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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国家目的与国际角色的不同思考 从表面上看，这场外交大辩论主要是围绕美国是否应该援助欧洲和干涉欧洲的战争展开的；但在实际上，辩论双方的言论已经触及美国对外关系中的一些根本问题：如何处理与国际体系的关系?美国在对外关系中应该追求什么样的目标?国内福祉与对外政策之间的关系怎样?美国应该如何运用其力量?美国究竟应该在国际舞台上扮演何种角色?大辩论实际上深刻地反映了在美国已经成为世界大国形势下，美国社会在国家目的与意义、国际角色与身份等对外关系基本问题上的巨大分歧。 (一)美国与国际体系：脱离还是改造 从建国时期开始，美国的政治精英们就认为外部世界是危险的，特别是欧洲主导的国际体系遵循的是君主国的逻辑，充满欺诈、阴谋、强权政治和战争，作为共和国的美国并不适合在这一体系里生存。美国要么脱离这一体系，要么按照美国的原则对这一体系进行改造，使其适应共和国的需要。但在整个19世纪，美国无力对国际体系进行改造，唯一的选择是奉行孤立主义政策，不卷入欧洲的纷争，也就是与这一体系相脱离。 在这场外交大辩论中，孤立主义者坚持美国继续保持19世纪的那种孤立，利用西半球有利的位置继续保持在欧洲国际体系之外。《芝加哥每日论坛报》在社论中强调：二三十年代不过是持续不断的欧洲争斗的间歇期，旧大陆的人民有一种疯狂的倾向，不断地“从事杀戮和消灭，并践踏基督教的每一项原则”。“这种疯狂会传染”，美国的先辈就是为了逃离欧洲的疯狂，包括战争和暴政，才来到美洲。美国应该远离欧洲的争斗，“为世界的未来保留一个最光明希望”(21)。众议员乔治·本德(George H. Bender)也认为，“我国政治的历史代表了拒绝卷入欧洲事务的决心，代表了对欧洲统治方式和欧洲解决国际问题的方式的彻底否定。”(22)林白则直言：“美国的命运与欧洲是分离的”，美国不应该把自己与欧洲的命运纠缠在一起，而应该“遵循自己的生活方式”，“发展自己的文明，以一种比欧洲交战各国更富有建设性和更英明的方式来促进人类的进步”(23)。 而《租借法》，在孤立主义者看来，其后果就在于让美国错误地把自己的命运与欧洲的命运拴在一起。范登堡在《租借法》通过当天，也就是1941年3月8日，他在日记中抨击《租借法》使美国“投入到欧洲的权力政治和欧亚非的战争中去”，“有意选择‘参加到’自开天辟地以来最大的冒险中去”(24)。 孤立主义者还主张，美国要尽可能地缩小美国的利益范围，从而使美国与外国争吵的机会也就会少些。大多数孤立主义者在经济上是民族主义者，即关注国内市场，主张高关税和贸易保护主义。一些孤立主义者甚至认为，贸易保护主义意味着和平，而自由贸易导致经济冲突，会引发战争。国会中最有影响的孤立主义者之一、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在1941年5月17日的广播讲话中称，近些年来，美国的外贸出口额每年30亿美元，大约占其总收入的5％；而对南美洲的出口约3亿美元，约占总出口的1/10，占美国总收入的0.5％。因此他认为，无论是对西半球的出口还是整个美国对外出口在美国经济总量中都是微不足道的，“从贸易的观点来看，这个国家几乎可以自给自足”(25)。 总之，在孤立主义者看来，美国离开欧洲照样繁荣，大洋仍然可以成为美国与欧洲相隔离的屏障，美国没有必要卷入欧洲主导的国际体系中去。美国要做的就是要待在西半球，做好自己的事情，欧洲不论发生什么都与美国无关。奉行孤立主义立场的诗人奥利弗·奥尔斯特洛姆(Oliver Allstrom)创作了一首长诗《战争——“在那边”》，被“美国第一委员会”印成小册子广为散发。其中写道：“‘那边’，一个充满血污的地方，言语混乱而乖张，为什么向这帮异类(alien)施以援手，我们永远无法改变他们的梦想?……不，不，一个声音在美国的天空中飘荡，我们决不做同盟国的工具，再一次在外国人的队伍里接受检阅，就像一队傻瓜里的笨蛋一样。……欧洲可以踏着血迹炫耀杀戮趾高气昂，并筹划各种阴谋、圈套和罗网，但是我们将待在家里，在大洋的这一面，把我们自己的事照管得妥妥当当。”(26) 乔治·本德更是直截了当地说：“美国对外政策的主要原则一直是坚决让欧洲远离美洲，让美洲远离欧洲”。“把我们国家的命运与欧洲国家的命运相分离”是“我们对外关系的基石”(27)。 同孤立主义者一样，国际主义者也明白世界是充满冲突的，欧洲是动荡不安的，但是他们更相信世界各国是相互依赖的，“这个拥有20亿人口的世界在历史上第一次变成了同一世界，即从根本上不可分割的世界”(28)。如果说孤立主义者从一战经历中体会到的是美国卷入欧洲战争的弊害；国际主义者则看到的是参与海外事务的必要。在国际主义者看来，由于美国力量的崛起、军事与交通技术的进步以及国家间的相互依赖，也由于美国海外利益的扩大，美国置身于欧洲冲突之外是极其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美国应该积极参与国际事务，通过国际合作来掌控事态的进程和方向，对无政府的、充满冲突的国际体系进行改造，从而塑造有利于美国安全与繁荣的世界环境。 1939年4月14日罗斯福泛美联盟的演说中说：“毫无疑问，用不了几年，机群越过大洋就像今天越过欧洲内海一样容易，世界经济的运行因此注定会成为一个整体，未来任何地方的经济遭到破坏都会对所有地方的经济造成破坏。”(29)他在4月8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世界上每一个小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独立的维护都对我国的安全和繁荣产生影响，每一个国家的消失都会削弱我们的安全与繁荣。”(30)史汀生在参议院作证时指出，“世界已经变得太小了，并且越来越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美国的孤立是一个“陈旧过时的传统”(31)。 随着欧洲战争的发展和德国的节节胜利，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接受了国际主义者关于美国与世界相互依赖的看法，认识到美国的命运与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的命运密不可分。著名媒体人士杰拉尔德·约翰逊(Gerald W. Johnson)在1941年6月评论说：在1919年，反对国联的人相信“欧洲总是需要美国的力量，而美国需要欧洲力量的时代永远也不会到来，大多数美国人对这一信念坚信不疑”。但是到了1941年中期，他们发现，一批专制国家似乎正在把自由政府在欧洲的最后堡垒消灭掉，美国突然之间陷入一种孤立之中，这种孤立是“美国人从未想到和最不希望的”。这时，他们意识到“我们自己的安全与所有自由国家人民的安全密不可分，不保障其他人的安全，我们自己的安全也不能得到保障”(32)。 在国际主义者心中，正因为相互依赖的潮流已经使美国无法与国际体系相脱离，美国只能加入到国际体系中去，但他们对这一体系的规则并不满意。在罗斯福等国际主义者看来，在一个“被几个人手中武力所统治”的“卑鄙和危险的世界”上，美国的制度无法长存，(33)因此必须对国际体系进行改造，建立一个由美国价值观主导的世界秩序。亨利·卢斯提出：美国无法为其他国家的良好行为负责，但是“美国必须为她生存其中的世界环境负责”。如果美国所处的环境不利于美国制度的成长，那美国人就不要指责他人而只能怪自己，因为美国是影响这一环境的最大力量。卢斯称，美国必须运用自身的力量塑造有利于美国生存和繁荣的世界环境。“各种形式的孤立主义在道义和实践上的缺陷，就在于没能抓住美国和美国所处的环境之间的关系”(34)。而罗斯福则明确地提出未来的世界秩序应该建立在“四大自由”的基础上，美国“绝不会接受一个由希特勒支配的世界”，也绝不会接受类似一战后20年代那种“使希特勒主义(Hitlerism)的种子再次种下并长大的世界”；美国将“只接受致力于言论和表达自由、每个人以其自己的方式崇拜神灵的自由、免除恐惧的自由和不虞匮乏的自由的世界”(35)。 国际关系学者阿诺德·沃尔弗斯将国家的外交政策目标分为两类：一是占有性目标(possession goal)，一是环境目标(milieu goal)。前者是指领土、资源、市场、成员国地位等排他性的、有形的目标，一国在追求这些目标的时候通常会构成与其他国家的竞争；而后者是指一国试图塑造国外的事态，建立有利于本国生存与发展的环境，包括友善、秩序、规则与和平，环境目标并不是排他的和竞争性的，一国在追求环境目标的时候需要与其他国家合作。(36)从这一分类来看，孤立主义者重视的是占有性目标，对环境目标不感兴趣；而国际主义者虽然也追求占有性目标，但是他们更重视环境目标，关注影响环境变迁的因素。正因为如此，威尔逊关注外国国内政治的演进，认为一国国内政治的变化会影响其外部行为，重视国际事件产生的心理影响和示范效应以及国际舆论和国际伦理的变化。罗斯福也从国际环境和秩序的角度看待欧洲战争对美国的威胁。在罗斯福眼中，轴心国的威胁主要不是对国家生存的威胁(德军占领美国)，而是国际环境恶化带来的对美国国家特性和美国生活方式的威胁。罗斯福1940年12月29日炉边谈话中的一段话集中地反映了这一思想：如果英国倒下，轴心国就会控制欧、亚、非和澳大利亚等各大洲以及各大洋。……我们就会走进一个新的可怕的时期，整个世界，包括我们这个半球，都将屈从于野蛮武力的威胁之下，要在这样的世界上求生存，我们将不得不把自己永远转化成建立在战争经济基础上的军国主义国家。(37) 总之，国际主义者不是消极地回避战争，而是试图通过积极的行动来防患于未然，致力于塑造有利于美国生存和繁荣的环境，追求的是“积极和平”。孤立主义者关注的是让美国如何避免战争，追求的是一种“消极和平”。孤立主义者的大战略实际上是一种“脱离”战略，即通过孤立于国际体系之外，保持美国“高尚的孤立”(virtuous isolation)，以维护美国的自由与安全；而国际主义的大战略是“改造”战略，通过参与和改变国际环境和国际体系来维护美国的安全与利益。 (二)对外干预与国内自由：破坏还是保护 大辩论还涉及美国对外关系中的另一个核心问题：卷入海外事务是否会损害美国民主和国内福祉。在孤立主义者看来，奉行对外干涉的国际主义路线，特别是卷入欧洲的战争，会使总统及行政部门获得无限的权力，并制造出不受民众和国会监督的、热衷于秘密行动的情报机构，从而破坏美国的宪政体制。战争会导致高税收、国债和政府赤字，增加人民的负担。战争会制造一个庞大的军工企业集团，他们依赖政府订货，与政府官员形成利益共同体，制造敌人，渲染仇恨，从恐惧和战争中获利。战争需要一支规模庞大的常备军，从而大大增加军人的权势和影响。战争期间，公民自由会在国家安全的名义下受到践踏。总之，对外干预和战争会使美国成为一个按照军事化原则进行管理，崇尚军人价值观，对公民进行严密控制和高度整合的“兵营国家”(garrison state)。(38)而这一切都会威胁和消灭美国的生活方式：个人主义、有限政府、自由企业制度、市场经济和私有财产权等。在孤立主义者的眼中，“兵营国家”的出现将是美国的梦魇，是美国理想的覆灭；一言以蔽之，对外干涉会威胁美国国内的自由和民主，损害美国人民的福祉。 阿瑟·范登堡1941年3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当(关于《租借法案》的)投票结果宣布的时候，我感到我正在见证共和国的自杀”，《租借法》“意味着美国将增加成百上千亿美元的公共债务”，“意味着我们民主制度的终结”。(39)罗伯特·塔夫脱称“战争不仅不能保卫民主，相反可能会摧毁我们美国这里的民主”，战争带来的巨额债务“很可能会摧毁美国自由赖以建立的整个自由企业制度”。(40)林白则直接抨击罗斯福“利用战时紧急状态在美国历史上首次获得第三任总统任期”，利用战争增发数十亿美元的国债，“利用战争为限制国会的权力、为总统和他任命的人实施独裁权力寻找依据”。(41)一言以蔽之，“紧急状态的保持”成了总统扩大权力的借口。 在孤立主义者心中，民主是极为脆弱的，威胁民主的力量有很多，包括金钱的腐蚀、财富的集中、民众的盲目、外敌的入侵和敌对势力的颠覆。而过多地卷入外国的事务也会对民主构成威胁：腐蚀民众的品德，卷入外国的阴谋，为外来势力收买美国的政治人物打开方便之门。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在1821年7月4日独立日演说中那段著名的警告被孤立主义者奉为金玉良言：(美国)一旦投入到其他国家而不是自己国家的旗帜之下……那么她就会卷入因争夺利益、阴谋、个人的贪婪、忌妒和野心而导致的、却以自由的名义或盗用自由的标准而进行的战争之中……她可能会成为世界的独裁女王并失去自己的精神。(42) 而在国际主义者看来，在美国利益和美国人民的福祉已经与外部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情况下，如果美国对霍布斯式的国际政治世界不闻不问，那么美国的安全就无法保障。对美国自由民主制度的威胁来自两大事态：一是霍布斯式的国际无政府状态；一是出现世界性的帝国。在霍布斯式的无政府状态下，国际关系领域盛行的是均势原则，而均势原则无法建立一个稳定的国际体系，无政府状态和均势会引发战争，一战暴露了均势的脆弱。而美国的政治传统为建立一个和平的国际秩序提供了经验，那就是无政府状态下的各国结成联盟、和平相处、受法律的约束和保护。一战后威尔逊重建国际秩序，就是为了改变这种无政府状态。世界性帝国的出现虽然可以避免无政府状态，但是一个专制帝国的出现会对美国的自由制度构成极大威胁。一战期间，威尔逊曾对德国可能成为这样的帝国深为忧虑，担心德国的胜利将“改变我们文明的走向，使美国成为一个军事国家”(43)。这成为美国向德国宣战的动因之一。在国际主义者看来，1940—1941年与1917—1918年的形势非常相似，美国不能容忍希特勒德国征服欧洲，就像当年威尔逊总统带领美国迎接专制德国的挑战并在击败德国后以理性原则重建国际秩序一样。 因此，国际主义者声称：如果美国对欧洲事务不闻不问，那么极权主义就会获得胜利，欧洲就会出现一个敌视美国的霸主或同盟。到那时，美国很可能会不得不把自己变成一个“堡垒国家”(Fortress America)：处在专制国家的包围之中，在一个充满敌意、极度危险的环境中封闭自己，时刻担心敌对霸主的入侵和破坏；而为了安全，不得不减少对外交往，牺牲自由，把自己封闭起来。这种自我封闭的“堡垒国家”无异于一个孤岛、一个监狱，自由和安全无从谈起，美国生活方式也无法维持。1940年6月10日，罗斯福在弗吉尼亚大学演讲时说：一些人实际上仍然抱有现在看起来显然是错误的幻想：我们美国可以安然地让美国成为武力哲学统治的世界的一个孤岛。这样的孤岛可以是那些仍然以孤立主义者身份说话和投票的人的梦想。但是对我和今天的绝大多数美国人来说，这样的孤岛代表着一种无助的噩梦；一个失去自由的民族的无助的噩梦；一个被关在监狱里，带着手铐，忍饥挨饿，日复一日地依靠其他大陆倨傲冷酷的主人通过栏杆提供食物的民族的无助的梦魇。(44) 不仅如此，由于受到希特勒残暴武力的威胁，为了生存，美国将“不得不把自己长久地变成建立在战争经济基础上的军国主义国家(militaristic power)”(45)。国务卿赫尔也警告说，到那时，美国将不得不把自己变成“隐士国家”(hermit nation)，并“改组我们整个社会和经济结构，重新依靠我们自己的资源……对生活的每一方面进行严格的管制”(46)。 国际主义者还指出，希特勒主宰欧洲对美国经济也将构成严峻挑战，从而从根本上损害美国国内社会的福祉和生活方式。美国前驻柏林参赞道格拉斯·米勒(Douglas Miller)向美国民众描述了德国主宰世界可能带来的最可怕的前景：希特勒征服英国后将控制欧亚非三洲，柏林的中央机构将控制三大洲的贸易。美国的私人企业将无法与受到极权主义政权补贴的商品进行竞争，美国不仅无法获得国外的原料，其产品将大量过剩，贸易将大大缩减。美国要么按照希特勒的条件进行贸易，要么陷入经济萧条，而计划经济和国家社会主义将得势。简言之，“美国将从一个文明的时代跌入遭受围剿的漫漫长夜”(47)。 国际主义者辩称，采取积极的措施支持反抗纳粹主义的力量不会损害美国的自由，相反却是保卫美国民主的途径。罗斯福在1941年5月27日的广播讲话中说：我们中间有一些懦弱之辈，他们说我们必须以任何代价来维持和平，否则我们就将永远失去自由。对于这些人，我要说：在世界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一个国家竟会由于成功地保卫民主而丧失其民主。我们决不能被我们准备抵抗的威胁所吓倒。我们的自由已经证明它能够在战争中保存，但是绝不可能在投降中保存。(48)同威尔逊一样，30年代国际主义者相信，只有通过美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通过与英、法的合作，才能建立一个“让民主享有安全”的世界。因为通过与其他民主国家合作，美国维护安全的代价会非常低，就用不着对社会进行控制或使其军事化。只有这样，在面对希特勒德国的威胁时，美国的自由和民主才能真正得以保存。 (三)美国的国际角色：“自由灯塔”还是“世界领袖” 美国在国际舞台上应该扮演何种角色?在国际社会中拥有何种身份?自19世纪末美国崛起为世界强国之后，这些问题就一直困扰着美国人。孤立主义者试图继续恪守建国之父们的告诫，让美国仅仅充当“共和典范”和“自由灯塔”。而在国际主义者看来，面对希特勒德国对民主国家的进攻，美国必须挺身而出来捍卫自由和民主，仅仅“垂范”是不够的，美国还必须与其他国家一道抵御民主的敌人——专制主义和极权主义的进攻，并在这一过程中扮演领导的角色。 孤立主义者认为，通过树立民主的典范，不受欧洲各种弊病的污染，保持美国的纯真与超然，美国就可以对世界进行道义的领导，为和平与进步作出贡献。比尔德在其1940年出版的书中指出，美国“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世界各地被压迫者的避难所”，“为劳苦大众提供了一个没有庞大常备军、巨额债务和高税收的国家的典范”。美国应该继续充当这一典范，“满足于对人类进步事业提供忠告”的角色，“在任何情况下避免以任何方式与外国结成联盟，干预或卷入外国事务”(49)。“美国第一委员会”在1940年的一份宣传广告中称：“充当游侠骑士无疑不是我们的使命”(50)。 孤立主义者认为，民主是无法用武力进行输出的，强制输出民主带来的将是专制和暴政。塔夫脱在1941年5月17日的广播演讲中说：战争是徒劳的。我们可以支持世界上每一个国家的自由和民主。但是，没有人能够通过征服改变其他民族的哲学，没有人能够长期把一种其他民族不希望或不适合的政府形式强加给其他民族。我们不时地会听到有人鼓吹美国要让民主在世界上享有安全，我们在1917年曾尝试这样做；但是从那场战争中生长出来的，是比我们一百年间看到的更多的“主义”、专制统治和残暴的独裁者。(51) 塔夫脱声称，以捍卫正义和民主的名义卷入欧洲的战争“恰恰会摧毁我们要捍卫的那种道德”，“通过残忍的战争武力的方式把任何特殊牌号的自由和民主强加给其他民族，而不管他们想不想要，都是对我们努力促进的那些民主原则的否定”。他批评罗斯福的主张“非常类似曾激发中世纪圣地十字军运动的那种宗教狂热”，是错误地相信“我们有改革世界的神授使命”，这是极端危险的。(52)在塔夫脱看来，“在世界上促进民主事业的道路只有一条，那就是证明民主政府是能够给采用它的人民带来最大的和平、安全和幸福的政府，证明即使在战争、危机和紧急状态下，民主过程也能够得到保持。”(53)范登堡也提出，“我们对世界各地遭受外国和本国暴行的受害者充满同情，并感同身受，但是我们不是，也不可能是世界的保护者或世界警察。”(54) 孤立主义者并不渴望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的领袖，因为如果那样的话，美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去建立和维护全球体系。这会让美国承担巨大的军费开支，从而会损害美国国内的繁荣。不仅如此，一旦美国成为“世界领袖”，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就会纷纷通过正当或不正当的手段来寻求美国的支持，拉拢媒体，贿赂政客，对美国政府进行游说，把华盛顿变成各种阴谋诡计的策源地，美国也会因此卷入外国的阴谋中去。美国将不再是“山巅之城”，而是“奥吉亚斯王的牛厩”(the Augean stables)(55)；不再是自由的灯塔，而成为帝国的首都。简言之，美国的民主将遭到严重腐蚀。 而在国际主义者看来，在民主制度遭受法西斯主义威胁，人类遭受贫穷、饥饿、战争和暴政蹂躏的时候，仅仅率先垂范和进行道义领导是不够的，美国还需要通过承担国际义务以及与其他国家合作，领导世界抵御专制主义的进攻，保卫民主和实现和平。 卢斯在1941年2月发表的《美国世纪》一文集中，阐释了当时国际主义者对美国国家身份与国际角色的思考，那就是充当世界的领袖。卢斯在文章开头即提出，美国面临着其他国家所没有的问题，这是“20世纪的美国所独有的问题”，“这一问题远比眼前的战争问题更深刻”。这一问题就是：美国要在世界上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卢斯称：在国家政策领域，美国的根本问题过去一直是而且现在仍然是：当他们的国家在20世纪成为世界上最强大、最重要的国家时，美国人却未能从精神上和实际行动上使自己适应这一事实。因此，他们没有能够扮演作为一个世界性强国的角色——这种失误给他们自己和整个人类都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挽救这一失误的办法，是全心全意地接受我们作为世界上最强大、最重要国家的责任和机会，并随之为了我们认为合适的目的，使用我们认为合适的方式，向世界施加我们的全部影响。 卢斯号召共和党放弃孤立主义而拥抱国际主义，支持罗斯福承担对世界的领导，“使孤立主义成为像奴隶制那样的已经死亡的问题，让美国真正的国际主义成为我们这个时代像飞机或收音机那样自然的东西”。卢斯说：在1919年我们拥有一个黄金的机会，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机会去承担世界领导责任——这是一个放在天下闻名的银盘子里递给我们的黄金机会，但是我们并不理解这一机会。威尔逊错误地处理了它，我们拒绝了它……20年代我们把它搞砸了。在30年代的混乱中，我们把它葬送了。领导世界从来不是一件轻松的任务……但是，在我们所有人的帮助下，罗斯福一定能在威尔逊失败的地方成功。(56) 亨利·华莱士1941年4月21日在纽约外交政策协会的演讲中表达了类似的看法，认为美国在一战后拒绝世界交给的责任，没有意识到迟早有一天，美国不断增强的实力和世界地位将迫使美国接受与这一实力和地位相称的责任。美国已有《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现在应该制定一部《责任法案》(Bill of Duties)。《独立宣言》、《权利法案》和《葛底斯堡演说》是美国的“旧约”(Old Testament)，《责任法案》则可作为美国的“新约”(New Testament)。美国“既要有独立的意识，也要有相互依赖的意识；既要有权利意识，也要有责任意识——一种与我们的实力相一致的责任感”。他说：我们美国不能再一次拒绝承担我们的责任，就像一个18岁的孩子不能靠穿短裤而避免成为一个成年人一样。对于已经长大的美国来说，“孤立”一词意味着短裤。美国现在又一次拥有了让民主在世界上享有安全的机会。(57) 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到卢斯的“美国世纪”，再到华莱士的“美国责任”，国际主义者实际上是在阐释美国新的国际角色和国际身份，这就是充当“世界领袖”。而在《纽约时报》看来，1941年8月14日英美两国领导人签署大西洋宪章标志着美国承担世界领导责任的开端。该报社论称：“这是孤立主义的终结，是美国承担天然地落在世界大国肩上的责任的新时代的开始”(5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