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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科学史表明，人类前进的道路是曲折的，因而要允许个性化的科学研究，反对把唯一的模式强加给一切人的独断主义做法。只有在完成一项科学发现之后，人们才能确定完成这项科学发现最短的路径。在此之前，任何真正的科学探索，无论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都能对人类的进步产生重要的影响，这是因为科学史所沉淀出来的科学精神具有永恒的价值。科学史不仅教导我们要对历史上的科学精神有一种敬仰的感情，而且还要求我们在破除旧教条的同时，防止产生束缚后人的新教条。 科学的历史正在勾勒出人类社会最高尚的道德体系的基本轮廓。作为一种崭新的思想意识，科学精神从人类的整体利益出发，追求人的彻底解放，反映了人类争取在物种关系和社会关系上从动物界提升出来的愿望和所做的努力。作为这样一种先进思想意识的载体，科学史理所当然地成了人类的思想宝库。马克思、恩格斯等人在创立科学的共产主义理论体系过程中，吸收了人类思想史中的一切优秀成分，而科学史又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科学精神与共产主义道德在实质上完全一致，恰好说明了这一点。 自近代以来的历次重大思想启蒙运动都在科学史中汲取了营养，并因此推动了历史的进步。在欧洲，“近代世界与先前各世纪的区别，几乎每一点都能归源于科学”〔10〕。但是，科学在近代以后的威信逐步上升，并不仅仅是由于实用技术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物质利益。在16、17世纪，科学研究还局限在天文学、力学等狭小的领域里，科学理论与实用技术尚分属两个十分不同的领域，科学理论研究的生产力功能远远没能暴露出来。因此，科学对近代思想解放运动的贡献不可能直接来自它所提供的物质手段，而只能来自它所倡导的新思想。这种崭新的思想意识是由全部科学史体现出来的。恩格斯指出：“新时代是以返回到希腊人而开始的”〔11〕，“拜占庭灭亡时抢救出来的手抄本，罗马废墟中发掘出来的古代雕像，在惊呀的西方面前展示了一个新世界——希腊的古代；在它的光辉的形象面前，中世纪的幽灵消逝了”〔12〕。希腊的经验科学是微不足道的，但近代的启蒙者没有小看这段历史，而是从中发掘出来了宝贵的科学精神，并以此作为冲破思想束缚的有力武器。由于近代思想家是历史地处理科学的，所以他们对科学的理解达到了以后二三百年都未曾达到的高峰。科学在短短的时间里如此彻底地改变了人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在迄今的人类历史上也仅此一次。 与欧洲的近代史开端不同，我国封建社会末期对科学的认识和导入是实用主义的。李鸿章等一批“洋务运动”的代表，仅仅注意到了西方在发展科学技术过程中所取得的物质利益，并不想把科学精神引进来。他们从没落的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出发，一方面要使用科学技术的物质手段，一方面又反对和压制科学思想的发展，使中华民族对科学的认识又推迟了很长的时间。在这个历史时期，只有少数几个思想家把科学史作为研究内容，科学史没能对整个民族的思想解放发挥应有的作用。可以肯定地说，现代科学精神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发育得较慢，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缺乏科学史这一传播科学精神的中介。 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证明，任何一个民族要实现现代化，都不能缺少科学史的教化功能。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处于快速发展和攻坚阶段的关键时刻，强调这一点，就更加重要。为了充分发挥科学史的教化功能，应该怎样开展科学史教育呢？ 很显然，科学史教育要通过传播科学史知识来弘扬科学精神。只有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出发，才能从零散、杂乱的科学史材料中总结出正确的结论。根据时代的要求，我们的科学史教育应突出以下几个与现时期道德建设密切相关的思想：一是科学是全人类的事业，是人类争取自由的主要手段，只能为人类共同的利益服务；二是千百万劳动人民的社会实践是科学发展的根本动力，同人类文明的任何成就一样，科学也是劳动者创造的；三是在追求科学真理的过程中，必须具有勇于献身的精神和高尚品格，必须投身于现实的实践中；四是科学与各种反科学或伪科学的斗争是长期的、艰苦的，有时甚至是残酷的；五是滥用科学技术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而根除这种滥用科技倾向的唯一途径就是使人类“在社会关系上从动物界提升出来”。 总之，科学史的教化功能正如萨顿所说：随着“科学史研究的深入和科学史知识的广泛传播，将有助于我们发展一种新的人文主义。只要理性地理解科学史，就能使人具有同情心和宽阔的眼界，不断提高智力和道德标准，并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有更深刻的理解。”〔13〕 注释： 〔1〕〔5〕乔治·萨顿：《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48页、49页。 〔2〕郎之万：《思想与行动》，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86页。 〔3〕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重庆出版社，1988 年版，第124页。 〔4〕马克思：《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人民出版社， 1978年版，第207—208页。 〔6〕《恩格斯致瓦·博尔吉乌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05页。 〔7〕〔8〕〔11〕〔12〕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1、7、41、5—6页。 〔9〕J.Huxley：《科学与行动及信仰》，商务印书馆，1935 年版，第100页。 〔10〕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43页。 〔13〕G.Sarton,The Life of Science.Indiana Univesity Press,1960,P.5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