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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王维佳 作者简介：王维佳，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天津 300071 原文出处：《史学月刊》(开封)2015年第20156期 第15-24页 内容提要：20世纪30年代，《李朝实录》影印本传入中国，引起中国学人的关注，对中国明清史与中朝关系史研究产生很大影响。吴晗从30年代开始，耗时近三十年，全面钩稽、抄录《李朝实录》中有关中国的史料，80年代出版《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是书详录朝鲜与明清交往史实、朝鲜使臣对明清政治观察与臆想等方面的资料，内容丰富，可补中国史料之不足，乃明清史与中朝关系史研究者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 期刊名称： 《历史学》复印期号： 2015年07期 关 键 词：吴晗 《李朝实录》 《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 中朝关系 《李朝实录》(亦称《朝鲜王朝实录》)①是朝鲜王朝官方编纂的最重要的史书之一,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在朝鲜王朝时期,一直封存于朝鲜半岛内的各处史库中。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半岛,大韩帝国灭亡。20世纪30年代初,京城帝国大学法文学部将《李朝实录》缩版影印出版,由是,《李朝实录》方为学界关注,日益受到重视。该书印成当年,北平图书馆便购入一部②,当即引起中国学人注意,以孟森(1869-1937)、吴晗(1909-1969)最具代表性。尤其是吴晗摘抄《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定名《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以下简称“《史料》”),1980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成为中国学界研究明清中朝关系史最重要的参考资料之一③。本文试就《史料》的成书与价值,略加探讨,以求教于海内外方家。 一 《李朝实录》之传入与《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之成书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高丽权臣李成桂发动政变,推翻高丽王朝,建立朝鲜王朝(1392-1910年,日本学术界称之为“李朝”)。建国伊始,即模仿中国建立起严格的官方修史制度。纵观李氏王朝,除最后二王高宗和纯宗外④,每位国王继位后,皆设专门机构,修前朝国王实录。修成之后,抄录数部,分藏于全国各地的史库之中。该书所记极为丰富,涵盖李氏王朝的政治制度、经济、文化、军事、对外贸易、文化交流、天文气象、社会现象等内容,成为研读朝鲜王朝历史最重要的史料之一。 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后,京城帝国大学法文学部于1929年筹划影印《李朝实录》,缩本影印工作于1930年7月开始,至1932年完成。此次影印的《李朝实录》包括太祖到哲宗25代国王、472年(1392-1863年)间史实,共计1893卷,848册,印行30部。全书为编年体,以汉文书写。1932年,该书影印完成不久,即经国立北平图书馆传入中国。 国立北平图书馆于1931年在北海西侧落成,蔡元培(1867-1940)为馆长,但他社会活动繁多,实际馆务均由副馆长袁同礼(1895-1965)负责。袁同礼曾就读于北京大学,后留美,回国后在多家图书馆任职,对图书馆学颇有心得。他认为“全国缺乏公共收藏机关,实学术不发达之主要原因”⑤。他在担任副馆长后,一方面妥善保护原有南宋皇宫缉熙殿、元翰林国史院、崇文阁、明文渊阁、清内阁大库等的希世珍本和一般线装古书⑥;另一方面,努力采购私家及国外图书,尤其关注海外刊行的大型重要史籍,尽力购入。1932年只印行30部的《李朝实录》,北图当年就购入了一部,十分珍贵。随即引起中国学者的关注。 《李朝实录》之所以受到重视,与当时学界重视史料的发掘有关。民国时期,中国学术氛围相当活跃,与国际学术界保持着十分密切的联系。王国维(1877-1927)、陈寅恪(1890-1969)、胡适(1891-1962)、傅斯年(1896-1950)等史学家皆极为重视史料的发掘与整理。1928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傅斯年提出“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主张“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⑦。1934年,陈寅恪为《王静安遗书》撰写序言,概括王国维治学的方法,其一为“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换言之,不论是陈寅恪,抑或王国维,都提倡以“异族之故书”作为研究中国历史的重要资料。民国学人宽阔的学术视野、具有世界眼光的史料观,推动了学术的发展。在此学术背景下,《李朝实录》传入中国,产生了很大影响。 与此同时,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为侵占中国东北领土,日本建立伪满洲国,并散布殖民史观,鼓吹“满蒙在历史上非支那领土”论⑧。众所周知,东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满族先世是臣属于明朝的边疆少数民族。因而研究明史,不能不谈东北地区的情况和满族先世的历史。然而,清朝统治者因讳言其先世隶属明朝而篡改史籍,造成了中国史籍对满族先世的记载模糊不清,这又恰被日本学者利用。中国学人像孟森、郑天挺等受现实刺激,特别注重对东北地区历史的研究,《李朝实录》的传入,正为解决该问题提供了关键性的史料,因而受到重视。孟森等都以《李朝实录》为重要资料,刊行了重要论著⑨。这也正是吴晗辑录《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最直接的原因。 1931年吴晗初入清华,对明史颇有兴趣。“九一八”事变之后,伪满洲国成立,现实危机激发了他对建州女真史的关注。同时,他也认识到清修《明史》等有关史籍,对建州女真史的歪曲和隐讳。他曾说: 清修《明史》,把它自己祖先这三百年间的历史都隐没了,窜改了,歪曲了,为的是好证明清朝的祖先从来没有臣属于明朝,没有受过明朝的封号,进一步强调建州地区从来不属于明朝的版图等等政治企图。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在修《四库全书》的时候,把明人有关建州的真实史料都作了一番安排,办法多种多样,一种是毁板,禁止流通;一种是把书中有关地方抽掉,弄成残废;一种是把有关文字删去或改写。推而广之,连明朝以前有关女真历史的著作也连带遭殃,不是被删节便是被窜改了⑩。 1932年,吴晗在北平图书馆意外发现了《李朝实录》,充分意识到此书的重要性。他希望通过对该书中“中国、朝鲜和朝鲜与建州、建州与明的史料”(11)的辑录,理清清朝建国前的历史,重写建州史,以证明东北三省自明朝起就是中国的领土,实现学术救国的理想。故而从1932年开始,吴晗利用周六、周日的时间,去北图抄录《李朝实录》中的有关史料,风雨无阻,坚持了四年,一直到1936年,前后抄了80本,抄到《李朝实录》第498册,1649年止(12),定名为《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1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