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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记·老子列传》，世人多有疑问。史迁将老庄放在一起，自是恰适、熨帖。其将韩非等一并归入老子门下，缘何？须知，一则，韩非本是大儒荀子的弟子；二则，世人已习惯于将韩非视为激进的法家。无论作为儒家的传人还是激进的法家，韩非似乎都与恬淡无为、见素抱朴的老子哲学相距甚远。事实上，此“疑”乃是后人不理解韩非之学所造成。倘若真正通晓韩非之学，当服膺史迁的卓越洞见。 注解《老子》第一人 人们一般认为，老子之后有庄子，一如孔子之后有孟子，此看法自有其理，但总体观之，又稍显狭隘，并不完备。考之于学术发展史，孔子之后，非但有孟子，还有荀子。虽然孟荀思想相左，一倡性善，一倡性恶，然二者分别发挥孔子之仁、礼，皆有功于儒学。与此类似，老子之后，非仅有庄子，亦有韩非。如果说庄子发扬其“自然无为”的绝对不干涉主义，逍遥于世，那么韩非则以老子思想为根本，走向另一个极端，显扬了“绝对干涉主义”思想。二者思想、学说虽大相径庭，但皆有助于老学的显扬与传播。当然，韩非对老学思想的“法家诠释”亦让老子蒙受“阴谋家”的不白之冤。 韩非深得老子思想之精义，表现于其《解老》《喻老》中。韩非乃先秦诸子中专门注解老子第一人，庄子虽得老子之奥义且善于发挥老子思想，但至少在形式上并无注解《老子》的专门之作。韩非则不然，其《解老》《喻老》可谓研究老子的开山之作。梁启超曾言，韩非之《解老》，足以说明“其哲学思想根源于老子”。民国时期《老子》研究专家陈柱亦言，“《解老》《喻老》，此二篇为解《老子》最古之书，最可宝贵”。 深得老子思想精义 《解老》《喻老》较接近老子，所用文本似乎亦更可靠，以至于后人尝用韩非之引文来订正今本。譬如关于《老子》第五十三章，今本（即王弼本）为：“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采，带利剑，厌饮食，货财有余，是谓盗夸，非道也哉！”对于“盗夸”，王弼的解释是“举非道以明非道，则皆盗夸也”。就含义而言，王弼此解无疑过于牵强。韩非《解老》引《老子》文，非为“盗夸”而是“盗竽”，韩非注解为：“竽也者，五声之长者也。故竽先则钟瑟皆随，竽唱则诸乐皆和。今大奸作则俗之民唱，俗之民唱则小盗必和，故‘服文采，带利剑，厌饮食，货财有余，是谓盗竽’。”韩非用“上有所求，下必甚焉”的方式解释之，无疑更合乎老子原义。故而，“盗竽”可以订正“盗夸”之误。 韩非对《老子》的解释，亦颇精当。《老子》第五十六章曰：“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动之死地，亦有十三。”王弼的解释是：人之生、人之死及人处于生死之地，各占十分之三。此种解释固然凸显了生、死及生死之地的机会均等性，但老子何以以十分之三而非其他数据来统计之？王弼的解释虽流传千载，且获得普遍认同，然若深究，则未免令人生疑。反观韩非的解释，似更符合老子原义。韩非解释说：“人之身三百六十节，四肢，九窍，其大具也，四肢与九窍十有三。”其意谓：人无论生、死还是“动之死地”，都是这“十有三”（即四肢与九窍相加）。这“十有三”是一个整体，只要是人，不管你做甚、处于何种状态，皆是这个整体。陈柱认为此解“‘十有三’是何等的确切”。奈何胡适等人认为韩非“生之徒十有三”为极无道理，遂使韩非之解尘封于文献之中而鲜为人知。 可见，无论《解老》《喻老》所涉及内容还是其具体“注解”，皆表明韩非对老子所下工夫之深，并得老子之真髓。 发挥老子治世思想 即便从法家角度来看待韩非，其“刑名之术”亦从老子的“无为哲学”中“化”出。当然，韩非的“道”与老庄有所不同。老子之“道”以“观自然”的冷峻之智看待国家、人生，庄子之道以逍遥心态而“任自然”，韩非则化老子的自然之“道”为具体的“南面之术”。民国学者李源澄曾言，“道家南面之术，得韩（非）而益明”，可谓卓见。韩非自觉地将老子“道法自然”超越之智转化为具体的操作之术——刑名之术。在他看来，“道”或“自然”（此已非老子的自然之道）乃君主治国的根本大法，就“理”而言，君主治理臣民本是天经地义的自然之道；就方法而论，君主治国、用人亦须用自然无为乃至虚静的方式。 在《主道》中，韩非曾发挥老子之道，并将之转化为“术”：“道者，万物之始，是非之纪也。是以明君守始以知万物之源，治纪以知善败之端。故虚静以待令，令名自命也。”若治理国家，君主须仿效大道那样清静无为，唯其如此，方可使臣下不能探测君主的心意，从而杜绝他们窥窃君权的欲望。同篇谈及君主对臣下的态度，亦云：“道在不可见，用在不可知。虚静无事，以暗见疵。见而不见，闻而不闻，知而不知。”其意为，君主运用道时，应采取虚静态度来观察臣下的过失，既做到心中有“数”，不为臣下所蒙蔽；同时又不能为群臣所探知，而表现为“见而不见，闻而不闻，知而不知”之大智若愚的态度，这样君主才能“谨执其柄而固握之”。韩非此主张与其师荀子可谓针锋相对。荀子《正论》曰：“主道……利宣不利周”，主张君主治国应该表露而非隐藏自己的观点，君主应以诚待人。可见，韩非虽受学于荀子，但骨子里却是道家的主张。 韩非剑走偏锋 《韩非》一书所论君主治国之“法术”，几乎随处可见，若在老子立场，韩非之失亦随处可见。老子之学本为“天下”之治，韩非却剑走偏锋，专为帝王服务，其为君主所开“阴柔之术”未免使老子蒙上“阴谋家”的不白之冤。不过，尽管韩非之“术”存在一些负面影响，但我们亦不能否认《老子》哲学中确实含有这种思想。在某种意义上，韩非在政治领域确实发扬了老子的哲学精神，当然，他是以片面地、为帝王服务的姿态发扬之。从《韩非》的治国方术来看，在特定时期亦是极其有效的，秦始皇读其书曾有叹为观止之感慨。难怪严复曾说：“在今天要谈救亡图存的学说，我想只有申不害、韩非子大致可用”，章太炎则有“半部《韩非子》治天下”之感慨。 最后，我们亦须明晓韩非何以会采用如此阴柔的权谋之术。盖韩非所处战国之乱世，法度不明，是非不定，君主之治凭其喜怒。韩非目睹国家衰亡，数次纳谏终被拒绝，郁郁不得志，未免情志愤郁、愤世嫉俗。然其心志仍然在“治”国，为破解“国衰民乱”之现状，遂化老子之智为法家之术，于是有十万余言的惊世之作，以寄希望有明君之治。若明晓此因，当知其心境是何其悲凉！其用心又何其良苦！ （作者单位：海军陆战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