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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杰明·拉什是宾夕法尼亚大学(前身是富兰克林参与兴办的费城学院，1789年更为现名)医学教授，被公认为建国时期学识最渊博的学者之一，在教育学、医学、心理学、社会改革方面都有建树。他也是《独立宣言》的签署者和独立战争时期邦联议会的代表，亲身参与了宾夕法尼亚州共和政体的创立。独立战争前后，美国的民主意识开始兴起，他对此表示忧虑。他心目中理想的政体既不是欧洲的君主和贵族政体，也不是民主政体，而是共和政体。拉什认为：“共和社会是最好的，因为共和社会产生自由、勤奋、秩序、良好行为、虔诚、清醒和节制，在政府和人民之间以及各个阶级之间是一种有序的均衡的关系。”(19)1786年5月，他在一封给友人的信中说：“把美国的革命与最近发生的美国战争混为一谈已经司空见惯。战争已经结束了，但是美国的革命还远远没有结束。正好相反，现在只是伟大戏剧的第一幕刚刚结束，目前新的政体正要筹建和完善，这有待于培养我们人民的原则、伦理和行为方式，以适应将要建立和有待完善的政体。”(20)拉什认为共和政体是一个需要人民去完善的政体，美国人民的任务就是去创立一个模范的共和社会，只有受过教育的人民才能去适应和完善新的共和政体。所以，与杰斐逊一样，他也赞同普及教育，并认为：“一个自由的政府只能建立在知识的平等普及基础之上。”(21) 诺亚·韦伯斯特是“美国语法和词典之父”，是美国建国初期最活跃的教育家之一。他认为，“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人的伦理性格，伦理就是政府的基础”(22)。他在《美国政治素描》一文中指出：“教育或向全国各阶层的人士普遍传授知识，乃是特别值得注意的课题。因为科学能解放人类和抛弃根深蒂固的误解和偏见，而各种偏见和反社会的情感都是国民之间友好接触的大敌，是激起国民之间分裂的火种，所以，培养适应独立政治的国民性格是最为急迫的任务。”(23)为此，他向美国人民呼吁：“美国人，解放你们的思想吧，像独立自主的人那样行动吧，你们做孩子太久了，受尽一个傲慢家长的控制，屈从他们的利益，现在你们要扩大和维护自己的利益，你们要努力奋斗，建立和维护一个帝国，要靠你们的智慧和美德建立和弘扬民族性。为了实现这些伟大的目标，必须制定出开明的政策计划，并把它建立在广泛的教育制度上。”(24) 梳理上述美国建国初期主要教育思想家的言论，我们发现，他们都将教育与这个新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由于美国是构建在一个地域广阔而且以前互不相属的“邦国”基础上的“新型共和国”，历史上没有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在现实中又直接面临欧洲列强虎视眈眈的敌意，前途未卜。为了共和国的生存，必须动员民众参与国家构建，而公民教育就是动员民众参与的最佳途径。 此外，受过良好教育的建国精英们熟读古典时代和启蒙时代思想家们的著作。他们的教育思想无疑受到先贤的影响。古典时代的思想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将共和政体视为一种建筑在公民伦理基础上的政体。柏拉图说公民教育“是从童年起所接受的一种美德教育，这种训练使人们产生一种强烈的，对成为一个完善公民的渴望”(25)。亚里士多德则认为：“只有具备了最优良的政体的城邦，才能有最优良的治理，而治理最为优良的政体，才有获致幸福的最大希望。”他认为共和政体是最优良的政体，共和政体中“全体公民对政治人人负责，所以应该个个都是善人”。而公民要成为善人，除了天赋之外，“其余的种种就完全寄托于立法家所订立的教育方针”(26)。启蒙时代的思想家孟德斯鸠则对不同政体作了更为明确的区分：君主制的原则是荣誉，专制政体的原则是恐怖，共和政体的原则是品德。共和国的公民通过教育才能有品德。他说：“共和政体是需要教育的全部力量的。”(27)可见，无论是古典时代还是启蒙时代的思想家，他们都认为共和政体下的公民教育是以塑造“共和国公民”为目标的。美国建国之父们也正是遵循这一原则来推动美国早期的公民教育的。 三、公民教育与国家构建 国家构建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公民教育同样如此。在探讨两者关系的时候，他们的互动作用显得特别醒目。美国是典型的先有国家而后形成统一民族的现代国家。革命以前，生活在北美的人民鲜有国家和民族意识。为了独立，共同的奋斗目标和战争经历把他们凝聚在一起。独立以后，《联邦宪法》又将极有可能分裂的联盟缔造成为一个国家。与此同时，美国又是一个典型的把国家构建在政治理念基础之上的国家。《独立宣言》宣布美国革命的目的是维护人民“与生俱来的权利”，美国立国的目的是通过《联邦宪法》宣布的：“建立更完善的联邦，树立正义，保障国内安宁，提供共同防务，促进公共福利，并使我们自己和后代得享自由的幸福。” 但是，由于地广人杂，加之复杂的宗教环境和殖民地以及革命时期不同区域各自为政的历史背景，美国建国以后，民族和国家意识基本上还是一片空白。因此，美国国家构建最紧迫的任务之一便是培育公民对“新型共和国”的认同和忠诚。同时，立国本身不是目的，立国的目的是保障“正义”、“自由”和“幸福”。这些理念都是建立在人民的“权利”意识之上的。因此，美国国家构建中另一项必需的任务是培育人民的“权利”意识。换言之，美国国家构建的顶层设计已经预设好了公民教育的目标和内容。 具有不同政治倾向的美国早期教育思想家们对上述两个最重大的国家构建问题给出了各自的回答。他们的教育思想构成了美国早期公民教育的两大特色，即以拉什和韦伯斯特为代表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公民教育观和以杰斐逊为代表的公民权利意识教育观。 本杰明·拉什主张培养美国人的爱国主义精神。他说：“教育年轻人，就是要让教师的权威尽可能地成为绝对权威。学校管理应像个体家庭的管理一样，它也许不严厉，但必须是专制的。通过这种方式的教育，年轻人就能遵守法律，成为共和国合格的好公民。就已有的经验而言，显而易见，把人造成共和国的机器，我认为是可能的。”他甚至直言不讳地提出：“爱国的基本原则其实就是一种偏见，而且，我们也知道对祖国的偏爱一般都是在我们人生当中最初一到二十年间形成的。”(28)美国教育史学家韦恩·厄本对其评论说，“他主张绝对的爱国主义，主张一定程度的政治灌输”(29)。尽管他本人是在英国爱丁堡大学接受的医学教育，但他和耶鲁学院毕业却从未出国留学的韦伯斯特都认为，美国可以提供与欧洲同等质量甚至更好的教育，美国人应当在美国本土接受教育，以避免欧洲教育的负面影响。拉什是美国最早从公民教育的角度主张妇女教育的人之一，他说：“小孩的心灵上最初印象一般都来自妇女，因此，在自由与政府这样的大问题上，一个共和国的妇女对于这些问题的认识(对小孩)有多大的影响力是可想而知的。”(30) 韦伯斯特大力宣扬建立美国自己的民族主义教育。他指出：“美国不仅需要从欧洲的统治之下独立出来，而且还必须从文化和语言上独立出来。”(31)在民族文化建设方面，他强烈反对效仿欧洲。他认为：“一个美国人不应该问伦敦和巴黎的习俗是什么，而应当问，在我们的环境中，什么适合于我们，什么是我们的尊严。”(32)他和拉什一样，也反对青年人盲目到欧洲求学，他认为青年应当在美国接受完整教育后再到欧洲游学。他还特别注意把道德植入民族主义观念之中。他在《论美国青年的教育》中指出：“我们公民政府的宪政原则尚未完全确立，我们的国民性格正在形成之中，应当把教育置于极为重要的目标加以推进，不仅要用教育来普及各种学科的知识，而且要在美国青年的心灵中，树立美德和自由的原则，用正义和自由的政府理念激励他们，使他们对祖国产生终生不移的依恋。”(33)韦伯斯特对民族主义教育的最大贡献是他主编的一系列语言词典和小学课本。他主编的《美语拼写课本》于1783年出版后成为很多美国学校的课本。到1801年，该书已经销售了150万册，而当时美国的全部人口也就只有四百多万人。1825年，倾注了他毕生心血的《美语大词典》正式出版，由此建立了一套适合美国人的拼写、读音和语法规则。在这部词典中，很多词义都是用美国的名人名言来阐释的，体现了美国民族文化和语言的鲜明特色。美国教育史学家劳伦斯·克雷明评论说：“对韦伯斯特来说，共同的语言不仅是文化的钥匙，也是一个社会的精华和民族性的基础。”(3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