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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邓和刚，四川大学出国人员培训部，E-mail:denghegang@scu.edu.cn。四川 成都 610065；原祖杰，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E-mail:yuanzujie@scu.edu.cn。四川 成都 610064 内容提要：美国的国家构建包括国家制度建设和民族文化建设。构建新的国家需要一种新的教育，公民教育因此被美国建国精英们一致认为是必需的。国家构建与公民教育的关系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命题。美国国家构建的制度架构和思想渊源决定了其早期公民教育的必要性、目的、内容和途径。“共和实验”决定了公民教育的必要性；构建宪政国家和民族文化的迫切需要使美国的公民教育具有了新的历史特点，即强调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注意培养公民的权利意识；政教分离原则加速了学校教育世俗化，公民教育理念逐渐在学校教育中取得统治地位；联邦制下的中央和地方分权制度确立了地方政府成为公民教育的主要推动者。与此同时，在国家制度保障下，美国早期的公民教育为国家构建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关 键 词：美国公民教育 国家构建 国家认同 共和实验 标题注释：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10XJA770010)；四川大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ILTC2012003)。 DOI:10.14086/j.cnki.wujhs.2016.01.009 学术界普遍认为，国家构建包括国家制度建设和民族文化建设两个维度。前者是构建以人民主权理念为基础的共和政体，后者是构建一种把生活在一定疆域之中的单一民族和多个民族凝聚在一起，并使之具有共同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的文化。 美国是世界上最早通过成文宪法实施现代共和政体的国家，同时也是世界上最早推行现代意义上的公民教育的国家。从国家构建的角度观察美国教育的发展路径，其建国前后发生的最大变化表现在自启蒙时代以来兴起的理性主义通过宪法中宣布的“政教分离”条款开始取得统治地位。美国教育从此告别了宗教教育主导的时代，正式踏上了包括公民教育在内的理性主义教育的道路，其影响一直延续到当代。所谓公民教育，“从广义上讲，指的是影响人们作为或者即将作为一个社区成员的信仰、责任、能力和行为的所有程序”①。美国的现代国家构建与现代国家教育制度的兴起在时间上是一致的，两者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 本文试图从考察两者之间的关系入手，通过梳理美国早期从宗教教育向公民教育的转化，回答以下几个问题：美国推行公民教育的目的和动机是什么？美国公民教育的主要内容和载体是什么？其公民教育取得哪些成就和面临什么样的困境？这对我国开展公民教育有什么样的启示？ 一、从宗教教育到公民教育 美国虽然是以新型国家的姿态出现在人类现代舞台上的，但其教育的源头却是欧洲中世纪时代遗留下来的以基督教为核心的宗教教育。因宗教改革而崛起于16世纪的宗教教育，作为现代教育的母体，在欧洲教育史上有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自公元5世纪欧洲的古典文明湮灭以后，欧洲的文化精髓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基督教保存下来的。欧洲中世纪的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具有浓厚的宗教教育色彩。同样，宗教教育在北美源远流长，曾经在整个殖民地时期的教育中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脱胎于欧洲宗教改革的清教徒特别重视教育。宗教改革的领袖路德和加尔文都把读书识字阅读《圣经》看作是一个合格基督徒的必要条件，而以后者对北美殖民地社会生活影响最大。加尔文把路德开创的宗教改革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他认为：“在宗教事务上，每一个灵魂都是平等的，每一个人都必须对自己负责。《圣经》就是生活的规则，因此，每一个人都必须自己去阅读，不需要依赖牧师。因此，教会最主要职责之一就是要求每一个信徒必须知道怎样阅读，并且只要有必要就提供必需的指导。”②这样，信奉加尔文主义的清教徒把教育变成了通向宗教世界的必经之路，要求人人读书识字的做法为普及教育和公立教育开辟了道路，但是其负面作用也很明显，就是把教育局限在宗教的范围之内。 清教徒来到北美立足未稳就忙着建立学校，教导他们的孩子读书识字。他们认为，“要崇敬上帝，就必须人人学会阅读《圣经》”③。根据伯纳德·贝林的研究，清教徒按照家庭、社区、教会和殖民地的形式组织教育。基础模式是家庭教育，清教徒社会规定每个家庭必须给孩子提供必需的识字教育。如果家庭贫穷，孩子必须到社区的学校接受教育。富裕家庭的孩子则在基础教育完成以后可以在各种付费的私立教育机构如文法学校接受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则是以殖民地政府特许，地方政府或教会募集办学经费，富裕家庭付费的方式兴办的。各级教育的目的是把人们的职业分工和宗教虔诚通过代际传承保持下去。贝林指出：“北美第一代移民采用的教育模式直接来自于中世纪，适用于同质的缓慢变化的农耕社会，这些教育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是本能的和传统的。”④ 但是，三个主要因素推动了北美教育向世俗化发展。首先，宗教宽容为北美教育世俗化铺平了道路。在新英格兰殖民地，依赖温斯洛普个人权威建立和维持的清教社会从一开始就受到各种挑战。清教徒内部的分离派如罗杰·威廉斯和哈钦森夫人等率领各自信徒另外开辟了殖民地；清教徒的二代和三代纷纷背离加尔文教严苛的生活方式，以至于清教徒不得不降低圣徒的标准，出现所谓“半途信约”。越来越多的欧洲移民来到北美，带来了更多的宗教派别，建立了更多的殖民地。18世纪30年代发生的“宗教大觉醒”本意是重新唤起人们对于宗教的热情，结果是造成教派林立，宗教宽容逐渐成为社会的共识。于是几乎所有的教派都重视教育，但是又没有任何一个教派可以在教育领域中独大。教育也相应地变得更加包容。 其次，欧洲启蒙运动中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为北美教育世俗化提供了思想理论。理性主义认为人类凭借自身理性就可以运用归纳和演绎的方法积累知识和探求真理，人类社会可以是一个依靠知识积累不断进步的社会。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布尔斯廷指出，北美的有识之士并没有陷入当时欧洲常见的理性主义与宗教的纯思辨的哲学争论当中，他们更看重理性指导下的社会实践。“在美洲，使人们获得解放的并不是以现代的哲学体系对抗古代和错误的哲学体系的机会，而是把所有哲学都带入日常生活这一检验一切的现世舞台的机会。任何哲学，无论如何神圣，都必须经受这种检验。”⑤他认为，北美人民在殖民地的开拓历程中发展出了一种独特的“诉诸自明之理”同时又豁达开通不拒成见的精神气质。 直接推动学校教育世俗化发展的是18世纪北美社会工商业的快速发展。工商业的发展要求人们掌握更多的实用知识。宗教教育的狭隘目的，如为了阅读《圣经》而培养普通民众的拼读能力，为了培养牧师和官员而教导富家子弟的古典知识，都已经不能满足北美社会的发展需要。殖民地需要大量的律师、官员、商人、医生、各种技师、建筑师、土地测量员、簿记员等等，他们必须要掌握自然科学和自然哲学等现代知识才能够胜任。到美国独立前夕，殖民地学校已经开设了各种各样的实用课程，培养出了很多应用型人才。 贝林指出，在殖民地后期，由于家庭、教会、社区和经济因素的变动，教育也正在发生转型。美国革命对于教育的影响主要在于“使殖民地时代以来的趋势摆脱了法律和制度束缚，确认并制度化了这些趋势，给予这些趋势以启蒙政治思想框架下的法律认可”⑥。所以，革命以后的美国教育继续沿着世俗化的方向发展。但是，如何世俗化，换言之，摆脱宗教目的后的教育应该把人培养成什么样的人，是建国时期美国教育必须要面对的课题。公民教育正是在这个重要的历史节点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独立以后的美国教育有了一个全新的意义，即为国家培养“共和国公民”。如前所述，建国时期的主要教育思想家对公民教育的意义、目的、内容等等都做了深入的思考，回答了时代的重大关切。他们的教育思想是要用公民教育取代宗教教育，使之成为“新型共和国”教育的主要目标。同时，在如何处理宗教在教育中的作用时，他们采取了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作为国务活动家的杰斐逊深知宗教的利弊。他在坚定地主张宗教宽容的同时并不否认宗教在伦理方面的重要作用。杰斐逊认为真正的宗教是建立在理性之上的，他在《弗吉尼亚记事》中写道：“理性与自由探索是纠正谬误唯一有效的办法，让它们充分发挥作用，它们就能支持真正的宗教，使所有谬误受到审判，接受理性和自由探索的考验。”杰斐逊反对宗教偏见，但并不笼统反对宗教伦理。他认为：“就宗教教条和伦理原则的区别而言，从古到今的人们争吵、战斗、互相焚烧折磨，就是为了一些他们自己都不能理解的抽象观念，而这些观念绝对超出人类理解的范围。”由此可见，杰斐逊认为从真理到谬误只有一步之遥，把宗教伦理变成宗教教条就是把真理变成谬误。他认为真正的宗教是互相竞争的，他在筹建弗吉尼亚大学时主张接纳各个教派，并指出：“通过容纳不同教派，让它们与学生群体混同起来，我们就可以软化教派的纷争，使教派的偏见变得开明和中立，使共同的宗教变成一种和平、理性和伦理的宗教。”⑦一位美国学者在评论杰斐逊论宗教对教育的影响时说：“检验宗教优点的真正唯一的标准是宗教是否有效地促进了符合人的权利观念的和平、法治和伦理。”他认为，杰斐逊和麦迪逊等人“的确尊重宗教，不是因为神学的博大精深和理论上的洞见，而是因为宗教的伦理价值”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