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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的价值与影响 对吴晗《史料》一书的评价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此书“采录甚多疏漏,又辄私自窜乱史文,混淆记载,必须以原本校核”(49);另一种认为,该书“是一部研究中、朝关系包括女真诸问题在内的资料极其丰富、史料价值极高的书”(50)。通过对《李朝实录》和《史料》一书的对比,笔者认为,应对吴晗《史料》一书的价值与影响进行全面、具体的分析。 第一,《史料》一书本身即特定时代背景下的产物,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前文已经提到,此书分两个阶段编成,即20世纪30年代和50～60年代。吴晗之所以在这两个时期抄录《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都和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关。前者正是中华民族最危难的时刻,吴晗抄录《李朝实录》,是期望从历史上寻找驳斥日本“满蒙在历史上非支那领土”谬论的证据。新中国成立后,吴晗继续对《史料》抄录、整理,也有重要的社会意义。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到50年代末,这是中苏关系的友好同盟合作时期,中朝关系也处于亲密状态。吴晗从1956年开始把新中国成立前的札记、著作陆续整理出版,未尝没有为中朝关系史研究铺路的意味。 第二,《史料》一书之所以能流传至今,更重要的是其学术价值。 首先,《史料》辑录了《李朝实录》中有关明清方面史料的记载,补充了中国史书记载的不足。《明史》最大问题是缺乏对后金兴起、发展情况的系统记载,而满洲为李朝入贡明朝的必经之地,朝鲜和女真诸部有频繁的往来,故《李朝实录》详细描述了女真地区的相关情况。吴晗以填补建州史的空白为学术抱负,对建州历史的发展极为重视,《史料》一书尤究心于《李朝实录》中女真地区的相关资料。如对于明朝、朝鲜与女真诸部的往来、李氏朝鲜前期对女真的领土野心等,书中都进行了大量抄录。在抄录史料的基础上,吴晗还对建州历史开展研究,先后写成《后金之兴起》《〈朝鲜李朝实录〉中之李满住》(原名《关于东北史上一位怪杰的新史料》)《“高丽女”考》等论文,系统地梳理了满族先世的历史,揭示出清入关前臣属于明朝的事实。另外,对明建文帝一朝史实、永乐朝宦官出使情况、贡女问题、壬辰战争等,这些在中国史籍中难以见到的史实,吴晗也颇为关注,大量辑录相关史料,补充了中国史书中记载的不足。 且重要的是,《史料》一书不仅辑录了朝鲜使臣回国后的工作报告,还将朝鲜使臣听到的民间传闻,道听途说的各种消息都辑录下来。显然,在吴晗看来,这些假说、猜测、臆想等,都是史学研究的重要资料。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但是,过去的历史毕竟不能重现,而不同的人对同一历史事件或人物往往有不同的看法。因此,史家笔下的历史、当事者亲历的历史、后人回忆的历史,往往有很大的差距,增加了史学工作者了解历史真相的困难。吴晗《史料》一书恰恰为研究者提供了审视中国史籍记载的另一个视角,有利于对历史真相的探索。此外,《史料》中记载了大量朝鲜君臣,明、朝统治集团之间的对话,是中国史籍中不多见的,为研究明清中朝关系提供了重要资料。 其次,订正中国方面史料之讹误。中国史学受政治影响甚深,尤其是官方修撰的诸部正史,受统治者主观因素影响,某种程度上对记载历史的真实情况极为不利。如中国传统史书中对明朝仁宗、宣宗的统治自来评价甚高,有“仁宣之治”的美誉,而《史料》中的大量资料反映了仁宗、宣宗的荒淫;再如传统的看法,认为明朝嘉靖帝以来中国的国力开始走向衰落,而《史料》中对发生在嘉靖时期的明朝援朝抗倭战争有详细的记载,可以看出当时明朝国势之强。这些都可以对中国单方面的记载进行反斥,有利于探明历史的真相。 再次,近年来学术界提出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即所谓“从周边看中国”(51)。葛兆光提出以“异域之眼”看“中国”,要“跳出中国,又反观中国”,重视朝、越等国文献中涉及中国的史料,重视对“华外汉籍”的研究(52)。吴晗《史料》一书,正是以“异域”之眼研究中国历史的最好阐释。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学者们对域外史料的重视,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朝鲜、日本等周边国家的载籍史料对研究中国历史的重要性。当时许多中朝关系史、明清史研究的重要资料还没有数字化,纸质版书籍部头大,流传不广,研究者使用极为不便。故此,《史料》的出版,为学者们解决了这一困难,成为当时研究者们的重要资料。 最后,在20世纪20～30年代,日本也对《李朝实录》进行了抄录,前后两次。第一次,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教授池内宏(1878-1952),为了“满蒙史”研究的需要,组织人力对该校图书馆收藏五台山本《李朝实录》进行摘抄。因1923年东京大地震,实录被焚毁,摘抄工作中断。第二次,1932年太白山本《李朝实录》缩版影印出版后,日本兴起了明代“满蒙史”研究热潮,遂决定将太白山本《李朝实录》中有关“满蒙资料”辑录成书。由池内宏负责监修,旗田巍(1908-?)为编辑。这项工作完成后,因战乱的关系,一直未能印刷出版。直到1954年开始陆续出版发行,1958年出齐,定名《明代满蒙史料李朝实录抄》(以下简称“《实录抄》”),全书共15册,外加索引1册,约230余万字。包括从李朝太祖元年(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到仁祖二十二年(崇祯十七年,1644年),约300年间事。另在卷首附高丽恭愍王、辛禑、恭让王三朝记事中有关资料。全书不分卷,按年代辑录,为编年体史书。与吴晗关注“中国、朝鲜和朝鲜和建州、建州与明”的史料不同,《实录抄》侧重于明代的“满洲资料”。该书凡例说:“凡明代之满洲对外活动事迹,社会习俗等记事悉予搜集,如朝鲜李朝和明朝对于女真民族的政治、军事、经济上之政策、辽东和朝鲜的交涉事项亦均包括在内。”(53)实际上,此书的重点是明初女真人的活动以及朝鲜与女真人的关系。其他如明朝与朝鲜的往来,明朝与女真人的关系,后金与朝鲜的往来,后金与女真人的关系等,都放在次要地位,有的甚至一字未录(54)。相较于《史料》,不论内容、篇幅、时间跨度上,《实录抄》都稍逊一筹。故此更突显吴晗以一人之力,抄录五百多万字的《史料》之难得与价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