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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晗《史料》一书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其被使用情况上。20世纪80年代《史料》一经出版,即颇受青睐。该书诚然存在漏抄、错抄的瑕疵,但当时《李朝实录》流传不广,获取很不方便,难以被一般学者看到,《史料》为大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2006年以来,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开始了《李朝实录》的数字化服务,现在网上也能自由检索,但吴晗《史料》仍被很多学者使用。为说明这一情况,特以中国知网为据,1981至2014年相关学术论文引用为例,把二者使用情况进行对比,列表如次。  从表中可见:自1980年《史料》一书出版后,其引用率就在逐渐上升。在《李朝实录》逐步数字化的同一时期,《史料》引用比率不但未降,反而达到了峰值。其中,尚未包括以《史料》为索引,而后复勘《李朝实录》的情况。吴晗《史料》的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当然,随着学术的发展与数据库建设的完善,加之《史料》一书本身的不足,其引用率降低当属正常现象。 其次,在一定程度上,吴晗对《李朝实录》的辑录、编排也具有提供范式的意义。在吴晗之前,尚没有辑录《实录》而成书并公开出版的情况。而在《史料》一书出版后,陆续出现不少同类书籍,如王其榘编纂的《明实录邻国朝鲜篇》(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1983年)和《清实录邻国朝鲜篇》(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1987年);吉林社科院历史所编辑的《明实录东北史料辑》(一至五册,辽沈书社,1990年)。后来,进一步发展出现了正史资料的选辑,如刁书仁主编的《廿六史中朝关系史料选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姜孟山等主编《中国正史中的朝鲜史料》(延边大学出版社,1996年);王钟翰辑录的《朝鲜李朝实录中的女真史料选编》(收入《王钟翰清史论集》第1册);朴兴镇主编的《中国廿六史及明清实录东亚三国关系史料全辑》(延边大学出版社,2007年,共5册)等。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因为吴晗《史料》一书有漏抄、错抄之处,有人认为该书学术价值不大。以此,笔者以《李朝实录》和《史料》一书互校,发现后者确实存在时间上抄错或文字上不忠于原文之处,如《李朝太祖实录》四年(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三月壬寅条记载:“商山君李敏道卒……当上(指李成桂)潜邸之日,阴有推戴之意,陈说历代沿革。及上即位,得与功臣之列,官至商议中枢院事,赐号推忠协赞开国功臣,以妻乡尚州,封商山君。年六十卒,赠门下侍郎赞成事,谥直宪。子蓁。”《史料》书中则为:“当上潜邸之日,阴有推戴之意,陈说历代沿革。及上即位,得与功臣之列,官至商议中枢院事,历官至商议中枢院事,谥直宪。”(56)此外,吴晗在辑录《李朝实录》时,还对其中有些内容进行省略,以“……”标示,据笔者统计,《史料》一书共有省略号28处,除第136页的省略号为标点符号的正常使用外,其余27个都是对《实录》内容的省略处理。通观这些省略的内容,笔者认为可大致分为三种情况:一,省略内容为朝鲜官员的家世、经历等,如第127、130、157页;二,省略内容为朝鲜本国国情的情况,如第345、1453、1473页;三,其余无关中国方面的省略,如第113、116、166页。但是,也存在应抄而省略未抄的现象,如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五月二十三日,钦差內史黄永奇等至朝鲜,奉太祖诏书,其中言:“近者,暗遣人说诱女真,带家小五百余名,潜渡鸭绿江,罪莫大焉。”(57)这条史料体现出明朝对朝鲜北拓野心的不满,对研究明、朝对女真诸部争夺的问题有重要意义。但是,吴晗《史料》一书未曾抄录。 综上所述,吴晗《史料》一书虽有诸如错抄、漏抄等不足,但瑕不掩瑜。该书曾作为明清史、中朝关系史研究的重要资料,为学界提供了很大便利,功不可没。张海瀛论之曰:“《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一书,是一部系统、完整、填补明清史料空白、价值连城的鸿篇巨制,被史学界誉为编辑整理史料的典范和楷模。”(58)迄今为止,该书仍有资料索引的价值。作为一部资料书,该书内容丰富、使用方便。同时,其又是时代影响和学术发展的产物,体现了吴晗的学术思想。故此,对此书的分析与研究,既是一个对明清史、中朝关系史学习的过程,亦有助于我们认识吴晗的学术思想与学术成就。 ①从20世纪30年代到2000年,《李朝实录》被影印四次。第一次,日本占领朝鲜后,汉城帝国大学法文学部于1930年至1932年将《李朝实录》缩版影印,缺高宗与纯宗两朝实录。第二次,1953年,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将《李朝实录》缩版影印本进行影印复制,仍缺高宗与纯宗两朝实录。第三次,1955-1958年,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的东国文化社影印《朝鲜王朝实录》。韩国出版的《朝鲜王朝实录》,因不认同日本人所编之《高宗实录》《纯宗实录》,故未收。第四次,1958-1959年,中国科学院与朝鲜科学院合作影印高宗与纯宗两朝实录,以补日本学习院版本之缺。本文所指即1930-1932年影印的版本。 ②方竟成:《吴晗致赵万里信及〈李朝实录〉》,王宏志、闻立树主编:《怀念吴晗:百年诞辰纪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70页。 ③关于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已经发表了一些文章,如方竟成:《吴晗致赵万里信及〈李朝实录〉》,《怀念吴晗:百年诞辰纪念》,第569～572页;张海瀛:《一部填补明清史料空白的鸿篇巨制——读〈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怀念吴晗:百年诞辰纪念》,第573～577页;王传奇:《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价值探析》,《兰台世界》2011年第2期等。这些文章都不同程度地介绍了此书的特点与影响,本文试图在此基础上有所深化和拓展。 ④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之后,为了统治朝鲜而在京城(今首尔)景福宫内设立了日本朝鲜总督府,负责编纂《高宗实录》和《纯宗实录》,但韩国不承认。1967年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补印了高宗、纯宗实录。 ⑤袁同礼:《清代私家藏书概略》,《图书馆季刊》1926年第1卷第1期。 ⑥张秀民:《袁同礼先生与国立北平图书馆》,《北京图书馆馆刊》1997年第3期;袁静、袁澄、袁清:《父亲袁同礼与北京图书馆》,《北京观察》2003年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