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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朱治军，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中国 上海 200062 内容提要：欧洲中世纪大学诞生后期奉行基督教普世主义的价值观和神学使命，在人员构成、组织机构、学术制度等方面表现出鲜明的国际性特征。到中世纪末期，大学逐步被纳入民族国家发展的框架之内，成为地域性组织。从国际性到地域性的嬗变，是欧洲中世纪大学不断适应社会发展的体现。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民族国家的兴起、大学自身的变革等因素是其嬗变的重要原因。 关 键 词：欧洲中世纪大学 大学特征 国际性 地域性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6800(2015)08-066-06 西罗马帝国覆亡之后，基督教作为“从没落了的古代世界承受下来的唯一事物”[1](400)，实际上担负起了欧洲文明从头做起的重任。此后几个世纪中，欧洲世界逐步完成了对基督教会的集体皈依，基督教会成为统一欧洲的重要力量。在宗教凌驾于世俗政权之上的统治模式下，欧洲形成了一个政治、思想、文化趋同发展的基督教世界。在基督教普世主义的影响下，作为中世纪欧洲社会环境组成部分和具体体现的中世纪大学，在其发展初期表现出鲜明的国际化色彩。后来受到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影响，欧洲国家的民族意识开始苏醒，世俗王权在与教会争权的过程中逐渐加强了对大学的控制与干预，大学的国际化色彩淡化，逐渐成为地域性的组织。中世纪大学在地域特征上的嬗变，是其不断适应社会发展的体现。 一、国际性：中世纪大学发展初期的显著特征 大学先天具有世界性格。“大学”的拉丁文是“universitas”，与宇宙“umverse”有相同的词根，含有无所不包和普遍主义的蕴意。中世纪大学发展初期，在整个欧洲范围内秉持统一的学术标准，开设基本相同的课程，并相互承认学位，“在一个上帝管制的世界里，学者不属于哪一个具体的国家或民族……(他们)将自己定位为学术共同体世界的公民”[2](70)。欧洲中世纪大学具有鲜明的国际化色彩。 (一)人员构成的国际性 在欧洲中世纪大学发展初期，构成大学组织成员的教师和学生往往来自欧洲乃至其他洲的各个地区，生员构成具有广泛的国际背景。据统计，13至16世纪在巴黎大学执教和攻读的知名学生中，有153名英国人、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200名德国人，56名荷兰人，109名意大利人，44名西班牙和葡萄牙人，41名斯堪的纳维亚人，41名斯拉夫人、匈牙利人和希腊人，甚至还有一批来自亚洲的学者。[3](215)博洛尼亚大学不仅招收意大利的学生，还招收一大批来自法国、西班牙、英国、德国、波兰、匈牙利的学子。学生构成的广泛性缘于中世纪大学宽松的入学规定。当时的大学，对于入学几乎不作国籍、社会地位、智力和语言等方面的规定，也没有统一的入学考试。“除作为一名基督教徒不言而喻要接受洗礼之外，唯一的入学标准似乎就是道德品质：这是一种每个人在原则上都能达到的标准。这种‘道德标准’包括合法出生的证明，但实际上只需要一个人相信自己是合法出生的就行了。”[4](187)甚至对于那些不需要获得学位的学生而言，即使这样的证明也是不必要的。如此宽松的入学条件，使得进入大学并成为一名大学生变成一件十分容易的事情。不同地域的学生和学者以共同的语言、宗教为维系，以追求共同的知识与真理为动力，在中世纪大学中汇集、交流和共同生活。巴黎大学和博洛尼亚大学等大学也如此成为该时期知识生产和传播的集散地和著名的学术中心、国际中心。 中世纪大学人员构成的国际化与当时欧洲市政生活的复兴和学术风气的浓厚有密切关系。在意大利等地区，教会势力对世俗生活的干预相对较弱，继承古罗马市政制度和法治传统的城市在法治的框架下自由运行。为扩大税收来源，腓特烈一世(Frederick I)大帝曾于1158年颁布《安全居住法》，使得外籍学者享有与本地居民相同的合法居住权和特权，这大大促进了经济和教育活动的繁荣。同时，在一些学者的带动下，巴黎、博洛尼亚等城市的学术风气异常浓郁，杰出的学者如阿贝拉尔(Abelard)、爱那里乌斯(Irnerius)、格拉提安(Gratian)、康斯坦丁(Constantine)等人以其丰富的学识、杰出的人格和卓越的演讲吸引着大批学者不远万里前来拜师求学。因此，凯姆普沙尔(Kempshall)说：“中世纪大学的历史是一部逐渐机构化的历史，但它的开始阶段却是非计划的个人行为。”[5](203-209)可见杰出学者的个人魅力对中世纪大学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影响。 (二)民族团的兴起 民族团，英文作nation，它是中世纪大学国际性特征的重要表征。由于构成中世纪大学组织成员的学生和教师来自欧洲的各个民族和地区，他们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以外籍人员的身份与本地人员及其他民族地区成员和平相处、共同生活。基于共同的出生地、民族、语言、文化、利益等因素，外籍人员以地缘为纽带，结合形成了中世纪大学内部重要的组织结构——民族团。中世纪盛极一时的博洛尼亚大学有来自阿尔卑斯山以北地区的学生组成的14个民族团和来自以南地区的3个民族团：巴黎大学有法兰西、皮卡第、诺曼底、英德等四个民族团，其中的英德民族团成员主要来自东欧、北欧、苏格兰等地区。[6](133)由于博洛尼亚大学的教师大多来自本地，享有市民特权，所以博洛尼亚民族团由学生单独构成；而巴黎大学民族团的核心成员则是其基础部的教师，他们除自己作为民族团成员外还会介绍与其来自相同地区、在高级学部攻读博士学位的学生加入，但条件是这些学生要保证担任两年基础部的教学工作。所以，巴黎大学基础学部的教师大多具有双重身份——基础学部的教师和高级学部的学生。民族团组成人员身份的不同也带来了两所大学不同的管理方式和特色，前者为典型的“学生大学”，后者为典型的“先生大学”。 中世纪大学的民族团是一个带有自卫和互助性质的行会组织。它们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来自异国他乡的学生(其处境类似于今日所说的“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从而保障中世纪大学能够源源不断地吸引各地学生，不断彰显其国际化色彩。 (三)学术制度的开放性：游学与大学间的人员流动 欧洲中世纪大学以开放性的姿态接纳来自欧洲各地的成员，除了民族团作为外来成员的组织机构外，还有一项重要学术制度显示出其国际化的色彩，那就是中世纪大学著名的游学制度。游学制度源自中世纪市民对旅行的热衷。“中世纪的人喜欢旅行。他们不在乎道路稀少，在只能靠步行或骑马、乘船或坐马车的情况下也依然乐此不疲……旅行者像一支无所不在的大军挤满了欧洲中世纪的道路。”[4](307)中世纪大学充分尊重了时人的这种爱好，允许学者和学生的自由流动。游学“是一种学生和教师为了学习目的在欧洲一国或者多国进行的旅行”[4](308)。游学的兴起得益于中世纪大学开放性的制度设计，比如所有大学都有相同的授课科目、课程、教学方式、学位授予，如入学要求宽松并学位互认等。游学作为中世纪大学一道独特风景逐渐成为传统，并演化为如今西方教育中的一项特殊的学习、交流方式。 除了游学制度外，中世纪大学在校际和国际的人员流动也十分频繁。比如学者彼得·伦巴德曾先后在博洛尼亚、兰斯和巴黎等地求过学；作家彼得先在图尔和巴黎学习哲学，后于1160年左右前往博洛尼亚学习法律，后又回巴黎学习神学，最后在英国完成学业；[7](59)索尔兹伯里的约翰在追随阿贝拉尔学习长达12年之后，又师从米兰的米伦和康彻的威廉，后又成为伯纳德的学生，又追随其他教师学习数学和修辞学，可以说终其一生都处于不断的游学和迁移之中。[8](101-103)在人员流动的过程中，大学的办学模式被传播和模仿，一些新大学得以建立。比如博洛尼亚的学生在迁移的过程中建立了帕都亚(Padua)大学和锡耶纳(Sienna)大学。而在法国和英国，法学被博洛尼亚人布拉森丁(Placetin)引入蒙彼利埃大学，罗马法被另一位博洛尼亚人瓦卡瑞乌斯(Vacarius)引入到了牛津大学。[9](15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