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1968年“普韦布洛”号危机发生前后，约翰逊政府最高决策层依旧在很大程度上坚持“共产主义铁板一块”的观点，一致认为朝鲜此举的目的在于支持北越，苏联参与其中，甚至是主谋。于是，美国的第一反应便是寻求苏联的帮助，要求对方迫使朝鲜还船放人。苏联一面拒绝充当调停者，一面暗中规劝朝鲜尽快以和平方式解决危机。然而，最终苏联的努力未见成效。此次美苏交涉充分表明：虽然中苏同盟破裂已成定局，但华盛顿依旧固守过往的冷战思维，深信苏朝越的对外战略是协调一致的；1960年代末，在中苏分裂和朝韩竞争的特定时局下，苏联这个社会主义超级大国已无力真正影响朝鲜外交政策的走向。
    关 键 词：“普韦布洛”号危机 美国 苏联
    作者简介：梁志，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

    1968年年初美国和朝鲜之间发生的“普韦布洛”号危机，是冷战时期美国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的重要事件。从中，人们可以看到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如何应对地区危机，“共产主义铁板一块”的观念在约翰逊及其主要顾问脑海中是怎样地根深蒂固，苏联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和制约朝鲜的外交决策。
    由于难以获得有关外交档案，很长一段时间内，学者们无法详细考察“普韦布洛”号危机发生、发展和解决的过程。①2000年以后，美国通过《美国外交关系文件》(FRUS)和《解密文件参考系统》(DDRS)，公布了大量涉及此次危机的档案文献，俄罗斯和一些东欧国家也解密了部分相关外交文件。美国、韩国、日本、德国和中国等各国学者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此次危机，考察了美国最初的反应和对策、美朝板门店谈判的基本过程、朝鲜的战略意图以及苏联所扮演的角色，一批研究成果相继问世。②2008年9月，美国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北朝鲜国际文献项目与北韩大学院联合召开了题为“朝鲜半岛的危机与对抗，1968-1969年”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并公布了300件美国、朝鲜以及苏东国家的相关档案。③2010年6月，北朝鲜国际文献项目与杜鲁门总统图书馆又公布了一批有关“普韦布洛”号危机的多国档案文件，标题为“有关北朝鲜的新证据”。④这些新史料的出现使进一步研究“普韦布洛”号危机成为可能。本文拟利用以上新近公开的美国、苏联和东欧国家档案文献，对以往学者们很少关注的“普韦布洛”号危机初期的美苏交涉问题加以评述。
    危机发生前后美国的惯性认知
    1952年10月24日，杜鲁门(Harry S. Truman)总统下令将武装部队安全局(Armed Forces Security Agency，AFSA)更名为国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NSA)，使命是在国防部长的领导下依据美国通讯情报委员会(United States Communications Intelligence Board，USCIB)制定的政策收集和撰写通讯情报。⑤很快，国家安全局便在世界范围内设立了2000多个监听站。但这些监听站的地理分布极不均衡，非洲只有两个，南美洲则一个也没有。为了解决该问题，国家安全局仿效苏联，将退役货船用于情报收集，使之成为流动监听站。1965年，海军部仿效国家安全局的做法，单独发起了一个将轻型货船改造为“辅助总体环境考察船”(Auxiliary General Environmental Research，AGER)的计划，“旗帜”号(AGER-1)、“普韦布洛”号(AGER-2)和“棕榈滩”号(AGER-3)相继诞生，主要任务是在目标国家的近海收集信号情报和水文资料。国防部之所以批准该计划，根本原因在于相信美苏之间在互派间谍船问题上存在“对等原则”——只要对方间谍船不侵入己方领海，则听之任之；即便对方间谍船驶入己方领海，也不发动攻击，仅要求其重返公海。军方领导人特别是情报部门首脑还认为，其他共产党国家在苏联的“约束”下同样也会遵守这一原则。由于对“对等原则”深信不疑，加上资金紧张，船只改造、人员配备和试航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问题：远距离无线电导航系统误差较大，通讯设施性能不佳，信号情报收集设备和军事装备安装位置不当，紧急破坏方面准备不足；船员年龄偏低且缺少训练，翻译人员水平欠佳；试航时设备多次出现故障并遭到敌国骚扰等现象没有受到决策者应有的重视。⑥不过，对“普韦布洛”号来说，更糟糕的是首次航行任务的提出及其风险评估。
    从1966年秋天开始，朝鲜非军事区(Demilitarized Zone，DMZ)武装冲突的次数明显增加。⑦鉴于此，1967年下半年，“联合国军”司令兼驻韩美军司令查尔斯·博恩斯蒂尔第三(Charles H. Bonesteel Ⅲ)、美国情报委员会(U. S. Intelligence Board，USIB)和国防情报局(Defense Intelligence Agency)均建议或呼吁情报机关加强对朝鲜军事活动的侦查，对朝鲜发动“颠覆和常规战争”的能力与意图作出评估。⑧考虑到朝鲜电子情报收集的优先性，美国驻日海军司令提议，将朝鲜作为“普韦布洛”号处女航的主要目标，任务为体察朝鲜东海岸电子情报收集环境，分析朝鲜海军活动情况，监视苏联海军在对马海峡的动向，试探苏朝对公开情报收集活动的反应，报告苏朝军队的调动情况并评估自身能力。期间，“普韦布洛”号要在朝鲜海岸进行长达17天的作业，有时必须深入距离朝鲜海岸约13海里处，并在“极为危险”的元山港附近收集电子情报。军方对此次行动的危险程度进行了评估。评估工作总体上来说进行得较为仓促，原因是至少有四级共6个国家机构参与其中，而时间却只有短短的12个工作日(其间又恰逢圣诞节)，且同期还有808项敏感的军事情报收集任务接受评估。在考虑是否批准这项行动计划时，各级审查机关均将以下假设作为“不容置疑”的评估前提：朝鲜会遵守公海法，允许外国战舰在其宣称的十二海里领海之外作业。最终，此次行动被认定为“最低风险”(minimal risk)。1968年1月2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告知驻太平洋美军司令，“普韦布洛”号行动计划获准。⑨
    1月11日，“普韦布洛”号驶离日本佐世保港，开始执行任务。23日上午，“普韦布洛”号像以往一样来到元山港附近收集情报，一切都非常平静。午饭时分，航信士官发现远方一艘朝鲜SO—1型猎潜舰艇正在全速靠近。在距“普韦布洛”号约500码处，猎潜舰艇开始作顺时针环行，并以国际旗语询问“普韦布洛”号的国籍。船长布赫(Lioyd Bucher)不予理睬。15分钟后，另有三艘苏制朝鲜P—4型鱼雷艇高速靠拢过来。“普韦布洛”号船员仍然将其当成惯常的骚扰。突然，朝鲜猎潜舰艇用旗语命令道：“停船，否则我就开火。”“普韦布洛”号答复说：“我船处于国际水域，欲在此停留至明天。”没过多久，两架苏制朝鲜米格战斗机飞至“普韦布洛”号上空，另外还有一艘猎潜舰艇和一艘鱼雷艇驶出元山港，前往事发地点。朝鲜方面很快做好了登船准备，“普韦布洛”号加速逃跑，船员们着手进行紧急破坏。朝方开火，“普韦布洛”号被俘，船员一死四伤。⑩
    值得深思的是，危机发生后，美国主要决策者并未因此怀疑“对等原则”的有效性，而是继续沿着类似于“共产主义铁板一块”的思路从各种角度将危机与越战联系起来：约翰逊总统指出，东方的越南、朝鲜和西方的柏林同属一体，“普韦布洛”号危机与越战密切相关；(11)在国务卿迪安·腊斯克(Dean Rusk)看来，朝鲜这样做可能是为了在越南问题上向美国施压，并开辟第二战场；(12)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S. McNamara)声称，朝鲜半岛危机的背景是越共加紧攻击美军；(13)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沃尔特·罗斯托(Walt W. Rostow)则认为，朝鲜攻击“普韦布洛”号可能不仅与北越的军事行动有关，而且与共产党在太平洋地区的许多行为相呼应；(14)中央情报局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Richard M. Helms)的结论是，朝鲜此举意在阻止韩国继续向越南派兵，扰乱美国在越南的行动。(15)与这一主流看法直接相关的另一种获得普遍认同的观点是，朝鲜俘获“普韦布洛”号的行动蓄谋已久，苏联是知情者，甚至还可能是主谋。(16)于是，美国一面向事发地大规模调兵遣将，进行武力威胁，(17)一面要求苏联向朝鲜施压，迫使对方还船放人。
    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对话
    
    1月23日危机发生当天，腊斯克紧急致电驻苏联使馆，要求使馆立即与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或其他可能见到的最高级别的苏联官员会面，主要谈三方面内容：其一，陈述事情的来龙去脉，并以“最强烈的语气”敦促苏联促使朝鲜立即归还“普韦布洛”号，妥善照顾伤员；其二，向苏联人郑重表明此事件已令美朝关系急剧恶化，建议莫斯科向朝鲜转达美国的立场和“最强烈的抗议”，并从中进行斡旋，以免事态进一步扩大；其三，适当的时候，提醒苏联人，他们的拖网渔船也在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从事与“普韦布洛”号类似的活动。(18)美国驻苏大使卢埃林·汤普森(Llewellyn E. Thompson)接到电报后立即与苏联外交部副部长库兹涅佐夫取得了联系。对方答复说，驻韩美军才是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根源，此次危机与苏联无关，苏联人不会介入其中。(19)赫尔姆斯分析道，库兹涅佐夫并未咨询任何人或请示上级便一口拒绝了美国的斡旋请求，这表明苏联是知情者。麦克纳马拉也作如是观，认为如果事先并不了解此事，苏联人不可能如此迅速地作出反应。(20)可以说，美苏之间的首次交涉令美国政府高层更加坚信苏联与朝鲜合谋抓捕了“普韦布洛”号。
    虽然目前仍无法确切知道是库兹涅佐夫“自作主张”还是苏联决策者早有授意，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苏联事前并不知情，更谈不上是主谋。危机发生后，苏联要求朝鲜给予说明。24日，朝鲜外交部将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大使和代理大使召集到一起，向他们通报了抓捕“普韦布洛”号的情况，希望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全力支持朝鲜的行动和立场，共同谴责美帝国主义。得知情况后，苏联认为根据有关海上航行的《1958年日内瓦公海公约》的相关规定，理应护送进入本国领海的他国战舰重返公海。即使是按照国际惯例，朝鲜扣船抓人的做法也是过激的，比美国人的做法更不可接受。但无论如何，苏联仍然决定在对美交涉中坚决站在朝鲜一边。(21)
    26日，汤普森秘密会见葛罗米柯，通报了约翰逊总统当天发表的有关“普韦布洛”号危机的讲话内容。(22)第二天，葛罗米柯正式给予答复，大体内容如下：美国情报船是在朝鲜领海被俘的，责任完全在美国；对华盛顿而言，要想解决危机，必须创造良好的氛围，而不是采取过激行为来加剧紧张局势；迅速解决危机符合美朝双方的利益。(23)或许是为了防止美国对这一略显强硬的回应作出错误的判断，26日当天在与美国参议员沃尔特·蒙代尔(Walter Mondale)进行私人谈话时，苏联外交部的津丘克明确表示：莫斯科对此次危机事先并不知情，更没有推动朝鲜抓捕“普韦布洛”号；苏联对事件的发生表示遗憾；美国一定要保持平静。苏联非常希望能够和平解决危机。而且，外交也确实有可能成为可资利用的方式；美国派出航空母舰是彻头彻尾的示武行为，绝非外交手段。(24)
    美国国务院详细分析了苏联的反应，认为苏联人不愿意就“普韦布洛”号危机同美国进行官方交涉。然而，美国仍然要与苏联保持密切联系，向对方强调事态的严重性和美国目标的有限性，避免产生误解。(25)为了贯彻这一政策，28日腊斯克致函葛罗米柯，指出“普韦布洛”号被俘于公海，美国正在谋求和平解决危机，希望苏联从中斡旋。接到信后，葛罗米柯再次敦促美国不要向朝鲜施压，否则危机将难以化解。虽然苏联不是调停者，但既然美国请求苏联帮忙，就应充分重视苏联的意见。作为具体建议，葛罗米柯要求美国将“企业”号航母南移，以表明减少对朝鲜的压力。(26)
    与此同时，苏联也在试图劝说朝鲜和平解决危机。苏联人指出，事实上社会主义国家已经获得了希望获得的一切，朝鲜应寻找合适的机会还船放人。否则，如果危机长期得不到解决，朝鲜乃至部分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声望将随之下降，约翰逊政府甚至会因此选择动武，到那时形势将变得十分危险。朝鲜人答复说，如果美国人不采取极端手段进行挑衅和威胁的话，朝鲜希望和平解决危机，归还船只和船员。但事到如今，面对美国的威胁，朝鲜人不能这样做。(27)
    不过，事态很快发生转折。27日，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朝方代表朴正国(Pak Chung-kuk)邀请中立国监察委员会(Neutral Nations Supervisory Commission，NNSC)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代表团代理团长举行会谈，请求他们将下列信息传递给瑞士代表团团长：“普韦布洛”号侵入朝鲜领海的行为违反停战协定，如何处置被俘船只和船员完全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内政。美帝国主义本应致歉，可是它却企图动武，以核武器威胁朝鲜。假若美国向朝鲜发动进攻，试图夺回船只和船员，船员们将性命难保。如果美国承认“普韦布洛”号船员是战犯并正式同朝鲜协商或讨论此事，问题还是很有可能获得解决的。瑞士代表团团长很快将这一消息转告军事停战委员会美方代表约翰·史密斯(John V. Smith)。(28)收到信息后，国务院马上指示驻韩使馆作出如下答复：约翰逊总统在26日的演说中已明确表示“我们将继续竭尽全力寻求立即和平地解决该问题”，希望朝鲜尽快安排军事停战委员会中的双方代表举行公开或秘密会谈，讨论危机解决方案。(29)月底，美朝正式决定命令军事停战委员会中的两国代表在板门店共同安全区(Joint Security Area)举行秘密会谈。(30)
    在朝鲜做出缓和姿态后，苏联再次告知朝鲜人，他们已经在维护主权方面采取了坚决措施，取得了政治上的胜利。在巩固这些成果的同时，应通过将“普韦布洛”号船员驱逐出朝鲜，以表明自己和平解决危机的愿望。此举不会被解释为软弱，而会被认为是负责任的做法，有助于提高朝鲜的国际地位。但朝鲜人的态度仍十分强硬，声称他们希望和平解决危机，但前提是美国放弃武力威胁，承认犯下的罪行。如果美国人继续发出威胁，攻击朝鲜，朝鲜必将还击。(31)
    回过头来，苏联继续促使美国减少对朝鲜的压力。2月3日，葛罗米柯召见汤普森，温和地抱怨美国海军在朝鲜附近集结的行为。同一天，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也向汤普森指出，如果美国“不进一步采取加剧紧张局势的行动”，危机能够获得解决。“(美国的)武力威胁只会使苏联难以实施干预。假使美国真的动武，苏联将必须作出反应”。朝鲜人不可能在放弃致歉要求的情况下同意解决危机。汤普森建议国务院接受葛罗米柯的看法，削减部署在朝鲜附近的海军力量。(32)6日，约翰逊致函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声称美国集结军队完全是为了应付朝鲜的“挑衅”。此后美国非但不会再增兵，还会将一艘航母略微南移。柯西金一面继续指责美国的示武行为，一面对板门店谈判表示满意，认为美朝直接对话胜过第三方调停，希望危机能够立即得到化解。(33)
    2月中旬，美国在板门店谈判中提出“先放人，后调查”的建议，而朝鲜坚持认为放人的前提是美国为“普韦布洛”号在朝鲜领海的间谍和敌对活动道歉并保证永不再犯，双方僵持不下。无奈之下，美国再次求助苏联。24日，国务院致电驻苏使馆，要求汤普森会见葛罗米柯，表明如下立场：美国始终保持着极大的克制，希望能够迅速和平地解决危机；华盛顿接受了苏联的建议，对军事部署作出了局部调整；美朝已经进行了八次会谈，美国提出了“先放人，后调查”方案，朝鲜不同意。详细的会议记录已交给多勃雷宁。美国将在下次会谈作出妥协，承诺可以将船员先交由中立方看管；立即解决危机符合美苏两国利益；朝鲜不时发出强硬战争言论，美国正在约束韩国，希望苏联也能约束朝鲜。结果，葛罗米柯仅表示希望危机能够尽早获得解决，并未作出其他承诺。(34)
    3月14日，腊斯克在致约翰逊的备忘录中指出，目前最佳政策选择就是把谈判难以取得进展的责任推卸给朝鲜。为此，美国应提出以下建议：只要朝鲜释放船员，美国将承认“普韦布洛”号执行的是收集情报的任务，保证继续命令本国舰只在距朝鲜海岸12海里以外的海域航行，为“普韦布洛”号可能违反命令进入距朝鲜海岸12海里范围内表示遗憾。(35)21日，美朝第12次会谈举行，美方提出了这一建议。(36)五天后，汤普森再次与葛罗米柯会谈。葛罗米柯声称，苏联并不清楚朝鲜是否会对美国最近的建议作出反应，非常高兴看到美朝两国能够在相对平和的气氛中举行会谈，目前最大的问题在于美国不愿意承认事实。(37)这表明莫斯科在与美国交涉的过程中依然回避向朝鲜施压的问题，并反过来指责美国的不当做法是导致谈判停滞不前的主要原因。
    事实上，苏联一直在暗中规劝朝鲜缓和态度，尽早释放船员，但未取得真正的成效。2月，朝鲜政府明确告知人民，美国向朝鲜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25日之前还船放人，朝鲜必须做好迎战的一切准备。为此，平壤居民实施了撤离计划。(38)这一切令苏联领导人十分不满。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在4月份召开的中央全会上指出：朝鲜抓捕“普韦布洛”号的行为似乎过于激进了，正确的做法是建议或迫使进入本国领海的外国军舰离开。由于美国进行大规模军事调动，苏联必须公开声援朝鲜，迫使华盛顿放弃示武政策。在苏联的压力下，美国将“企业号”航母南移。同时，苏联也在劝说朝鲜保持克制，尽快放人。令人遗憾的是，朝鲜坚持自己的极端立场，对人民进行战争宣传，积极备战。1月31日，金日成致函柯西金，指责美国对朝鲜和苏联进行战争威胁，要求苏联在战争开始后向朝鲜提供援助。朝鲜这是在利用同盟条约胁迫苏联支持它单独制定并实施的计划。苏联没有给金日成正式的答复，仅在随后表明苏朝同盟条约是防御性的，目前苏联对朝鲜援助的问题必须仔细协商。朝鲜应立即通过政治手段解决危机，否则必将失去在危机之初获得的巨大政治利益。非但如此，朝鲜还拒绝向苏联通报与美国会谈的情况与会谈的目标，这对和平解决危机非常不利。不过，在苏联的劝说下，朝鲜最终发表了和平声明，开始向苏联大使通报美朝谈判的进展情况，并淡化了战争宣传。总的来说，苏联在抵制美国武力威胁和劝说朝鲜保持克制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功，这有利于苏联自身的利益。(39)
    然而，情况绝非勃列日涅夫所说的那样乐观。4月中下旬，朝鲜军事分界线以南地区连续发生了几次武装冲突。从4月份开始直至5月初，朝鲜全国始终处于战备状态，政府公开宣传美国随时可能发动战争。(40)5月6日，柯西金会见朝鲜驻苏联大使谭斗焕(Ten Du Hwan)。谭斗焕一面声称朝鲜坚持和平统一的立场，一面指责“普韦布洛”号危机以来美国和韩国加紧进行讹诈、挑衅和备战。在他看来，约翰逊与朴正熙会谈(41)后，美韩两国对朝鲜发动战争的可能性进一步上升，朝鲜必须做好保卫社会主义胜利果实的准备。为什么朝鲜选择军事和经济建设并重的发展道路，原因就在于此。柯西金答复道，苏联理解朝鲜的处境，但无法向朝鲜提供外交支持，因为莫斯科只能通过公开出版物了解一点儿事态进展的相关信息，不清楚朝鲜的考虑和计划。(42)31日，金日成对苏联人说，只要美国不正式道歉，朝鲜绝不放人。(43)6月，朝鲜外交部向民主德国使馆提交了一份题为“将美国占领军驱逐出南朝鲜联合行动月(1968年6月25日-7月25日)”的信息报告，并详细说明了朝鲜组织群众开展反美活动的计划。(44)10月中旬，金日成在接见蒙古议会代表团时指出，韩国上百万全副武装的军队正在准备对朝鲜发动战争，朝鲜做好了随时迎战的准备。此时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团结一致，共同对付帝国主义。(45)以上种种迹象显示，苏联人的规劝并没有改变朝鲜对外政策的基本走向。
    或许约翰逊政府也意识到了苏联并不能发挥太大的作用，因此4月份以后，美国不再将苏联作为外交的主要突破点。美朝板门店秘密谈判就这样一直僵持了10个月。12月17日第26次会谈举行，美国向朝鲜发出最后通牒：美国提出“另签”(美国在接收船员的单据上签字，试图让朝鲜误以为美国也同时签署了朝鲜提供的道歉文件，诱使朝鲜放人)和新的“有条件道歉”方案(美方在朝鲜文件上签字的条件是事先发表正式声明，澄清美国的立场——美国政府不认为“普韦布洛”号从事过非法活动，而朝鲜一方也没有拿出令人信服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点。除非证实“普韦布洛”号确实进入朝鲜领海从事非法活动，否则美国政府不能为此道歉。美国政府同意签字完全是出于人道主义考虑，想要使船员获释)，告知朝鲜必须在圣诞节前选择其一。如果都不接受，圣诞节后美国将撤回这两个方案，到那时朝鲜就只能等待与新一届美国政府交涉了。结果，朝鲜接受了新的“有条件道歉”方案。(46)23日，朝鲜释放了82名船员并归还了第83名船员的遗体，危机得以解决。(47)
    美苏交涉表象的背后
    
    透视“普韦布洛”号危机初期美苏交涉的全过程，人们不仅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共产主义铁板一块”的观念在美国主要决策人的脑海中是怎样的挥之不去，还能够同时窥见中苏分裂、苏朝结盟和大国尊严令苏联陷入了怎样的决策困境。
    危机后，美国的第一个外交行动便是要求苏联敦促朝鲜还船放人。对华盛顿而言，这样的举动可以说是本能的反应。因为约翰逊等人认定，作为“当事人”的苏联，面对冲突升级的危险可能会选择后退，更重要的是只有苏联才有能力影响朝鲜的外交政策。结果，由于美国作出了错误的判断，与苏联的交涉并没有起到促进危机迅速解决的作用。美国作出以上误断绝非偶然，因为约翰逊政府一贯将朝鲜半岛的局势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联系在一起。1966年秋以后，朝鲜非军事区武装冲突加剧，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阿尔弗雷德·詹金斯(Alfred LeS. Jenkins)分析道：朝鲜加强攻击的目的在于表明对意识形态伙伴越南的支持，至少也让国际社会看到朝鲜在反美方面同中国站在一起。(48)国务院情报和研究署(Bureau of Intelligence and Research)的看法是，朝鲜加强“渗透”和“颠覆”活动，意在实现武力统一并阻止韩国向越南增兵。(49)博恩斯蒂尔第三也持类似观点，认为朝鲜在非军事区加紧攻击美韩军队的目的之一，是阻止韩国继续向越南派兵、推动朝鲜半岛“共产化”。(50)当其他地区发生危机时，美国的情报和决策部门亦作出了大致相同的判断。1964年1月9日，巴拿马人民因美国中学生污损巴拿马国旗而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中央情报局警告说，古巴向巴拿马人提供了武器，支持当地的亲卡斯特罗势力，企图发动政变。刚刚上任的约翰逊政府据此得出结论，在这场危机中最可怕的是苏联和古巴的野心，一定不能让巴拿马成为“第二个古巴”。(51)一年多以后，多米尼加发生全国性政治动乱。约翰逊政府亦宣称：这场危机的根源是“外部共产主义扩张”，古巴训练的恐怖分子正在推波助澜，意欲建立共产党独裁统治。意识形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抵抗中苏侵略，因此必须出兵干预，“防止西半球出现另一个古巴。”(52)
    这一切告诉我们，虽然约翰逊政府努力缓和同苏联的关系，也真切地看到了中苏同盟分裂的现实，但并不相信苏联彻底放弃了“输出革命”的企图，更不相信中苏关系破裂后的“共产主义世界”已分崩离析。(53)约翰逊及其主要顾问认为，“共产主义世界”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一个整体，苏联依旧充当着社会主义阵营首领的角色，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至少是除中国以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如同以往一样，服从苏联的战略安排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外扩张”的总目标。正因为如此，美国决策者才习惯性地把世界各地发生的动荡不安和反政府行为统统看成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全球斗争的一部分，把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行为统统看成是受苏联指使、以削弱美国为最终目的的国际阴谋。(54)
    如果说美国的认知与反应之间存在着明确的逻辑联系，那么苏联的对策则显得“自相矛盾”：一面在私下里抱怨和指责朝鲜“擅自行事”、行为过激、极端顽固，一面在对美交涉中全力支持朝鲜；一面拒绝接受美国的调停请求，一面暗中规劝朝鲜尽早释放美国船员、和平解决危机。恰恰是这些看似无序的反应显示出苏联决策者面对复杂局势时决策的被动与无奈。
    1950年代中后期，由于赫鲁晓夫积极推行“三和路线”，重点发展核武器，以及中苏军事合作的日益加强，在苏联决策者心目中，朝鲜的战略重要性明显下降。(55)不过，这种趋势并未持续太长时间。1957年11月莫斯科会议后，中苏在对内对外政策方面开始出现分歧。最终，苏联决定暂时停止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研制核武器的技术材料，在中印冲突中保持中立，撤走全部在华苏联专家，中苏两党两国关系迅速恶化。(56)在这种情况下，莫斯科和北京都希望朝鲜能够在这场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之争中支持自己。相应地，朝鲜也转而实行等距离外交，于1961年7月相继签订了《苏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和《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57)
    1962年发生的古巴导弹危机和中印边界冲突，将中苏的对外战略分歧进一步凸显出来，(58)此时朝鲜再难维持在中苏之间不偏不倚的立场。是年秋天，当中国尖锐地批评苏联在古巴推行“投降主义”路线时，金日成却对赫鲁晓夫处理古巴导弹危机的手法大加赞扬。11月，金日成向赫鲁晓夫提出巨额无偿军事援助的要求，遭到对方拒绝。于是，平壤反过来和北京一道批评苏联的“修正主义”，而莫斯科则针锋相对地指责朝鲜对“主体”思想的宣传只不过是为了掩饰亲华态度而已，苏朝关系随之滑向低谷。1964年10月苏联领导人发生更迭，但中苏两党的和解尝试仍旧以失败告终，这一切为苏朝关系的改善提供了契机。1965年2月，金日成与柯西金举行会谈，请求苏联向朝鲜提供总额为1.5亿卢布的无偿军事援助，柯西金表示同意。此后三年，苏联对朝鲜的援助额显著增加。在此期间，为消除苏联对朝鲜战争宣传的担心，获取更多的援助，金日成等朝鲜领导人多次保证不再谋求武力统一。(59)
    “普韦布洛”号危机发生后，苏联的外交决策目标大体定格为既要维护超级大国的尊严，又要防止战争的爆发。前者要求苏联绝不能屈服于美国的压力，必须支持和保护朝鲜这个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小兄弟”；后者则意味着一定要迫使美国放弃武力威胁，劝说朝鲜保持克制。于是，莫斯科一边拒绝充当调停人，鼎力声援朝鲜，一边公开推动美国缓和紧张局势，私下规劝朝鲜尽快归还船员和船只。应该说，苏联的对美外交基本上是成功的，部分地是由于苏联较为强硬的态度和苏朝同盟的存在，使华盛顿彻底放弃了动武的念头。(60)但另一方面，在面对朝鲜这一几乎完全自行其是的盟友时，苏联的外交却显得无能为力：朝鲜未与苏联协商便抓捕了“普韦布洛”号，苏联只得被迫应付一场与自己毫无关系的危机。这时，苏联非但不能疏远朝鲜，反倒要在对美交涉中无奈地站在朝鲜一边。虽然苏联一再苦口婆心地劝说朝鲜尽快和平解决危机，可朝鲜执意将美国正式道歉作为释放船员的前提条件，甚至拒绝向苏联提供美朝板门店秘密谈判的记录，继续进行反美战争宣传。即便如此，苏朝关系也并未因此趋于恶化，苏联的援助依旧源源不断地流向朝鲜。(61)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同盟内部两国间的实力差距与决策回旋余地不成正比的局面呢？主要是因为此刻朝鲜在苏联对外战略中占据了“不可替代”的位置：1960年代下半期，中苏之间的矛盾和竞争愈演愈烈，莫斯科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首领地位已极不稳固，无论如何不能再失去朝鲜的意识形态支持；另一方面，朝鲜半岛是东西方对抗的前沿阵地，1965年后韩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迅速增长，南北方的“和平竞赛”日益激烈，因此苏联必须向朝鲜提供大量援助，以尽可能地展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保持自身作为社会主义超级大国的威信。
    

    注释：
    
    ①B. C. Koh, "The Pueblo Incident in Perspective", Asian Survey, vol.9, no. 4(April 1969), pp.264-280; Alfred P. Rubin, "Some Legal Implications of the Pueblo Incident", The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 vol.18, no. 4(October 1969), pp.961-970; Paul R. Schratz, "A Commentary on the Pueblo Affair", Military Affairs, vol.35, no. 3(October 1971), pp.93-95; Michael J. Hamm, "The Pueblo and Mayaguez Incidents: A Study of Flexible Response and Decision-Making", Asian Survey, vol.17, no. 6(June 1977), pp.545-555.
    ②国外学术界的主要研究成果包括：Richard M'obley, "Pueblo",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vol.54, issue2(Spring 2001), pp.98-117; Mitchell Lerner, "A Failure of Perception: Lyndon Johnson, North Korean Ideology, and the Pueblo Incident", Diplomatic History, vol.25, no. 4(Fall 2001), pp.647-675; Jeongwon Kim, "U. S. Policy on Pueblo Crisis in 1968: Focusing on Policy-making Process", MA thesis,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2002; Mitchell Lerner, The Pueblo Incident: A Spy Ship and the Failure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02; Richard A. Mobley, Flash Point North Korea: The Pueblo and EC-121 Crises,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03; Mitchell Lerner, "A Dangerous Miscalculation: New Evidence from Communist-Bloc Archives about North Korea and the Crises of 1968",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vol.6, no. 1(Winter 2004), pp.3-21; Bernd Schaefer, "North Korean ‘Adventurism' and China's Long Shadow, 1966-1972",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orking Paper #44; Sergey S. Radchenko,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North Korean Seizure of the USS Pueblo: Evidence from Russian Archives",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orking Paper #47; David P. Houghton, "Reconstructing the U. S. Response to the Pueblo Hostage Crisis of 1968: A Cognitive Perspectiv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Political Psychology, Portland，Oregon, July 2007；黑川修司：“‘普韦布洛’号事件、美国的情报活动与1968年危机”，《东京女子大学纪要论集》57(1)，第99—123页。从国内学术界观察，2000年《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64—1968年》第29卷第1部分朝鲜出版后，笔者最早利用这部分文献试图还原“普韦布洛”号危机的基本过程，接着又从国际危机谈判策略的角度考察了美朝板门店秘密谈判。(梁志：“‘普韦布洛’危机始末初探”，崔丕主编：《冷战时期美国对外政策史探微》，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69—189页；梁志：“国际危机谈判策略初探——以‘普韦布洛’号危机秘密谈判为例”，《国际论坛》，2008年第4期，第19—24页。)此后，东北师范大学的王爽和蒋华杰以及黑龙江大学的马德义分别考察了美朝谈判的行为特点、约翰逊政府危机之初的对策以及苏联面对危机的低调反应。(王爽：《“普韦布洛”号危机与美朝谈判》，硕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05年；蒋华杰：“‘普韦布洛’事件——有限能力、局势不可控因素影响下的危机决策及对等法则的失效”，2006年，未刊稿。)
    ③James Person, Mitch Lerner, etc.(eds.), Crisis and Confrontation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1968-1969, September 2008, available at: http://www.wilsoncenter.org/index.cfm/topic_id=230972&fuse action=topics.publications&group_id=474507
    ④James Person(ed.), New Evidence on North Korea, June 2010, available at: http://www.wilsoncenter.org/index.cfm/topic_id=230972&fuseaction=topics.publications&groupid=474507
    ⑤"Memorandum From Director of Central Intelligence Smith to the Executive Secretary of the National Council(Lay)", December 10, 1951; in FRUS, 1950-1955, The Intelligence Community, Security 1950-1955,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07, p.229; "Editorial Note", in FRUS, 1950-1955, The Intelligence Community, 1950-1955, p.233; "Memorandum From President Truman to Secretary of State Acheson and Secretary of Defense Lovett", October 24, 1952, in FRUS, 1950-1955, The Intelligence Community, 1950-1955, pp.350-355; "Memorandum From the Director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Agency(Canine)and Representatives of the Military Services and Joint Chiefs of Staff to Secretary of Defense Lovett", November 20, 1952, in FRUS, 1950-1955, The Intelligence Community, 1950-1955, pp.362-366.
    ⑥Mitchell Lerner, The Pueblo Incident: A Spy Ship and the Failure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p.6-43, 64-65; Edwin B. Hooper, "The Pueblo Incident: The skipper and His Ship", Naval History, vol.2, issue4(Fall 1988), p.53; Lloyd M. Bucher, "The Pueblo Incident: Commander Bucher Replies", Naval History, vol.3, issuel(Winter 1989), pp.44-50.
    ⑦"Intelligence Memorandum", November 8, 1966, in FRUS, 1964-1968, vol.29, part1, Korea,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00, pp.209-210;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September 15, 1967, in FRUS, 1964-1968, vol.29, part1, Korea, pp.274-275.
    ⑧"Memorandum From Alfred Jenkins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to the President's Special Assistant(Rostow)", July 26, 1967, in FRUS, 1964-1968, vol.29, part1, Korea, pp.261-266; Richard Mobley, Flash Point North Korea: The Pueblo and EC-121 Crises, p.27; "Special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 14. 2-67", September 21, 1967, in FRUS, 1964-1968, vol.29, part1, Korea, p.283; "Explanation of the USS PUEBLO's Reconnaissance Mission off North Korean Waters and a Description of Its Subsequent Capture", Undated, CK3100151052, DDRS.
    ⑨Richard Mobley, Flash Point North Korea: The Pueblo and EC-121 Crises, pp.24-25, 27-35, 41.
    ⑩Mitchell Lerner, The Pueblo Incident: A Spy Ship and the Failure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p.43, 72-82; "Chronology of Diplomatic Activity in the Pueblo Crisis", October 1, 1968, CK3100150480, DDRS; "Intelligence Chronological List of Events Leading up to the North Korean Seizure of the USS PUEBLO and Its Crew", Undated, CK3100467222, DDRS; "A Day-by-day Chronological Account of the Seizure of the USS PUEBLO and Its Crew by North Korean Forces in International Waters off North Korea and U. S. Activities in Its Aftermath", December 12, 1968, CK3100548745-CK3100548748, DDRS.
    (11)"Notes of Meeting", January 23, 1968, in FRUS, 1964-1968, vol.29, part1, Korea, pp.462-463; "Notes of Meeting," January 25, 1968, in FRUS, 1964-1968, vol.29, part1, Korea, p.516.
    (12)"Notes of Meeting", January 24, 1968, in FRUS, 1964-1968, vol.29, part1, Korea, p.478.
    (13)"Notes of Meeting", p.516.
    (14)"Notes of Meeting", p.516.
    (15)"Memorandum From Director of Central Intelligence Helms to Secretary Defense McNamara", January 23, 1968, in FRUS, 1964-1968, vol.29, part1, Korea, pp.464-465; "Summary Minutes of Meeting", January 24, 1968, in FRUS, 1964-1968, vol.29, part1, Korea, p.469; "Notes of Meeting", January 24, 1968, in FRUS, 1964-1968, vol.29, part1, Korea, p.480.
    (16)"Summary Minutes of Meeting", January 24, 1968, in FRUS, 1964-1968, vol.29, part1, Korea, pp.470-471; "Notes of Meeting", January 24, 1968, in FRUS, 1964-1968, vol.29, part1, Korea, pp.476-478, 480; Notes of Meeting", January 25, 1968, in FRUS, 1964-1968, vol.29, part1, Korea, p.506; "NSC Meeting Held January 24, 1968, at 1:00 p.m. in the Cabinet Room", January 24, 1968, in James Person, Mitchell Lerner, etc.(eds.), Crisis and Confrontation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1968-1969, document 6.
    (17)Richard Mobley, "Pueblo", pp.98-107; Hanson W. Baldwin, "Call-Up: A First Step",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6, 1968, p.6.
    (18)"Telegram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the Soviet Union", January 23, 1968, in FRUS, 1964-1968, vol.29, part1, Korea, pp.459-460.
    (19)"Notes of Meeting", January 23, 1968, in FRUS, 1964-1968, vol.29, part1, Korea, p.462.
    (20)"Summary Minutes of Meeting", January 24, 1968, in FRUS, 1964-1968, vol.29, part1, Korea, p.470; "Notes of Meeting," January 24, 1968, in FRUS, 1964-1968, vol.29, part1, Korea, p.480.
    (21)"Report from Embassy of Hungary in the Soviet Union to the Hungarian Foreign Ministry, 30 January 1968", in James Person, Mitchell Lerner, etc.(eds.), Crisis and Confrontation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1968-1969, document 56; "Information of the Foreign Ministry of the DPRK Given by Comrade Kim Tae-bong, Deputy Foreign Minister of the DPRK, 9: 00 p.m. to 9: 40 p.m., for the Ambassadors and Acting Ambassadors of all Socialist Countries Accredited to the DPRK, 24 January 1968," in James Person, Mitchell Lerner, etc.(eds.), Crisis and Confrontation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1968-1969, document 8.
    (22)26日，约翰逊就朝鲜问题向全国发表演说，告知公众美国对“普韦布洛”号危机的反应是：一方面，将此事提交联合国安理会讨论，继续利用一切可行的手段寻求立即和平地解决这一问题。最好的结果就是由联合国安理会说服朝鲜还船放人，停止对韩国的“侵略”；另一方面，采取预防性措施，确保美军能够应付朝鲜地区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但并未因此削减在越南的军事力量。详情参见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Lyndon B. Johnson，Book I，1968-1969，p.77.汤普森与葛罗米柯的谈话记录参见"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the Soviet Union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January 26，1968，in FRUS，1964-1968，Vol.29，part1，Korea，pp.520-521.
    (23)"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the Soviet Union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January 27, 1968, in FRUS, 1964-1968, vol.29, part1, Korea, pp.533-534.
    (24)"Telegram from Ambassador Thompson(Moscow 2588), 26 January 1968," in James Person, Mitchell Lerner, etc.(eds.), Crisis and Confrontation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1968-1969, document 32.
    (25)"Telegram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the Soviet Union", January 28, 1968, in FRUS, 1964-1968, vol.29, part1, Korea, p.549.
    (26)"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the Soviet Union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January 29, 1968, in FRUS, 1964-1968, vol.29, part1, Korea, pp.552-553; "Notes of Meeting", January 30, 1968, in FRUS, 1964-1968, vol.29, part1, Korea, p.573.
    (27)"Report from Embassy of Hungary in the Soviet Union to the Hungarian Foreign Ministry, 30 January 1968," in James Person, Mitchell Lerner, etc.(eds.), Crisis and Confrontation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1968-1969, Document 56.
    (28)"Memorandum of a Conversation with the Ambassadors of the CSSR(Czechoslovak Socialist Republic)Comrade Holub, and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Poland, Comrade Naperei, on 29 January 1968, from 2.30 p. m. to 4.00 p.m.," in James Person, Mitchell Lerner, etc.(eds.), Crisis and Confrontation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1968-1969, document 49;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Kore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January 27, 1968, in FRUS, 1964-1968, vol.29, part1, Korea, pp.536-537.
    (29)"Telegram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Korea", January 28, 1968, in FRUS, 1964-1968, vol.29, part1, Korea, pp.537-538.
    (30)"Editorial Note", in FRUS, 1964-1968, vol.29, part1, Korea, pp.570-571; "Chronological Events Regarding North Korean Seizure of the USS Pueblo", Undated, CK3100121309-CK3100121312, DDRS.
    (31)"Memorandum on a Conversation with the USSR Ambassador, Comrade Sudarikov, on 16 February 1968 between 16: 15 and 17: 30 hours", in James Person(ed.), New Evidence on North Korea, Document 60; "Letter Relaying Information Shared between USSR Ambassador in Prague c. S. V. Cervonenko and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c. V. David about the Situation in Korea, February 1968," in James Person(ed.), New Evidence on North Korea, document 61.
    (32)"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the Soviet Union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February 3, 1968, in FRUS, 1964-1968, vol.29, part1, Korea, pp.591-592;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the Soviet Union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February 5, 1968, in FRUS, 1964-1968, vol.29, part1, Korea, p.606.
    (33)"Telegram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Korea," February 6, 1968, in FRUS, 1964-1968, vol.29, part1, Korea, pp.609-610;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the Soviet Union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February 6, 1968, in FRUS, 1964-1968, vol.29, part1, Korea, pp.611-612.
    (34)"Telegram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Korea," February 24, 1968, in FRUS, 1964-1968, vol.29, part1, Korea, pp.642-644;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the Soviet Union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February 26, 1968, in FRUS, 1964-1968, vol.29, part1, Korea, pp.645-646.
    (35)"Memorandum From Secretary of State Rusk to President Johnson", March 14, 1968, in FRUS, 1964-1968, vol.29, part1, Korea, pp.665-668.
    (36)"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Kore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March 21, 1968, in FRUS, 1964-1968, vol.29, part1, Korea, pp.670-671.
    (37)"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the Soviet Union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March 26, 1968, in FRUS, 1964-1968, vol.29, part1, Korea, pp.674-675.
    (38)"Memorandum on an Information[Information Report]of 24 February and 26 February 1968 from Helga Picht, the Embassy of the GDR in the DPRK, Pyongyang", in James Person, Mitchell Lerner, etc.(eds.), Crisis and Confrontation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1968-1969, document 132.
    (39)"Excerpt from Leonid Brezhnev's Speech at the April(1968)CC CPSU Plenum Regarding the Pueblo crisis: ‘On the Current Problems of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and on the Struggle of the CPSU for the Unity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Movement', 9 April 1968", in James Person, Mitchell Lerner, etc.(eds.), Crisis and Confrontation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1968-1969, document 139.
    (40)"Political Report No. 21 from Ambassador Henke to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Prague, ‘No. 21 of the Work Plan Prepared by M. Holub', 4 June 1968," in James Person, Mitchell Lerner, etc.(eds.), Crisis and Confrontation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1968-1969, document 160.
    (41)4月17日，应美国的邀请，韩国总统朴正熙赴火奴鲁鲁与约翰逊举行会谈，讨论了韩国安全的问题。
    (42)"Record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the Chairman of the Council of Ministers of the USSR A. N. Kosygin with the Ambassador of the DPRK in Moscow Ten Du Hwan, 6 May 1968", in James Person, Mitchell Lerner, etc.(eds.), Crisis and Confrontation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1968-1969, document 154.
    (43)"Memorandum on a Conversation with the First Secretary of the Embassy of the USSR in the DPRK, Comrade Zvetkov, and Comrade Jarck on 26 July 1968 between 14: 30 and 16: 15 in the USSR Embassy, 29 July 1968," in James Person, Mitchell Lerner, etc.(eds.), Crisis and Confrontation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1968-1969, document 162.
    (44)"Note on a Conversation with the Director of the First Department of the Foreign Ministry of the DPRK, Comrade Ri In-gyu, on 15 June 1968, from 4: 00 p.m. to 5: 30 p.m., Embassy of the GDR in the DPRK, 18 June 1968", in James Person, Mitchell Lerner, etc.(eds.), Crisis and Confrontation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1968-1969, document 161.
    (45)"Note on a Club Meeting of the Ambassadors and Acting Ambassadors from the GDR, USSR, Czechoslovakia, Hungary, Poland, Mongolia and Bulgaria on 24 October 1969 in the USSR Embassy", in James Person(ed.), New Evidence on North Korea, document 73.
    (46)"Action Memorandum From the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Katzenbach)to President Johnson," December 3, 1968, in FRUS, 1964-1968, vol.29, part1, Korea, pp.726-731; "Telegram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Korea", December 11, 1968, in FRUS, 1964-1968, vol.29, part1, Korea, pp.731-734;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Kore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December 17, 1968, in FRUS, 1964-1968, vol.29, part1, Korea, pp.734-735.
    (47)"Editorial Note", in FRUS, 1964-1968, vol.29, part1, Korea, pp.740-744.
    (48)"Memorandum From Alfred Jenkins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taff to the President's Special Assistant(Rostow)," July 26, 1967, in FRUS, 1964-1968, vol.29, part1, Korea, p.262.
    (49)"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September 15, 1967 in FRUS, 1964-1968, vol.29, part1, Korea, p.275.
    (50)"Memorandum From the Director of Defense Research and Engineering(Foster)to Secretary of Defense McNamara", December 7, 1967, in FRUS, 1964-1968, vol.29, part1, Korea, p.299.
    (51)Michael E. Latham, "Imperial Legacy and Cold War Credibility: Lyndon Johnson and the Panama Crisis", Peace & Chance, vol.27, No. 4(October 2002), pp.508-509.
    (52)"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the Dominican Republic to the Director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Agency(Carter)", April 28, 1965, in FRUS, 1964-1968, vol.32, Dominican Republic; Cuba; Haiti; Guyana,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05, p.85; "Telephone Conversation Between Director of Central Intelligence Raborn and President Johnson", April 29, 1965, in FRUS, 1964-1968, vol.32, Dominican Republic; Cuba; Haiti; Guyana, pp.89-90; "Editorial Note", in FRUS, 1964-1968, vol.32, Dominican Republic; Cuba; Haiti; Guyana, p.102; "Draft Memorandum of Meeting", May 15, 1965, in FRUS, 1964-1968, vol.32, Dominican Republic; Cuba; Haiti; Guyana, p.176;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Lyndon B. Johnson, Book I, 1965, pp.469-474.
    (53)政治事务副国务卿尤金·罗斯托(Eugene Rostow)曾在1967年5月警告说：“苏联会在世界上的诸多薄弱地带继续(或者我应该说变本加厉地？)推行冒险主义”。参见John Dumbrell, President Lyndon Johnson and Soviet Communism，New York：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04，p.134；腊斯克1968年1月31日同国会领导人会谈时表示，在他看来，此时苏联对北朝鲜仍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参见“January 31，1968 Meeting of Johnson and Congressional Leaders to Discuss Pueblo Incident”，January 31，1968，CK3100196847，DDRS, Gale Group，2010；中央情报局1967年9月的一份长达500多页的分析报告认为，由于中苏对外政策的改变，当年苏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大大提高。对于世界上大多数共产党而言，民族主义的情绪与对于苏联的经济依赖相比显得并不重要。参见“The Sino-Soviet Snuggle in the World Communist Movement since Khrushchev's Fall，Part1”，September 1967. available at：http://www.foia.cia.gov/cpe.asp
    (54)Mitchell Lerner, The. Pueblo Incident: A Spy Ship and the Failure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232.
    (55)Sergey S. Radchenko,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North Korean Seizure of the USS Pueblo: Evidence from Russian Archives", p.2.
    (56)沈志华：“中苏同盟破裂的原因和结果”，《中共党史研究》2007年第2期，第30—34页；沈志华：“难以弥合的裂痕：苏联对中印冲突的立场及中苏分歧公开化(1959-1960)”，《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第5-27页；沈志华：“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北京：新华出版社，2009年，第283-315页。
    (57)沈志华：“‘唇齿相依’还是‘政治联姻’？——中朝同盟的建立及其延续(1946-1961)”，《“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3期，第184-188页。
    (58)李丹慧：“走向分裂：从暗中斗争到公开论战——1960年代中苏关系研究之二”，《史学集刊》2006年第6期，第58-61页。
    (59)Sergey S. Radchenko,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North Korean Seizure of the USS Pueblo: Evidence from Russian Archives", pp.7-12; "Record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Soviet Foreign Minister Andrei Gromyko and North Korean Foreign Minister Pak Song Ch'ol, 9 April 1966", in Sergey S. Radchenko,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North Korean Seizure of the USS Pueblo: Evidence from Russian Archives", pp.53、55; "Record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A. A. Gromyko and Deputy Chairman of the Cabinet of Ministers,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DPRK Comrade Pak Song-ch'ol 20 November 1967", in Bernd Schaefer, "North Korean 'Adventurism' and China's Long Shadow, 1966-1972", pp.43-45; 李丹慧：“失去的机遇？——赫鲁晓夫下台后中苏两党和解的新尝试”，《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8期，第21-34页。
    (60)下面这段约翰逊总统的原话很好地概括了美国的这一考虑：“我们并不想扩大战争。我们已经意识到北朝鲜同中国和苏联之间签订了共同安全条约。我们知道参与一场战争比摆脱一场战争要容易得多。”参见“January 31，1968 Meeting of Johnson and Congressional Leaders to Discuss Pueblo Incident”，January 31，1968，CK3100196819，DDRS。
    (61)Sergey S. Radchenko,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North Korean Seizure of the USS Pueblo: Evidence from Russian Archives", p.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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