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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的纷扰与探析 尽管“集体记忆”理论持续发热，但何为“集体记忆”，则一直模糊不清，哈布瓦赫也没有给出一个明确定义。更重要的是，他始终将“记忆的集体性”与“集体记忆”混为一谈，以致后来者相沿以误或无从定义。实质上，在哈布瓦赫的概念使用中，反复强调的乃是“记忆的集体性”，即“记忆的社会框架”，但这一概念同样模糊。 根据哈布瓦赫的说法，这一社会框架首先是一个观念体系；其次是社会的各种习俗、戒律和法律制度体系；再次，它包括家庭、宗教、阶级等社会结构。这些实质上就是涂尔干所说的决定人的行为或活动的“社会事实”，即记忆受到这些“社会事实”的影响和重构，但又不尽然，因为这些社会事实并不能构成清晰的框架。这里所谓的“框架”，其实就是耶茨所说的记忆的时空场景，也可追溯到康德认识论思维的时空性。这一时空场景构成了记忆的框架与边界，而这个框架与社会事实同构。这便是边界认同理论的来源。 上述争论也源于集体记忆和个体记忆概念的困扰。虽然哈布瓦赫做了区分，甚至将个人记忆称为“传记忆忆”，但他始终认为，离开了他人或集体，个体将无法记忆。反对者则认为集体并不能记忆，只有通过个体才能记忆。事实上，这些争论源于概念的混淆，哈布瓦赫强调的是记忆的集体性，而不是具体的个人或集体的记忆。直到保罗·利科，才从语义上对二者做出清晰划分。利科认为，既然从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以来都将记忆定义为内部感知的过去，那么凡指称为单数的记忆都是个体记忆，如“我的记忆”，即是我内部感知的过去，别人无法感知，因此是个体记忆；凡指称为复数的记忆，如“我们的记忆”，是我们共同感知的过去，即是集体记忆。就记忆的集体性而言，利科认为，也存在着不对称性。当人回忆的时候，存在着“我—忆—所忆”的内部结构，当“我”悬置外部世界进入纯粹记忆时，这里的记忆更多的是“自我”记忆；如果仅仅指普通的记忆，则“集体”成分多一些。 概括地说，“集体记忆”与“历史记忆”主要有以下区别：一是集体记忆是目前持续的思想，它的持续性不是人工的，而是自然地保持能够存活在集体意识中的过去。而历史记忆总是将过去分成不同时期，而每个时期总是对社会综合分析，以突出它与其他时期的差异性。二是历史记忆记录过去，而集体记忆保存传统；哈布瓦赫甚至认为“历史是单一的，也可以说仅有一个历史”；集体因成员不同就会有不同的记忆，一个集体中往往又会分为不同层次的小集体，从而形成集体记忆的多重性。三是集体记忆对过去一般没有明确清晰的时间，它总是在保持过去与目前的相似性中延续，在目前的社会框架和认识中对过去进行重构；而历史记忆则通过编年的方式，将过去并不连续的事件整合联系起来，赋予历史意义；历史学家借助理性，对过去的事件、观点进行选择，与过去和各种集体保持距离，以追求客观地重构过去。 史学运用与反思 既然集体记忆保存鲜活的传统，又与人的心灵密切相关，因此，一旦“记忆自身为一段可能历史的对象”时，不仅记记和传统被唤醒，也成功地克服了历史怀疑理性“批判的锋芒插入记忆之树与历史的表皮之间”所带来的破坏。正是基于此，皮埃尔·诺拉通过对法兰西民族叙事“记忆之场”的历史考察，成功唤醒了法兰西民族的记忆，对重塑民族认同和精神作出了重要贡献。 记忆与历史并非截然相对，重大历史事件构成人们心灵记忆的基础。但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给人带来的却是巨大的心灵创伤。如何正确地面对这种创伤记忆，保罗·利科在《记忆、历史与忘记》（2004）一书中做了深入阐述。他认为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要使真实历史成为活的记忆，而不是抹杀、歪曲或尘封入档。只有对历史充分记忆、对罪行彻底忏悔，才会有真正的赦免、和解，抚平创伤，创造未来。这样，历史就有了鲜活的存在意义。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中国人民对战争带来的苦难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对和平有着孜孜不倦的追求。” 总之，“集体记忆”理论被广泛运用于历史学和社会学领域，边界在不断扩大。不过，相关研究仍集中于遗迹、电影、博物馆、大屠杀、法国革命等近现代事件。近年来，国内学界的研究也大致如此。相对而言，将集体记忆具体运用到传统经典和历史文本领域的研究则明显不足。事实上，很多时候历史与集体记忆相互交织。文本的历史或有灭失和断裂，失去文本的历史将很快蜕变成模糊的集体记忆，从现实的理解中重新建构。从集体记忆与历史记忆的相互关系出发，不仅对历史重构中的历史书写有一个客观认知，而且一些重大历史的“真伪”也变成了记忆重构与传统绵延的问题。 同时也应看到，对于“集体记忆热”，近些年已有学者提出“术语滥用”和“语义过载”的警告。虽然理论和概念层出不穷，但能解决历史和社会问题的理论并不多见，盲目跟风的现象较为严重。正确的态度应是既不固步自封，也不盲目跟风，而是坚持理论为史学服务，与解决中国史学问题相结合，最终提出有价值的创新理论。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历史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