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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域性：晚期的中世纪大学 1378年，欧洲基督教世界的“大分裂”事件，使欧洲历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一方面，教会和教皇的权威日益下降，中世纪基督教世界的统一被打破；另一方面，随着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的日益加强，民族国家和地方政权不断兴起和壮大，他们开始和教会一同介入到大学中，并不断加强对大学的控制和影响。在此背景下，中世纪大学的国际化色彩日益淡化，取而代之的是其发展的民族化和地区化趋势。 (一)大学数量的扩张和分布的区域化 中世纪大学发展中后期，其数量不断扩张。从大学产生至1378年“大分裂”之前，将近300年的时间，欧洲实际存在并运转的大学约为30所。而在随后的2个世纪中，新增大学近40所。尤其是1451至1500年间，欧洲新增大学多达22所。据统计，至16世纪末，整个欧洲大学的实际数量已接近70所。[3](195)伴随着数量的扩张，中世纪大学在分布上也明显与之前不同，出现了区域化的特征。在中世纪大学发展初期，大学主要集中在意大利、法国和伊比利亚半岛的西班牙三大区域，即所谓的地中海文化圈内。晚期的中世纪大学在分布上突破了地中海文化圈逐步向欧洲中部地区转移。新建的大学遍及整个欧洲，除英格兰地区外，几乎欧洲所有地方都有新建大学的出现如伊比利亚半岛上有7所大学，法国有8所，德国有14所，苏格兰、斯堪的纳维亚、波兰和匈牙利有9所，意大利则有8所。[3](195)新增大学吸引了大量学生和学者的加入，欧洲高等教育在知识和学术方面不断取得进展。 欧洲大学在地理分布上的扩大无疑给欧洲学子带来了福音，他们不必再跋山涉水到异地他乡求学，而选择在家乡或邻近地区就近接受高等教育。因而，新大学较之前招收了更多的本地区或本国的学生。与此同时，新大学之间的交往也明显减少，“大学形成初期的那种来自不同区域的学者不受拘束在各大学之间自由漫游、讲学，为了追求学术和探索真理，自由往返于不同地区的现象已不多见”[3](121)。相对于发展初期，中世纪大学的国际化色彩已明显减弱，新大学至少在生源构成上已无法与汇集四方学子的巴黎大学和博洛尼亚大学相媲美，而仅把服务对象局限在本地区。中世纪大学进入了由国际性机构向区域性机构蜕变的过程。 (二)大学设置形态的多样化 中世纪大学从诞生后长期为基督教会控制。而随着新大学的剧增，晚期的中世纪大学在设置形态上日益突破单一的教会型模式，表现出多样化的特点。首先是世俗型大学不断增加。这类大学有些是由世俗王权或地方当局直接创办，有些则是由原来的教会大学经过改造或改编而成。世俗型大学受到了国王或地方当局的捐赠和庇护，但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限制和干涉。世俗王权往往通过颁发特许状或法人资格、为大学制定法规或法律等手段来改革大学内部的组织形式，限制大学的某些特权。法国国王亨利四世曾在1598年至1600年间试图为巴黎大学制定新的章程，进行教育改革，推行世俗化教育。许多欧洲大陆国家明确制定各种保护本国大学的法令或条例，如禁止本国学生到别国留学、某些职位须由特定大学的毕业生担任等。[10](96)其次，随着宗教改革运动的兴起，教会型大学也发生了分化，新教教派开始与天主教派争夺大学的控制权。所以，这一时期的教会型大学大致可以分为天主教教会创办的、新教各教派创办的及面向所有教派开放的等三种类型。各类教会型大学虽然设置主体不同，但是教育目标基本相同，都是着眼于培养为本教派服务的神职人员，因而只接收信仰本教派教义的学生和学者，传授本教派教义。路德派创办的大学在中欧和东欧一带影响较大；面对新教的挑战，天主教派的大学在其教学形式、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进行了重大改革；一些宽容型的教会大学，如奥尔良大学、蒙特利尔大学、帕都亚大学等则向所有教派的入学者开放，允许各教派教义在学校中传播。 (三)民族团的式微 随着晚期中世纪大学地方化色彩逐渐浓厚，民族团在大学中逐渐出现了式微之势。民族团的兴起与民族意识的觉醒及异地学生通过强化来自相同地区“地理联系”的方式增加安全感的心理相关，而晚期的中世纪大学除古老的巴黎、博洛尼亚之外，几乎遍布欧洲全境，学生在家门口就能上大学，不需再借助组织寻求庇护。民族团存在的基础逐步消解。1538年，奥尔良大学的10个民族团被勒令减少至4个。1619年，法国国王路易十三下令取消法国大学中由民族团组成的大学评议会。即便是那些仍然存在的民族团，学生在大学中的管理权及发挥的作用也与之前不可同日而语。创办于14世纪中期的布拉格大学，按照其学校规章有4个民族团。在民族团内，按规定学生和教师共同享有相同的权利。然而在实际的运作中，组织权利常常向教师方面倾斜。布拉格大学的评议会成员由每个民族团推举2人共计8人组成，而8人中，教师常常占据多数甚至全部席位。1391年，评议会全部由教师构成的状况得到认可，布拉格大学逐渐由“教师与学生的行会组织”演变为“教师的行会组织”。[6](555)此外，欧洲大部分大学中的民族团不仅数目大量减少，而且多数名存实亡，基本丧失了以往选举学部长、聘任教师和拥有司法裁判等权利。 民族团的式微反映了晚期中世纪大学内部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的变化。事实上，多数新建大学从建立之日起便采纳了巴黎大学的管理方式，由教师负责大学的教学和其他行政事务，学生多被排除在学校事务管理之外。以巴黎大学为代表的“教师型”大学逐步取代以博洛尼亚大学为代表的“学生型”大学，成为欧洲最重要的大学模式。同时，学部和学院在大学管理中的职能也明显超过民族团，成为大学中最重要的组织管理机构。民族团的式微，标志着中世纪欧洲大学丧失了其最初的国际性特征。 (四)教学与服务的民族化和世俗化 这一时期，欧洲各地大学的学科设置和教学突破了统一模式，民族国家和地方的利益被纳入到学科及教学的目标之内。英国、德国甚至法国的大学已不再遵循巴黎大学的摹本，而在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和教学方式上更多地考虑到本民族的需求和特色。英国的牛津和剑桥大学，在课程中除保留神学教育内容之外，将课程的重心转移到造就未来学者和绅士阶层的“自由教育”。在教学方面，统一的拉丁语逐步被希腊语、希伯莱语等民族语言取代。在文艺复兴的起源地意大利南部，早在1400至1500年间就有大学率先使用民族语言进行教学。在教学内容上，大量与社会生活相关、直接服务于民族国家发展的实用世俗学科被引入。由于民族国家对法律及诉讼人才的需求，法学科目被广泛增设。德国大学的法学部新设置了国际法、宪法、外交法、商法和交通法等科目。在一些大学，法学及法学家的优越地位甚至超过了神学和神学博士。随着大学的民族化和世俗化，中世纪大学所带有的普遍主义特征不复存在，大学由国际性组织逐渐沦为服务于民族国家的地方性机构。 三、中世纪大学从国际性到地域性嬗变的原因 中世纪大学从国际性到地域性的嬗变与中世纪末期的欧洲社会在宗教、文化与政治等方面的变革密切相关。 (一)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的洗礼 在西方社会发展的历程中，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无疑是对社会变革起巨大作用的伟大事件。文艺复兴所主张的人文主义、人道主义与人本主义及其所宣扬的人的理性取代神性等观念，极大地推动了人们的思想解放与观念更新，对天主教神学构成巨大冲击。从此，以基督教神学为核心的经院哲学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教皇的权威逐渐衰落，欧洲基督教世界维持统一的宗教基础开始动摇。在文艺复兴的推动之下，宗教改革把斗争矛头直接对准了罗马教会，要求通过改革建立适应于民族国家发展的“民族教会”。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有力地推动了欧洲封建统治的瓦解和西方基督教世界的解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