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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辩论的结局与意义 国际主义者无疑是这场大辩论的胜者。孤立主义者则是失败者，因为他们未能实现其主要目标——阻止美国卷入欧亚的战争，甚至未能挫败1940—1941年行政当局的主要外交政策倡议。虽然后来有人继续指责正是罗斯福对日本的强硬政策和对英、苏的租借援助招来战争，但是无论如何，日本偷袭珍珠港和德国对美宣战证明孤立主义者的两大主张是错误的：一是美国优越的地理位置可以保障其安全；二是欧洲战争不涉及道义问题。正如罗斯福在1941年12月9日的炉边谈话所言，在过去的几年中，在极端的过去的几天中，我们学到了一个可怕的教训：……在一个由强盗原则(gangsterism)统治的世界里，任何国家或任何个人都不会获得安全，面对在暗中鬼鬼祟祟和实施偷袭的强大侵略者，没有任何防御是坚不可摧的。我们已经明白，我们这个由大洋环绕的半球并不能免遭剧烈的进攻，我们不能根据地图上的英里数来测量我们安全的程度。(59) 而主张参与国际事务，承担国际义务和领导责任，通过国际合作维护美国安全与世界和平的自由国际主义思想深入人心，并成为美国社会占主导地位的外交政策思想。国会内最有影响的孤立主义者、资深参议员阿瑟·范登堡的转变成为国际主义者赢得胜利的标志。范登堡在日记中写道：“就在珍珠港受到攻击当天的下午，通过国际合作和集体安全实现和平的信念在我心中牢牢地形成了。对任何持现实主义态度的人来说，那一天都标志着孤立主义的终结。”(60)罗斯福在1942年1月15日发表的国情咨文中的一段话，不再是国际主义者的宣言而是两党的共识：我们自己的目标是明确的：粉碎军阀强加在被奴役人民头上的军国主义，解放被征服的国家，在全世界各地确立和保障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我们不达到这些目标是绝不罢休的。我们也不会满足于争取到这些目标后就收工不干。……这一回，我们下定决心，不仅要打赢这场战争，还要维持战后的和平和安全。(61) 正是这一共识使美国没有重蹈1917—1920年卷入——退出的覆辙。赫尔在1944年4月的演讲中宣称，美国人民已经决定不仅要同盟国一道打败纳粹和法西斯制度，而且“还要同我们的盟国和其他一切爱好和平与自由的国家一道，全力以赴地去建立和维护使自由与和平成为持久现实的制度”。美国做出的“不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决定”。美国不会像一战后那样，“在参与国际合作和承担作为国际大家庭成员责任时出尔反尔”(62)。 从威尔逊在1917年首倡算起，自由国际主义经过20多年的努力终于战胜了孤立主义和保守的国际主义，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主导思想。它不仅主导了美国参战后的外交政策和对战后国际秩序的设计，实际上也成为冷战时期美国对苏遏制战略的思想基础。美国的国家安全观念和国际角色也得以重塑：美国的安全不能依赖孤立于欧洲体系之外和加强西半球的防御来获得，而必须通过国际合作和广泛地参与国际事务来实现。美国不能满足于仅仅充当“自由灯塔”，还应该对世界进行领导，运用美国的力量塑造有利于美国制度生存的国际环境。美国从传统的孤立主义转向以多边主义形式广泛参与国际事务，承担起领导国际社会的责任。这无疑是美国对外关系史上的重要分水岭，用阿瑟·范登堡的话说，这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革命性”变化，标志着美国“丢弃了实行150年的传统外交政策”，走上一条“永远无法回头的路线”。(63)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加入二战前的几年是美国外交史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转折时刻；美国外交的转折点不是1945年，而是1941年。 自由、公开的辩论是美国社会得以凝聚共识从而形成稳定、长远的国家战略的前提，是美国外交政策得以成功的重要保证。正是1939—1941年的外交大辩论与当时的国际事态一起促成了国际主义共识的形成，并导致了美国与世界关系的“革命性”变化。如果没有珍珠港事件和德、意对美宣战，这场大辩论极有可能还会继续。但在实际上，当时的民调表明，孤立主义者在辩论中已处于下风，舆论已经转向支持罗斯福政府的政策。珍珠港事件前的绝大多数美国民众支持美国尽一切可能援助英国，即使因此卷入战争也在所不惜。(64)从这个意义上说，珍珠港事件前的外交大辩论是美国历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外交大辩论。 但是，我们不应把这场大辩论的失败者——孤立主义者视为目光短浅、幼稚愚蠢、不负责任的可笑之人。他们中的很多人是美国的精英人士，在美国社会具有极大的声望。(65)他们反对战争，揭露军火商与政客相互勾结的事实，反对美国干涉拉美国家的内政，谴责帝国主义政策，其勇气和品德无疑是值得尊敬的。其言论代表着对美国国家身份和国家目标的另一种思考。孤立主义者对美国安全形势的过分乐观、对战争性质的判断以及对美国干预必要性的看法无疑是错误的，但是他们的一些担心也是颇有预见性的，一些主张是非常有价值的。 美国卷入欧洲的纷争虽然没有带来暴政，但是确实导致了行政权力的扩大，庞大常备军的出现，联邦政府集权化的趋势，证明孤立主义者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冷战时期，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者把孤立主义者的警告抛于脑后，滥用美国的力量，走上全球干涉的道路，“帝国过度扩张”的恶果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逐渐显现。越南战争、水门事件证明了孤立主义者警告的正确性：美国成为世界帝国的代价就是陷入各种阴谋之中，就是“帝王般总统权力”的出现，就是对公民权利的践踏以及“军工复合体”的崛起。 孤立主义者主张严格界定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在对外关系中应该保持克制；反对美国滥用权力去干涉其他国家的事务；反对威尔逊式的传教热情和输出民主，尊重其他国家的自主选择；呼吁美国更多地关注国内改革和人民福祉，减少对海外事务的参与以免浪费美国的资源。这些主张无疑是极有见地的。用外交政策评论家沃尔特·米德的话说，它可以使美国人“重新发现美国的传统价值观，放弃权力的傲慢，回到严格按照宪法的规定处理对外政策的道路，削减帝王般的总统权力”(66)。美国参战后，孤立主义虽然已经无法主导美国的外交政策，但它对美国过多卷入海外事务必要性的怀疑，对美国滥用权力的批判，对霸权代价的警告成为一种抗衡力量，对二战后的美国扩张性的外交政策构成某种牵制。从这个意义上说，就像制宪时期的反联邦主义者参与了美国政治传统的缔造一样，孤立主义者同这场大辩论的胜利者——国际主义者一起，共同塑造了战后美国外交的面貌。 注释： ①著名政论家、2000年总统大选改革党候选人帕特里克·布坎南语。帕特里克·布坎：《共和国，而不是帝国》(Patrick J. Buchanan，A Republic，Not a Empire: Reclaiming America’s Destiny)，华盛顿2002年版，第249页。 ②本文中的“国际主义”和“自由国际主义”是美国历史上的名词，与中国语境中的“国际主义”的含义并不相同。本文的“国际主义”是指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美国社会兴起的关于如何处理美国与世界的关系以及如何维护世界和平的思想，这种思想主张，美国在自身国力增强和国家间相互依赖加深的新形势下，应放弃长期奉行的孤立主义政策，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承担大国责任，通过国际合作维护美国的安全与世界和平。信奉和鼓吹这一思想的人被称为“国际主义者”。而国际主义者内部又因观点的差异分为“保守的国际主义者(conservative internationalist)”和“自由国际主义者”(liberal internationalist)两翼。保守国际主义者反对对国际秩序进行根本的变革，主张通过完善国际法、实施国际仲裁和建立国际法院来维护和平，他们不赞同集体安全原则，不支持甚至反对美国加入国联。主要代表人物有国务卿、知名法学家伊莱林·鲁特、总统威廉·塔夫脱以及后来的国务卿查尔斯·休斯和总统赫伯特·胡佛。而自由国际主义者则试图用自由主义原则对19世纪欧洲主导的国际秩序进行改造，他们主张建立集体安全组织以维护和平，通过自由贸易来促进经济繁荣，并支持在海外促进民主。自由国际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是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后来的国务卿科德尔·赫尔、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以及媒体大亨亨利·卢斯等人都是著名的自由国际主义者。 ③研究大辩论的著作有：韦恩·科尔：《查尔斯·林白与反对美国干涉二战的斗争》(Wayne S. Cole，Charles A. Lindbergh and the Battle against American Intervention in World War Ⅱ)，纽约1974年版；韦恩·科尔：《罗斯福和孤立主义者》(Roosevelt and the Isolationists,1932-1945)，内布拉斯加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贾斯特斯·多奈克：《反对干涉的斗争》(Justus D. Doenecke，The Battle against Intervention，1939-1941)，佛罗里达州马拉巴1997年版；贾斯特斯·多奈克：《风暴将至：对美国干涉政策的挑战》(Justus D. Doenecke，Storm on the Horizon: The Challenge to American Intervention，1939-1941)，明尼苏达州拉纳姆2000年版；戴维·亨德里克森：《联盟、民族国家还是帝国：美国围绕国际关系的辩论》(David C. Hendrickson, Union, Nation，or Empire: the American Debate ove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1789-1941)，堪萨斯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这些著作或以大辩论中的活跃人物如查尔斯·林白和富兰克林-罗斯福为中心，或集中描述大辩论的过程和考察双方主张，而缺乏对大辩论的影响和意义的深入剖析。亨德里克森的著作虽然指出美国外交史上的历次大辩论实际上都是对关于美国国家身份的辩论，并给笔者以启发，但他把关于国家身份的辩论归结为美国究竟是联盟(union)、民族国家(nation)还是帝国(empire)的争论，与笔者的思路有很大不同。 ④美国国会编：《国会记录》(US Congress, Congressional Record)，第76届国会第2次会议  ，1939年10月10日，第85卷，第1部分，第250页。⑤约瑟夫·海门：《人物百态：美国参议院中的傲慢自大与英雄主义》(Joseph M. Hernon，Profiles in Character: Hubris and Heroism in the U.S Senate)，纽约州阿蒙克1997年版，第158页。 ⑥杰拉尔德·奈：《挽救美国的中立》(Senator Gerald Nye, “Save American Neutrality”)，《当代重要演讲》(Vital Speeches of the Day)第5卷，第23期，1939年9月15日，第725页。 ⑦罗伯特·塔夫脱1941年6月25日的广播讲话(Robert Taft’s Radio Address)，小克拉伦斯·旺德林编：《罗们特·塔夫脱文件集》(Clarence E. Wunderlin，Jr，ed.，Papers of Robert A. Taft)第2卷，肯特州立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54、256页。 ⑧美国国会编：《国会记录》(US Congress，Congressional Record)，第77届国会第1次会议  ，1941年2月5日，第87卷，第1部分，第590页。⑨《专栏作家麦考密克追溯欧洲几个世纪以来的屠杀和阴谋》(“Col. McCormick Traces Europe’s Centuries of carnage and Intrigue”)，《芝加哥每日论坛报》(Chicago Daily Tribune)1939年9月4日，第1、5页。 ⑩詹姆斯·欧康纳：《美国不应该向英国提供租借援助》(James F.O’Conner，“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Not Extend Lend-lease Aid to Great Britain”)，约翰·查尔伯格编：《孤立主义：针锋相对的观点》(John C. Chalberg，ed., Isolationism: Opposing Viewpoints)，加利福尼亚州圣地亚哥市1994年版，第181页。 (11)1941年9月11日的炉边谈话(Fireside Chat), http：//www. presidency. ucsb. edu/ws/index. php? pid=16012#axzzl rjhW2SA1(2012年4月11日获取)。 (12)罗斯福1940年6月10日在弗吉尼亚大学的演讲(“Roosevelt’s Address at University of Virginia”)，赛缪尔·罗森曼编：《富兰克林·罗斯福公共文件和演讲集》(Samuel Rosenman, ed., Public Papers and Addresses of Franklin D. Roosevelt)，1940年卷，纽约1941年版，第261页。 (13)亨利·华莱士：《重生的民主》(Henry Wallace，Democracy Reborn)，拉塞尔·洛德(Russell Lord)编，纽约1944年版，第173页。 (14)1940年5月26日的炉边谈话(Fireside Chat)http：//www. presidency. ucsb. edu/ws/index. php? pid=15959#axzzla TyRc14J(2011年10月11日获取)。 (15)《加快我们的援助》(“To Speed up Our Aid”)，《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1941年1月6日，第14页。 (16)《民主国家的兵工厂》(“The Arsenal of Democracy”)，刘易斯·科普兰等编：《世界上最伟大的演讲》(Lewis Copeland，et al.， eds.，The World's Greatest Speeches)，纽约州米尼奥拉市1999年版，第521—522页。 (17)查尔斯·林白：《美国无法阻止德国获胜》(Charles A. Lindberg，“The United States Cannot Prevent a German Victory”)，查尔伯格编：《孤立主义：针锋相对的观点》，第193—195页。 (18)罗伯特.塔夫脱1941年6月25日的广播讲话(Robert Taft’s Radio Address)，小克拉伦斯·旺德林编：《罗伯特·塔夫脱文件集》第2卷，第255页。 (19)《林白发现了战争“阴谋”》(“Lindbergh sees a‘Plot’for War”)，《纽约时报》1941年9月12日，第2页。 (20)韦恩.科尔：《美国第一：反对干涉的斗争》(Wayne S. Cole, America First: The Battle against Intervention，1940-1941)，威斯康星大学出版社1953年版，第195页。 (21)《休战期的结束》(“The End of a Truce”)，《芝加哥每日论坛报》1939年9月4日，第18页。 (22)乔治·本德：《1940年的挑战》(George H. Bender, The Challenge of 1940)，纽约1940年版，第100页。 (23)查尔斯·林白：《美国无法阻止德国获胜》，查尔伯格编：《孤立主义：针锋相对的观点》，第193、195页。 (24)阿瑟·范登堡编：《参议员范登堡私人文件集》(Arthur H. Vandenberg, Jr.，ed., The Private Papers of Senator Vandenberg)，伦敦1953年版，第10、11页。 (25)旺德林编：《罗伯特·塔夫脱文件集》第2卷，第248页。 (26)曼弗雷德·乔纳斯：《孤立主义在美国》(Manfred Jonas, Isolationism in America，1935-1941)，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66年版，第237页。 (27)乔治·本德：《1940年的挑战》，第93页。 (28)亨利·卢斯：《美国世纪》(Henry R. Luce，“The American Century”)，《生活》(Life)1941年2月17日，第64页。 (29)罗森曼编：《富兰克林·罗斯福公共文件和演讲集》1939年卷，纽约1941年版，第198页。 (30)乔治亚州温泉镇记者招待会摘录(Excerpts from the Press Conference in Warm Springs，Georgia)http：// www. presidency. ucsb. edu/ws/index. php? pid=15735#axzzlaTyRc14J(2011年10月11日获取)。 (31)亨利·史汀生：《美国必需抛弃其孤立主义的过去》(Henry Stimson，“The United States Must Reject Its Isolationist Past”)，查尔伯格编：《孤立主义：针锋相对的观点》，第141页。 (32)杰拉尔德·约翰逊：《伍德罗·威尔逊的幽灵》(Gerald W. Johnson，“The Ghost of Woodrow Wilson”)，《哈珀杂志》(Harper’s Magazine)第183卷，1941年6月，第7、9页。 (33)罗斯福致国会的年度咨文(Annual Message to the Congress，Jan.3，1940)，http：//www. presidency. ucsb. edu/ws/index. php? pid=15856(2011年10月12日获取)。 (34)卢斯：《美国世纪》，《生活》1941年2月17日，第63页。 (35)《宣布全国处于无限紧急状态的广播讲话，1941年5月27日》(Radio Address Announcing an Unlimited National Emergency)， http：//www. presidency. ucsb. edu/ws/index. php? pid=16120&st=&st1=#axzzlaTyRc14J(2011年10月12日获取)。 (36)阿诺德·沃尔弗斯：《冲突与合作：国际政治文集》(Arnold Wolfers, Discord and Collaboration: Essays 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73—74页。 (37)1940年12月29日的炉边谈话(Fireside Chat)，http：//www. presidency. ucsb. edu/ws/index. php? pid=15917#axzzlaTyRc14J(2011年9月11日获取)。 (38)“兵营国家”(Garrison State)是美国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于1937年提出的概念。他预言，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外部威胁的增加，国家形态将从过去的“市民国家”(civilian state)演变为“兵营国家”，即“专制的、支配的(governmentalizd)、集权的和高度整合的(integrated)”的国家形态，政府大权不是掌握在谈判专家，即商人的手中，而是掌握在暴力专家(specialists on violence)，即军人的手中。在美国人观念中，“兵营国家”与自由民主国家是截然对立的，“兵营国家”的出现意味着美国生活方式的毁灭。而市民国家之所以变成“兵营国家”，是为了应对外部威胁，因为在遭受巨大外部威胁的情况下，国家会把安全置于压倒一切的地位，为此不得不改变经济和政治生活，牺牲美国的自由和生活方式，其结果就是把公民社会转化成了军事化(militarized)社会。哈罗德·拉斯韦尔：《中日危机：兵营国家vs.市民国家》(Harold D. Lasswell，“Sino-Japanese Crisis: The Garrison State versus the Civilian State”)，《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1937年第11期，第643—649页；哈罗德·拉斯韦尔：《兵营国家》(Harold D. Lasswell，“The Garrison State”)，《美国社会学杂志》(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第46卷，1941年第4期，第455—468页。 (39)阿瑟·范登堡编：《参议员范登堡私人文件集》，第10、11页。 (40)罗伯特·塔夫脱1941年5月17日的广播演讲，旺德林编：《罗伯特·塔夫脱文件集》第2卷，第246页。 (41)《林白发现了战争“阴谋”》，《纽约时报》，1941年9月12日，第2页。 (42)瓦尔特·拉菲伯编：《约翰·昆西·亚当斯和美国的大陆帝国：书信、文件和演讲汇编》(Walter LaFeber, ed., John Quincy Adams and American Continental Empire：Letters, Papers and Speeches)，芝加哥1965年版，第45页。 (43)阿瑟·林克编：《伍德罗·威尔逊文件集》(Arthur Link,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第30卷，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462页。 (44)罗森曼编：《富兰克林·罗斯福公共文件和演讲集》1940年卷，第261页。 (45)1940年12月29日的炉边谈话(Fireside Chat)http：//www. presidency. ucsb. edu/ws/index. php? pid=15917#axzzlrjhW2SAl(2012年4月11日获取)。 (46)国务卿赫尔1938年3月17日在全国新闻俱乐部的演讲(Secretary of state Cordell Hull’s Address at the National Press Club， Washington，D.C.)，http：//teachingamericanhistory. org/library/index. asp? documentprint=655(2011年2月14日获取)。 (47)道格拉斯.米勒：《你无法与希特勒做生意》(Douglas Miller, You can’t Do Business with Hitler)，波士顿1941年版，第167页。 (48)《宣布全国处于无限期紧急状态的广播讲话，1941年5月27日》 (49)查尔斯·比尔德：《一项为美国制定的外交政策》(Charles Beard, A Foreign Policy for America)，纽约1940年版，第12、31页。 (50)韦恩·科尔：《美国第一：反对干涉的斗争》，第190页。 (51)罗伯特·塔夫脱1941年5月17日的广播演讲，旺德林编：《罗伯特·塔夫脱文件集》第2卷，第246页。 (52)罗伯特·塔夫脱1941年6月25日的广播演讲，旺德林编：《罗伯特·塔夫脱文件集》第2卷，第254页。 (53)罗伯特·塔夫脱1941年5月17日的广播演讲，旺德林编：《罗伯特·塔夫脱文件集》第2卷，第250页。 (54)范登堡1939年2月27日在参议员的演讲(Vandenberg’s Speech in the Senate)，《当代重要演讲》第5卷，1939年第12期，第357页。 (55)沃尔特·米德：《上帝特别的佑护：美国外交政策及其如何改变了世界》(Walter L. Mead, Special Providence: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How It Changed the World)，纽约2001年版，第205页。 (56)卢斯：《美国世纪》，《生活》1941年2月17日，第61、63、64页。 (57)华莱士：《重生的民主》，第176、179页。 (58)《与命运相约》(“The Rendezvous with Destiny”)，《纽约时报》1941年8月15日，第16页。 (59)科普兰等编：《世界上最伟大的演讲》，第535页。 (60)阿瑟·范登堡编：《参议员范登堡私人文件集》，第1页。 (61)富兰克林·罗斯福国情咨文(Franklin Roosevelt’s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January 6，1942)，http：//www. presidency. ucsb. edu/ws/index. php? pid=16253#axzzlaTyRe14J(2010年10月11日获取)。 (62)国务卿赫尔1944年4月9日在哥伦比亚广播网的演讲(Cordell Hull’s Radio Address Delivered over Columbia Broadcasting System)，《当代重要演讲》第10卷，第13期，1944年4月15日，第388页。 (63)阿瑟·范登堡编：《参议员范登堡私人文件集》，第10、11页。 (64)1939年11月，只有20％的美国人支持美国援助英法；1940年5月，33％的美国人开始认为支持英国战胜德国比置身于战争之外更重要，即使冒卷入战争的风险；到1941年10月，这一数字是70％；到11月，则高达近80％。1941年秋，60％的美国人支持美国海军为向英国运送军用物资的轮船护航，而海军护航实际上意味着与德国的准战争。因此，实际上，到珍珠港事件前，美国多数民众已经不再是坚定的孤立主义者，珍珠港事件在改变美国民众对战争的态度上并没有过去认为的那样大。史蒂文·凯西：《小心翼翼的讨伐运动：富兰克林·罗斯福、美国舆论与反对纳粹德国的战争》(Steven Casey， Cautious Crusade: Franklin D. Roosevelt，American Public Opinion，and the War against Nazi Germany)，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3、30页；亚当·贝林斯基：《发生战争时：理解从二战到伊拉克战争的美国舆论》(Adam J. Berinsky，In Time of War: Understanding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from World War Ⅱ Iraq)，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8—50页。 (65)芝加哥大学校长罗伯特·哈钦斯(Robert M. Hutchins)、当时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查尔斯·比尔德(Charles Beard)和杰出科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都是孤立主义者。 (66)沃尔特·米德：《上帝特别的佑护：美国外交政策及其如何改变了世界》，第217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