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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赵辰光 哈尔滨师范大学图书馆 科学史不仅忠实地记录了科学的历史变迁过程，而且还以不可替代的独特方式选择和积累了人类精神文明的优秀成分。因此，科学史对于人类道德进步和智力发展具有同样重要的促进作用，是现代人文精神不可缺少的建构因素。科学史之父萨顿（G.Sarton）曾说：“历史的研究，尤其是科学史的研究，不仅能看作是智慧和人文主义的来源，而且可以看作是我们良心的校准器：它帮助我们不自鸣得意，不骄傲自大，不急于求成，但却保持着信心和希望，并且为完成我们自己的使命默默地永不停息地工作。”〔1〕所谓科学史的教化功能， 就是指科学史作为人文精神的建构因素之一对于人类道德进步的重要作用。 科学是科学精神与科学手段的统一。当科学面对周围世界去探索和应用客观规律时，是以客观事物固有性质为基础的，追求的是一种物质性的目的；而当科学面对主体自身、研究人类社会的行为准则时，其基础则是人的主体性活动，所追求的目的在于促进道德进步和精神的解放。正如物理学家郎之万（P.Langevin）所指出的那样：“科学自始就不仅是物质解放的一种手段，也不仅是用对自然规律的认识来控制自然力量的一种手段，它还是并且特别是通过对我们周围宇宙的认识，通过对我们和宇宙相互间关系的日益明确的认识，通过我们同这个宇宙的精神结合的不断努力而达到精神和道德解放的一种手段。”〔2〕 然而，随着工业文明的到来和发展，科学的精神价值和物质功能被越来越严重地分割开来，造成了科学作为物质手段与人文主义精神的严重对立。这种对立的实质在于，科学精神的发展远远落后于科学的物质方面。由此导致的一个后果是：科学技术的应用脱离了道德的约束，以至危机到了人类的生存。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H.Marcuse ）在分析这种状况时指出，“自然的定量化，导致根据数学结构来阐释自然，把现实同一切内在的目的分割开来，从而把真与善、科学与伦理学分割开来”。这样，主体就“不能象伦理学或美学、政治的动因那样发挥它的科学作用。”〔3〕丢失掉科学精神的另一个后果是：科学的应用压制了智力的发展，使人性严重扭曲。早在19世纪中叶，马克思就预料到了科学被异化的严重后果。他反复强调，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科学对于劳动来说，表现为异己的、敌对的和统治的力量”，“科学在生产过程中的上述应用和在这一过程中压制任何智力的发展，这两者是一致的。”〔4〕 摆脱上述这种困境的根本途径是使科学精神与科学的物质方面真正地结合起来，实现科学的人性化和人文主义的科学化，而科学史正是联结这两者最理想、最有效的桥梁和纽带。萨顿直接了当地说：“使科学工作人性化的唯一方法是在科学工作中注入一些历史的精神，注入对过去的敬仰——对作为一切时代的善的见证的敬仰。”〔5〕那么， 科学史是怎样发挥这种桥梁和纽带作用的呢？ 第一，科学史表明和展示了科学的社会合作性质，学习科学史是帮助人们理解科学的历史继承性、树立科学只能服务于人类共同利益观点的最直接的途径。在人们主要是按照教科书方式来接受科学教育的时代，人们经常只注意最近的成果和科学家个人的贡献，以至“把科学看做是从天上掉下来的”〔6〕。这样一来， 科学在一些人那里成了私有财产和为个人或小集团谋私利的手段。只有在科学史中，人们才能真正理解科学的本质和目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科学的发生与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这一方面意味着生产实践是科学活动的前提，任何科学家的发明创造都离不开全人类生产实践所提供的物质条件和经验材料；另一面也意味着科学必须服务于生产实践，服务于人类共同的根本利益。同人类的劳动一样，科学也是调整、控制人与自然关系的活动。在这一方面，科学是把整个人类的生存发展而不是个别人的私利作为目标的。因此，不同的人在科学研究上面对的是共同的问题，将为共同的成就而欢欣鼓舞，为共同的难题而困惑苦恼。整个人类都将因为共同撰写着同一部科学历史而统一起来。 第二，科学史是科学精神的最集中的载体，能够帮助人们超越一堆事实和定律组成的固定体系，掌握严密的科学方法，发扬向一切教条宣战的批判精神，养成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教科书式的科学教育常使人固守科学上的某些教条，局限于实用主义的一技之长，对于反科学和伪科学缺乏识别能力。由此导致的一个后果是：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和巫术、迷信能同时并存。牛顿在晚年埋头于注释的约翰启示录，热衷于论证上帝的存在；和达尔文同时发现自然选择的华莱士最后堕落为现代唯灵论者，醉心于麦斯默尔催眠术的研究，等等。所有这些，都是“蔑视一切理论、不相信一切思维的最肤浅的经验论”〔7〕的结果， 而经验论的科学正是背离科学精神、没有科学史基础的“科学”。众所周知，科学的产生和发展是一部不断为争取生存权利和独立地位而斗争的历史。它一方面作为劳动过程的智力环节从直接生产过程中分化出来，为自身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又作为愚昧无知和野蛮的对立面从神学中解放出来，冲破了人类自己为科学编织的罗网。那些为科学而战的人，“他们几乎全都处在时代运动中，在实际斗争中生活着和活动着，站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进行斗争，有的人用舌和笔，有的人用剑，一些人则两者并用”〔8〕。只有在科学史中， 人们才能发现和了解科学的这种革命性质。因此，生物学家赫胥黎（J.Huxley）说：“这样历史地处理科学发展过程不但是揭示科学法则真正本质的最好方法之一，而且是纠正专门科学工作者中可能存在的狭隘偏见和独断主义的方法之一，是沟通学校课程中的科学与人生的有效的途径。”〔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