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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题：明其心志，远达彼岸 ——“百尺竿头多面手”魏坚教授访谈录 魏坚，历史学博士。1955年12月生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1982年毕业于吉林大学考古专业，长期在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从事考古工作，任副所长、研究员。2004年6月调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任考古学及博物馆学专业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所长、博物馆副馆长。现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考古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蒙古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元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岩画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台湾逢甲大学客座教授、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和吉林师范大学兼职教授等。 魏坚教授多年从事阴山以南及陕晋冀北部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发掘与研究，命名了“庙子沟文化”等四个考古学文化类型，建立起了这一区域史前文化的考古学文化编年体系。迄今共主持80多项考古调查和发掘项目，其中阴山南北战国秦汉长城和汉魏古城调查、居延青铜时代遗址和汉代烽燧发掘、河套地区汉魏墓葬发掘和正蓝旗元上都考古发掘等，均取得丰硕成果。主持发掘的庙子沟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和金斯太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均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多年主持发掘、调查和申遗工作的元上都遗址，在2012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出版《庙子沟与大坝沟》、《额济纳汉简》、《元上都》等学术专著6部，主编文物考古文集8部，发表研究报告和论文百余篇，在国内外相关学术领域有着广泛的影响。 2015年5月16日～18日，魏坚先生在四川成都参加由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主办的“文物、文献与文化——历史考古青年论坛（第一届）”。5月17日上午，四川大学学生学术社团明远考古文物社有幸在论坛空隙，于川大博物馆四楼会议室对魏坚先生进行了采访。论坛的倡导者、明远考古文物社指导老师、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师王煜也参加了本次访谈。现将采访内容整理出来，以飨后学。由于本稿是根据现场录音进行的整理，如有错误之处，应由四川大学学生学术社团明远考古文物社负责。 明远考古文物社（以下简称“明”）：老师第一个问题，我们了解到，您进入吉林大学以后，张忠培先生很欣赏您，您毕业之后，他想让您留校任教，但是您最后还是选择回到内蒙古，从事北方民族考古，就这两方面请您谈谈当时的情况和做出这样选择的原因。 魏坚老师（以下简称“魏”）：好的，要实话实说是吧？ 明（笑）：听您的。 魏：我是1978年以下乡知青的身份考入吉林大学考古专业的，那时突然有了上大学的机会，又是自己几乎唯一选择的考古专业，所以钻研的劲头可以说是如饥似渴。大学毕业时，张忠培先生几次找我谈，希望我留校和读研，原因其实很简单。大家都知道，当时的吉林大学是以田野考古见长，张先生当时想留的就是一个能带田野实习的考古队长。因为我在去上大学之前，中小学的时候一直当班干部，下乡以后就在农村当各种基层干部。从18岁到22岁，我在农村干过的基层干部有：知青组的组长、民兵营长、团总支书记、青年突击队队长、治保主任、大队革委会副主任等等，后来又调到了人民公社（现在的乡党委和乡政府）做干部，到上大学的时候已经23岁了。就是这样的生活经历和锻炼，使我有了一定的组织能力和和凝聚力，以及处理问题的能力。我们上大学期间有三个学期在做田野实习，那时候一来我们大都年龄很大了，二来会经常没有老师带队，所以我们都会自己安排行程、装运备品、号房子、安排吃住等等。到了农村，有没有电、土炕能不能烧、风箱能不能用？这些事情都得自己处理。这就要求你要有能力处理这些事，还要跟基层干部和农民打交道。这对我来讲，属于家常便饭，不是个什么事情，处理起来比较得心应手。毕竟那个年代的学生多是社会上来的，能力都比较强一些。不像你们现在都是直接从家门到校门，独生子女多，这样做起事情来可能就要困难一些。所以，张先生也许就看中了这一点，认为把我留下来做一个考古队长挺合适。再一点，就是当时我大概不怕苦不怕累吧，就是喜欢干田野，吃点苦，受点累，晒一晒太阳都没什么事。还有一点也许是先天的，就是辨别个地层，画个线儿，清个房址灰坑什么的，都不是问题。所以后来1985年我参加山东的国家文物局领队培训班的时候，我在工地只挖了一个方之后，当时的教头叶学明老师就不叫我开新方了，专门负责全工地的照相和帮助解决疑难问题。还有就是张先生在写文章的时候，曾经让我帮他画器物图，他觉得我做得还可以，就找出几篇考古报告来，让我在其中就地层学和分期问题给挑挑毛病，比如“磁县下潘汪发掘报告”等等，里面的错误比较多，我挑出40多处错误来。张先生大概觉着我可能还是个干考古的料吧，所以就想让我留下。我想，当时的吉林大学正处在一个起步发展的阶段上，需要一个有点热情、有点能力，能干考古的人留下来。其实我们吉大考古78级这个班有能力的人太多了，如今在国内考古界也大多是佼佼者。比如说后来留在吉大的朱泓；还有原来在国家文物局，现在在故宫的李季；目前在文化遗产研究院的乔梁；复旦大学的高蒙河；社科院考古所的朱延平；还有留在吉大古籍研究所的著名书法家丛文俊和目前在北京三联书店做老总的翟德芳；……等等。在学术造诣上，个个都很厉害。但是我的长处可能就是对乡下生活和对田野工作的熟悉和应用自如吧。 要说我当时不愿意留校任教的原因：第一，当时我不太喜欢东北那块地方的生活习惯，从语言到饮食都不习惯；第二，当时我不愿意做老师。从中学到下乡，我们过得是那种火热的充满理想的生活，那时我是下乡的知青标兵，是那种处在风口浪尖上的人，你让我去当个老师，做那种很文弱的人才做的事，我觉得很可笑，因为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但有，最重要的第三个原因，是我更喜欢我自己家乡那块地方。我有一个舅舅叫陈弘法，他是搞俄文翻译的，在我读中学的时候就翻译了很多俄文的小说，在我上大学前后，开始翻译很多俄文的的考古资料。所以，我在上大学之前就开始接触米努辛斯克盆地、西伯利亚岩画、额尔齐斯河石雕像、蒙古的古代城市和伊沃尔加匈奴城址这些考古资料。他一直对我讲：内蒙古天地广阔，地接欧亚，你回内蒙古来做考古，一定大有作为！当时我们那茬人还是很喜欢自己的专业，想做点儿事儿的，也不必像现在这样找工作很难，那时候的我们是天之骄子，机关事业单位都抢着要；另一个原因就是我在家里面是老大，下乡走了四年多，大学又过了四年，都八年过去了，家里父母年纪大了，弟弟妹妹还小，我有责任回家给家里当顶梁柱去，所以我必须回家。因此，张先生几次找我谈叫我留校，说我可以读他的研究生等等，但是一直没有谈妥，总之，他就对我有些生气，一直到两三年之后在内蒙古开西部考古会，他和苏秉琦先生及学界很多大佬都去了，我给他摆出一堆具有考古学文化编年谱系的陶片来，他看了以后，说看来你回来是回对了。 其实对我来说，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内蒙古这块天地实在是太广阔了，118万平方公里，东部和西部在考古学文化面貌上有着那么大的差异，实在值得研究。东部就是兴隆洼—赵宝沟—红山—小河沿文化这套系列，完全有别于中原的考古学文化面貌；西部就是白泥窑—庙子沟—阿善—老虎山—永兴店文化这套系列，早期跟中原比较相似，仰韶晚期开始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完全是新的文化面貌。我把内蒙古地区的考古称作“两河流域考古”，因为内蒙古东西狭长，西部有著名的黄河，东部的西拉木伦河古称“潢水”，也是一条黄河。内蒙古的两河流域是两套完全不相同的考古学文化体系。事实证明，我回到家乡内蒙古做考古这条路走对了，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我用了大约20多年的时间建立起了内蒙古西部地区考古学文化的编年体系。同时，经我亲手发掘和研究过的庙子沟和金斯太两处遗址被公布为国保单位，我连续工作了18年的元上都遗址在2012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是很知足的。但同时，我也突然发现失去了前进的目标，没有了动力。当时那个阶段，又因为我拍了个12集的电视文化片《草原文明》，获得了全国骏马奖一等奖，上级给了我很多机会去做相关行业的领导，但我还是钟情于自己的专业，不喜欢去当官。这时，我的博士生导师，吉林大学的林沄先生动员我回吉大去。那时的吉大正是发展的最好阶段，于是我就准备回吉大教书去。但是半道上又让人民大学给截住了，说是要建立考古学科，希望引进我做学术带头人。当然，这其中还有很多其他的原因，我就最终去了人大。 所以，要说当时不留校的原因，说的大一点，也就是我们那会儿大概还是很有一点志向，想干一番事儿。我很小的时候，读一些赞美英雄豪杰的书，最早的志向大概是想做一个大英雄，像毛泽东一样打天下，创造出一个新的世界来。后来发现生不逢时，于是就返回头来做学问了。其实我念书也不是个用功的人，我在学校很少去图书馆，平时多是拿同寝的同学借回来的书看，最勤快也顶多是跑到教室去学习一会儿，平常就待在宿舍哪也不去。但是我兴趣广泛，也有自己的一套行事方法，比方人家搞篆刻，我也会因学着搞而逃课；突然对戏剧感兴趣了，就把《莎士比亚剧作集》拿来看一遍。参加工作之后，电视台来拍片，机器往哪儿架，从什么角度拍，也多是由我来调度。即便是当年做知青，也是农活拿起来摆弄几下就会做得很好，也许是天生的农民吧（学生笑）！所以，我选择考古也是扬长避短吧。这会儿如果问我下辈子会选择什么职业，我可能还会选择考古。考大学那会儿，我们是先报专业后考试，我也只选了考古和历史。后来，就学了考古，我儿子也跟着我学了考古。如今说起来，倒不是一定要有多么热爱，而是这个学科太有魅力了。好，第一个问题回答完了，满意吗（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