。
        既然“满足着中国的精神需求”的政治目的不是美国制定马特洪恩计划的根本出发点，那么，配合太平洋战争的军事目的又是否为该计划的全部目标，并足以解释该计划的种种非常规性呢？
        对于马特洪恩计划的军事效果，以曼特罗夫《联合作战战略计划》为代表的早期评价方式是看每次轰炸行动的效果，即直接从轰炸后敌我双方的伤亡和损失情况判断好坏。在这样的评价体系下，马特洪恩计划几乎没有哪次行动的军事效果算得上好。但如果以是否实现配合太平洋战争重要使命的标准评价，该计划也许算得上成功，这尤其体现在6月15日的对日本土轰炸行动上。
        6月6日，当第五十八轰炸联队指挥官沃尔夫还沉浸于昨天“泰国行动”失败的苦闷中时，就收到了来自华盛顿参谋长联席会议JCS（Joint chiefs of Staff）很不耐烦的紧急命令，希望B－29轰炸队立即组织对日轰炸任务，用以减轻华南陈纳德第十四航空队基地的压力，以及“支持太平洋上的另外一个重要行动”。此时，沃尔夫对这个执行这个命令毫无准备，打算将其推迟至6月底，当后勤准备充分后再行动。然而，华盛顿下达的最后期限是6月15日。(23)
        再看太平洋上的局势，6月15日正是尼米兹的海军部队在马里亚纳群岛北部大规模进攻塞班岛的开始日。也许是华盛顿“声东击西”的战略起了作用，日本帝国陆军的一些部队已从中国调往日本内线岛屿防线。据美军“尤尔特拉”情报称，日军在马里亚纳群岛的防御还不及帕劳群岛，占第二位，塞班岛浅滩地带的滩头防御尚未部署就绪。(24) 当美军突击编队在6月15日驶抵马里亚纳群岛海域时，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丰田才判明美军的战略意图，美军几乎没受到什么强烈抵抗就于该日早晨8时许成功登陆。7月占领全塞班岛，8月1日占领整个马里亚纳群岛，突破了日本的内防御圈，使日本人感到前所未有的“危机”。(25) 由此可以看到，参谋长联席会议要求第五十八轰炸联队最迟在6月15日出动配合的“太平洋上的另外一个重要行动”，正是这场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塞班岛登陆行动。B－29对日本本土轰炸扰乱了日本人对美军战略意图的判断，致使日军削减了马里亚纳群岛的防御力量，配合了尼米兹部的顺利登陆。故从整体上看，虽然B－29在八幡的直接轰炸效果极差，马特洪恩计划的此次行动仍算取得了非常好的军事效果，何况还有诸多随之而来的“政治意义”。
        马特洪恩计划的其他各次行动，也许就和这次行动一样，局部的“失败”无法掩盖B－29计划大局意义上的成功。但这是否足以成为罗斯福给予该计划在人力、物力上，仅次于曼哈顿计划的最高优先权(26) 的理由呢？对深得经济学精髓的美国人来说，“战争不是打仗，而是买卖”(27)，如果在一个普通意义上的军事行动投入过多的政治、经济、外交成本，又得不到预期的收益，那无疑是一桩“亏本买卖”。也就是说美国政府之所以给予马特洪恩看似不计成本的最高优先权，必定存在很好的“预期收益”。
        若将曼哈顿计划总指挥莱斯利·格罗夫斯（Leslie R. Groves）的回忆录《现在可以说了》（Now It Can Be Told），与执掌第二十航空队指挥大权的阿诺德回忆录《全球使命》（Global Mission）两相对照，可以发现，马特洪恩计划和曼哈顿计划之间存在的种种联系，以及《全球使命》中“不合逻辑”的信息缺失，似乎隐隐约约昭示着马特洪恩计划取得仅次于曼哈顿计划优先权的根本原因。
        作为原子弹计划的总指挥，莱斯利·格罗夫斯自然会考虑到，要“把原子弹用于战争，倘若要空运的话，则陆军航空队显然要担任主要角色”。于是在1944年春天，格罗夫斯拜访了阿诺德，“同他商讨整个局势，包括乐观的前景和原子弹生产出来的日期”。(28) 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在阿诺德厚厚的回忆录中竟然根本没有提及与格罗夫斯这次会面，甚至没有提到1945年前的格罗夫斯，也没有提到过1945年前为原子弹投放做准备的事。更“不合逻辑”的是，阿诺德作为马特洪恩计划的制订者、实施者，在其回忆录中竟然找不到半个“马特洪恩计划”字眼！显然，这种重要信息的缺失不是作者遗忘，而是在有意回避着什么。
        如果跳出阿诺德回忆录内容本身，看看它的写作、出版年代，再对照曼哈顿计划档案解密的时间，就会理解阿诺德竟然对马特洪恩计划只字不提的现实原因。阿诺德这本名为《全球使命》的回忆录写于1949年，而曼哈顿计划的秘密档案是10年后的1959年解密的。在这种条件下写回忆录，阿诺德对信息的取舍，正像一张负像底片，反衬出那些“缺失”信息与曼哈顿计划的相关度。尤其作为一个与马特洪恩计划直接关联的历史人物，在原子弹计划尚未解密的情况下缄口不提马特洪恩计划，表明它即便不是原子弹计划本身，也是与之紧密关联的。而格罗夫斯写于1962年原子弹计划解密之后的回忆录，正像其书名《现在可以说了》一样，站在原子弹计划的角度说出了阿诺德那时不能说的很多话。进一步反映出阿诺德执行的B－29马特洪恩计划至少是曼哈顿计划的外围组成部分——为原子弹的最后投放作出各方面充分的准备。
        如何投放原子弹和如何制造原子弹一样，是曼哈顿计划的一个重要环节。所以，这一点在计划酝酿之初的1939年就已为各方人士所注意，其中最为外界所知的，就是曾建议美国制造原子弹的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他在1939年8月2日写给罗斯福的第一封信件中就谈到“这种武器如果用船运送和投放，可能会因为爆炸范围太宽而导致周围大范围的毁灭”，当然也会导致投弹者的自身毁灭，“然而，又没有哪种飞机可以运载如此之重的武器”。(29)
        可见，原子弹的投放问题在计划的设想阶段就被考虑到了，制造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一旦确定，美国自然会进一步确保这一问题的解决。据美国军方的数据信息，B－29的弹载量恰好适合原子弹，并最终被确定为原子弹载机。(30) 为原子弹载机B－29的改进、实战直接提供经验的马特洪恩计划被罗斯福给予仅次于曼哈顿计划的优先权也就不足为怪了。
        后来历史表明，最后执行原子弹投弹行动任务的部队正是这支执行马特洪恩计划的B－29航空部队。不仅如此，B－29航空队还执行了朝鲜战争前期的轰炸任务，之后又成为美国部署在欧洲、亚洲的美国洲际弹道导弹部队（ICBM, Inter Continental Ballistic Missile）(31)，肩负着“以核威慑防止战争的使命”，成为冷战的前锋。从长远的历史看来，马特洪恩计划与其说是“几乎无助于战争”的、政治意义大于军事意义的“亏本买卖”，还不如说是与曼哈顿计划直接关联的核战略先声。
        四余论：核视角下的马计划还会有些什么影响
        二战期问，美国几乎是孤注一掷地制造原子弹，随着各项投入的加大，美国更加走上一条首先制造、使用原子弹，抢占核战略制高点的道路。发展核武器既为美国二战的最高战略，对其他战略就会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正如马特洪恩计划的历史，一旦引入核视角，其种种令人迷惑的历史疑云便稍见清晰。对于核时代，尤其核时代前期的历史研究也不能不考虑到核战略思想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潜在影响。
        如前述，以往有关这段历史记载都热衷讨论所谓第二十航空队“指挥权问题”，若考虑到美国当时头号秘密战略——原子弹计划这一重要历史背景，得到的认识也许又会不大相同。对于第二十航空队特别的指挥系统，诚如格罗夫斯所言“有些历史学家好像不完全理解我们的领导系统”，诺曼纳斯这位史学家在1965年原子弹计划档案解密之前写的B－29指挥系统问题“叙述”了陈纳德、蒙巴顿、史迪威之间对B－29指挥权的角力，和指挥权被最终参谋长联席会议“奇怪”收回的大致经过，却未给予恰当解释。
        为什么B－29指挥权被华盛顿直接控制？从阿诺德的回忆录看，其实他早在1942年9月，即原子弹计划正式开始实施时，就与麦克阿瑟、尼米兹商谈B－29的指挥权问题，“会谈的结果是使我更加相信，如果我们要想使太平洋计划经济而效益最大化，必须在该地区实行统一的指挥”，“我不能把指挥权交给麦克阿瑟，因为这样会使麦克阿瑟的行动超越于尼米兹指挥；我也不能把指挥权交给尼米兹，因为那样他的行动范围又会延伸到麦克阿瑟的指挥范围里去。因此，我最后来亲自指挥B－29第二十航空队”。(32) 可见，B－29的指挥权其实至少在1942年9月就已确定了，由不得核战略“局外人”的争夺。这还可从格罗夫斯那儿得到印证。格罗夫斯在“和阿诺德将军首次会商时就一致同意，为了这项工作，应该建立一个独立的航空队；为此他决定以一个重型轰炸机队为核心，把这个航空队组建为一个混合队”。(33) 两者叙述表明，第二十航空队采取的这套指挥系统正是为高度机密的原子弹计划“量身订制”。
        原子弹计划既然是二战期间美国的首要秘密战略，那么与之紧密相关的马特洪恩计划在中缅印战区的地位自是不言而喻。难怪陈纳德抱怨“自从放弃缅甸计划后，中国战场似乎就只有马特洪恩计划了”。(34) 这种抱怨从侧面显示，此时的中国战区事务确实是一切围绕具有最高优先权的马特洪恩。既然中国战场“只剩马特洪恩计划了”，那么它对同时期相关的“史迪威指挥权问题”、“史迪威事件”(35)，以及为之直接提供军事情报的“迪克西使团”（The Dixie Mission）(36)，或其他“问题”又会存在什么样的影响呢？值得重新认识。
        注释：
        ① 世人多将第二十航空队与陈纳德的“飞虎队”或第十四航空队混淆。如位于四川大邑县双河镇的大雪塘，因有二战美机坠落而置有一铜制纪念碑，上书“飞虎雄风”。但经鉴定，此处坠落的并非飞虎队或第十四航空队的战斗机，而是第二十航空队的B－29轰炸机。另有美国学者卡萝尔·卡特（Carolle J. Carter）更是将第二十航空队轰炸日本的功劳，直接记在陈纳德第十四航空队的“帐”下（《延安使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人们对第二十航空队在华历史的了解程度可见一斑。
        ② 国内涉及马特洪恩计划的研究，大陆有任东来的《1941－1949年美国在中国的军事机构及其沿革》和《被遗忘的危机：1944年中美两国在谈判贷款和在华美军开动问题上的争吵》，（《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1期及《民国档案》2003年第1期）；台湾有梁敬錞的《开罗会议》（台北：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吴相湘的《第二次中日战争史》（台北：综合月刊社1973年版）等。
        ③ 国外涉及马特洪恩计划的研究较多，如美国Maurice Matloff的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 1943－1944, Romanus和Sunderland的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 以及中文版迈克尔·沙勒的《美国十字军在中国》（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赫伯特·菲斯的《中国的纠葛》（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邹傥的《美国在中国的失败》（上海人民出版社：t997年版）等。
        ④ B－29飞机并非直接从成都起飞轰炸日本，而是先从印度起飞转至成都后再出发袭击目标，故称成都机场为前进机场（forward airfields）,Tomas A. Siefring: U. S. Air Force in World WarⅡ, Hamlyn, 1978, P162.
        ⑤ 日本历史学会编，金锋等译：《太平洋战争史》（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182页。
        ⑥ ［英］John Costello：《太平洋战争》，东方出版社1985年版，第122－136页；黄玉章等著：《第二次世界大战》，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385－386页。
        ⑦ H. H. Arnold, Global Mission, Harper & Row Publlishers, New York, 1949, p476－477。诚如阿诺德所言，天气和地利条件是放弃阿留申的原因。但也许是受写作时代的限制，阿诺德并未道明，美国这一决策主要是基于对苏联的防范。后来的历史表明，即便美国如此提防，苏联仍得到机会，扣留了3架迫降在苏联境内的B－29轰炸机，并依样仿制出与B－29几乎完全相同的Tu－4远程战略轰炸机。Tu－4后即成为苏联投放核武器的远程战略轰炸机。
        ⑧ Global Mission, p477.
        ⑨ 可见成都基地是美军走向马里亚纳塞班基地的必要过渡。即是说美军必然先从成都出发袭击日本，同时也必然在其使命完成之后退出成都，移师马里亚纳群岛。B－29撤出成都，并非《1941－1949年美国在中国的军事机构及其沿革》（《民国档案》2003年第1期）中所言，由“赫尔利向罗斯福建议”，“魏德迈做出结论，B－29应该撤出”，而是美既定方略。
        ⑩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战时外交》第三编（陆），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版，第285页。
        (11) 该数据有多种说法。蒋介石在1944年6月17日发给四川省临时委员会的电报中提到：“去冬以来，发动50余万之同胞，修筑多数机场。”吴相湘在《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中称为32万；另还有45万、43万的说法。此处采用四川省档案馆，民国116全宗《四川省特种工程征工处》，第128卷“各县征送民工人数统计表”所显示的数据。与档案记载数据相比，蒋介石所提的50万有夸大的成分，似为增加与美国就机场修建款讨价还价砝码所致。
        (12) 美国国家档案馆National Archives(Maryland), 20th Air Force Mission Reports, Air AG Bulky Files“319.1”；《大公报》1944年6月16日至12月21日；Boeing B－29 Superfortress- Chapter 9, Operation Matterhorn，见加拿大西安大略湖大学（The 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主页：http//:www. csd. uwo. ca/pettypi/elevon/baugher-us/.
        (13) Boeing B－29 Superfortreas- Chapter 9, Operation Matterhorn，加拿大西安大略湖大学(The 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主页：http//:www. csd. uwo. ca/pettypi/elevon/baugher-us/.
        (14) 使用B－29的第二十航空队有两个司令部：第二十轰炸机司令部（20th Bomber Command）和第二十一轰炸机司令部（20th Bomber Command）；前者指挥驻扎在中印地区的第五十八轰炸联队（Bombardment Wing），其下又有分驻在新津、广汉、邛崃和彭山的第四十、四四四、四六二、四六八轰炸中（Bomb Group）；后者指挥驻扎在马里亚纳群岛的第七三、三一三、三一四、三一五轰炸联队。第二十航空队另外还有一支相对独立的第五○九混合团（Composite Group），广岛、长崎的原子弹即由该团投放。
        (15) Maurice Matloff, Strati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1943－1944), Offic, of the Chief of Military History Department of Army, Washington, D. C. 1959, pp328－330.
        (16) Romanus and Sunderland所提的“B－29指挥权问题”是指，B－29战略轰炸部队由陆军航空司令阿诺德直接指挥，这种指挥系统为麦克阿瑟、尼米兹、史迪威、陈纳德等看似应该得到B－29指挥权的军人所不满，并为之争论不休。Stiwill's Command Problems, Office, of the chief of military history department of army, Washington, D. C. 1956。pp16, 109－114.
        (17) 这种观点对国内学界有较大影响。如《1941－1949年美国在中国的军事机构及其沿革》等文也对马计划采取全面否定态度，见《民国档案》2003年第1期，第75页。
        (18) Paul D. Adams, An Arhy Air Corps Test Of Strategic Air Power: Operation Matterhorn And The B－29 Superfortress, http://www. blackvault. com/ documents/ADA378204.pdf.
        (19) Herman S. Wolk, The Twentieth Against Japan, AIR FORCE Magazine/ April 2004, pp68－73.
        (20) Boeing B－29 Superfortress- Chapter 9, Last revised: 29 May 1998，加拿大西安大略湖大学（The 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主页：http://www.csd.uwo.ca/－pettypi/elevon/baugher- us/.
        (21) 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1943－1944), pp330.
        (22) 台湾学者吴相湘认为，中美之间为B－29机场的修建款争吵不已，险些导致中美关系的破裂，真是“义断情疏只为钱”，《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册），台湾：综合月刊社1973年版，第957页。
        (23) Boeing B－29 Superiortress- Chapter 9。
        (24) John Costello：《太平洋战争》下册，东方出版社1985年版，第143页。
        (25) 黄玉章等著：《第二次世界大战》，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402－403页。
        (26) Operation Matterhorn, Boeing B－29 Superfortress- Chapter 9，加拿大西安大略湖大学（The 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主页：http://www.csd.uwo.ca/－pettypi/elevon/baugher-us/.
        (27) 这是美国军事理论家阿尔弗瑞德·赛耶·马汉（Alfred Mahan 1840—1914），从英国成功地利用海上军事力量成为世界贸易强国而得出的结论，其种种扩张理论对近代美国军事与实践有重大影响。参见John Costello《太平洋战争》，第18页。
        (28) Leslie R. Groves, Now It Can Be Told, Harper & Brother Publishers, New York,1983, pp253.
        (29) Albert Einstein's Letters to President 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AMERICA INSTITUTE OF PHYSICS http://www. aip. org/history/einstein/ae43a.htm
        (30) Armstrong, B－29 superfortress, part 7, http:// mil. jschina. com. cn/afwing/intro/b29/7.htm
        (31) Major General Tom Neary(commander of Twentieth Air Force), TWENTIETH AIR FORCE- FROM B－29s TO ICBMs。ICBMs(Intercontinental Ballistic Missile System洲际弹道导弹系统),http://www.airpower. maxwell. af. mil/airchronicles/cc/neary.html－40k
        (32) Global. Mission, pp 347－348.
        (33) Now It Can Be Told, pp258.
        (34) 陈纳德1944年1月26日写给罗斯福的信，Franklin D. Roosevelt Presintial Library and Museum, Box 2, China index.
        (35) 史迪威的被撤，一般只谈到他与蒋介石的不和，尚未考虑过与蒋介石甚为融洽的陈纳德为何也被召回。其实两人存在同样的问题：对华盛顿总战略持异议，却固执己见。史迪威坚信“在亚洲大陆最终必将和日本佬作战”。他这种设想如马歇尔所言，“同华盛顿无须在亚洲大陆对日军发动大规模战役的情况下打败日本的战略是完全对立的，史迪威的任务就是保卫这些新的轰炸机基地”（参见John Costello《太平洋战争》下册，第136页），也就是配合第二十航空队的马特洪恩计划。陈纳德同样固执地认为只要给予他一定量的战斗机，他就可以打败日本（参见陈纳德1944年1月26日写给罗斯福的信，Franklin D. Roosevelt Presidential Library and Museum, Box 2, China index），以为第二十航空队的马特洪恩计划效果远不如他所在的部队。不服从华盛顿的总战略，为两人造就了同一归路——被“召回”。
        (36) 中国人对于“迪克西使团”，就像卡萝尔·卡特所描述的“与美国人截然相反”，评价很高，认为它“架起了中共与美国政府联系的桥梁，积累了初步的外交经验”（参见《延安使命》，第22页；徐畅、赵志伟：《“迪克西使团”访问延安评析》，《山东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第73页）。相关研究从中共的角度反映了“使团”的历史作用，遗憾的是没有对使团的客观使命——为在华的美陆军第二十航空队收集军事情报、气象信息，收回、营救降落在中共势力范围内的B－29轰炸机和飞行员，以及美国方面的相关背景进行深入的分析。

转自《抗日战争研究》(京)2008年3期第52～69页

责任编辑：刘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