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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官私合作：亚洲教育援助项目的整合与推广 1954年6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下属“行动协调委员会”指示哈罗德·霍斯金斯牵头，与美国国务院、国防部、卫生、教育及福利部和援外事务管理局(FOA)⑩选派的代表一道就美国应当从事的海外教育项目展开研究(11)。其时，美国已经在“国家安全体制”下从事了数年的反共产主义斗争。在“冷战共识”的影响下，美国所有个人、团体和组织都被动员起来，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所有表现形式都被放入美国冷战的“武器库”。“教育”这一媒介或工具(12)亦被广泛运用到冷战斗争中，但决策层认为相关机构的努力仍然不够。冷战使美国教育援助有了新的使命和方向。这种转向有形式上的和内容上的两层意义：形式上，美国政府迫切希望将美国所有资源都整合起来，投入到这场反击共产主义的“心智”之战中；内容上，则希望在实现教育援助已有功能之外，还要实现反击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这一冷战目标。特别是在亚洲冷战战场上，美国面对的敌人是文化与观念差异巨大的中国；美国试图争取的对象则是深受中华文化影响，并倾向于保持中立的亚洲国家，这需要美国倾注更多的财力和智力。 美国基金会甚至比行政机构更早意识到在文化和教育领域反击共产主义的重要性。如前所述，福特基金会在转型后，很快把视线对准海外文化和教育领域。在福特基金会看来，美国正在输掉一场文化战争，因为美国没有在海外宣传自己的文化成就，这使得其他国家更容易接受苏联有关美国文化贫瘠的宣传(13)。因此，美国必须在这一领域展开行动，一是为了促进国家间的相互了解，使其他国家民众从“心灵与智慧”上理解美国和美国人；二是反击共产主义对美国文化贫瘠的攻击以及海外文化圈对美国的误解(14)。1954年2月，福特基金会先是参与了美国国务院发起的名为“艺术与国际文化展示领域的项目纲要”(15)活动，接着又与国务院合作，利用其正在资助的跨文化出版物发行项目来支持政府的国际教育交流项目(16)。不久，福特基金会又向美国国务院建议由非政府组织来资助“国际人员交流项目”，并视其为保证“整体美国国家利益”的重要举措(17)。 1954年12月1日，“行动协调委员会”采纳了委员会助理室关于推进美国海外教育项目的建议，并指示各机构立刻执行(18)。1955年初，美国整合并扩大海外教育项目的工作正式开始(19)，亚洲成为重点关注的地区，其中菲律宾被选为试点国家(20)。海外教育援助项目在强调要“通过分享知识、技能和技艺，推动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时，更强调要“促进其他国家对美国的更好的理解；增进美国人民与其他国家人民间的相互了解”(21)。其深层次的涵义则是要将美国式的民主推广到这些新兴的国家和地区。“海外教育项目”指南也特别提到，为了项目的顺利实施和开展，必须“鼓励美国非政府组织与个人，以适当的项目来支持美国的政策”(22)。 归结起来，这一时期美国在亚洲与共产主义展开的意识形态斗争中，面对的问题主要有三个。亚洲教育援助项目正是针对这三个问题而实施，官私组织的合作也是在项目推行过程中实现的。 其一是如何应对所谓“共产主义宣传的挑战”的问题。不可否认，1940年代后期至1950年代，共产主义的影响力在全世界范围内处于上升时期。但是，在美国看来，共产主义影响力的增强在很大程度上是苏、中社会主义国家宣传的结果(23)。特别是在文化教育领域，社会主义国家正通过一切方法强调“共产主义不容置疑的真理地位”。令艾森豪威尔政府担心的是，共产主义的宣传非常成功。“近年来，全世界发行量最大的书籍(除《圣经》以外)一直是《联共(布)党史》，其发行量超过4100万册”(24)。为了应对共产主义的挑战，美国新闻署制定了一个规模庞大的海外图书项目，出版专门反击共产主义学说的书籍，但苦于无法在亚洲分送和发行这些书籍。此时，亚洲基金会在亚洲发行图书的能力受到美国新闻署重视，双方遂协商就此展开合作(25)。在行政机构的支持下，亚洲基金会的“亚洲图书”项目成为美国在世界上实施的规模最大的图书发行项目。亚洲基金会接受美国出版社、大学书店、州政府与地方政府、教会和社交俱乐部的图书捐赠，并通过已经建立好的渠道将这些图书送到亚洲各国的大学和社区图书馆(26)。与此同时，在亚洲基金会的资助下，诸如香港教育研究会这样的组织出版了一系列以“发展与研究”为主题的书籍(27)，产生了较大的影响。1950年代中期，冷战对抗已经趋于白热化。这一时期，亚洲出现了一批新独立国家。在美国看来，这些刚刚独立的亚洲国家经济落后、政治动荡，极易受共产主义渗透和宣传的影响；它们不仅政治上未确定方向，在意识形态上也未有归属。苏联和中国正试图将这些国家“置于共产主义控制之下”。如果共产主义取得成功，世界力量平衡可能会发生决定性的改变。因此，影响这些国家的意识形态取向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28)。然而，亚洲国家数量众多，每个国家面临的问题都不尽相同，美国政府与基金会不得不在其教育援助活动中表现出相当的灵活性。例如在马来亚联邦，美国认为其有倒向共产主义的可能性，因此采取的方法是向学校、青年组织和其他组织提供书籍、出版物、电影和其他类似素材，以抵消共产主义宣传的影响；同时，促使其接受来自美国专家的帮助(29)。在日本，亚洲基金会认为日本的共产主义力量非常强大，能够通过控制教师工会来影响日本青年一代，于是开始为那些“真正关心(日本)教育中的民主原则”的组织和个人提供帮助(30)。在泰国，虽然总体形势有利于美国，但为防患于未然，相关机构仍然在当地开展了教育援助活动，就“共产主义威胁的实质”对泰国人民进行全面的教育(31)。 其二是如何抵制中立主义的风险，将亚洲国家争取到西方阵营一边的问题。如果说前面一项任务是为了“防堵”共产主义的影响，这里美国要做的则是要帮助亚洲国家“树立”自由民主观念，以达到促使其“自觉”反击共产主义的目的。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50年代的亚洲国家普遍奉行中立主义的外交路线；亚洲民众一般带有很强的民族主义情绪，反对西方国家干预其内部事务。美国决策者因此认为，教育援助项目的目标正是那些其政府仍没有选择站在自由世界一边的民众，“对于自由世界来说，加强援助，缓解这些国家的渴望与苦难，确认自由世界与这些国家民众的希望与愿景相同，将是推进(自由)事业的最好机会”。美元和枪炮不足以构建联盟，基于共同目标的信仰和思想上的共鸣才能创造促进自由的环境(32)。总之，美国要利用海外教育援助项目，影响这些国家民众对美国的观感，影响发展中国家对自身现代化和政治发展的态度(33)，进而选择与美国站在一起。为实现上述目标，美国国务院与福特基金会同时将目标对准了一个特殊的群体，亚洲国家的领袖和潜在领袖。在亚洲的教育援助问题上，福特基金会力主其政策重点应当是这些国家的政治领袖，特别是“东南亚国家内阁级别领袖”，因为“在东南亚国家，国家政策是由上层少数人决定的，应当安排诸如教育和信息部长等官员访问美国”(34)。美国国务院“国际人员交流项目”的负责人弗朗西斯·科利根与福特基金会的斯坦利·戈登共同制定了一个“领导者类型”的项目。国务院认为，基金会参与这种类型的项目能够满足这一严峻时期势在必行的行动需要，即增强海外对美国的认识与理解(35)。福特基金会随即提出了项目实施的具体目标群体：(1)外国政府中的中层和高层官员，以及其他显示出能力或潜在能力的政治领袖；(2)具有海内外影响力的文化领袖(特别是艺术领域的实践者)；(3)国内外的劳工领袖(36)。除了领袖阶层，知识阶层，特别是知识青年，也是美国海外教育项目关注的重点。1954年，时任副总统的尼克松在考察东南亚国家后认为：由于特殊的历史和传统，在东南亚新独立国家，知识青年通常有着与其人数极不成比例的影响力(37)。对于亚洲地区的国家来说，知识阶层而非人民大众才是有控制力的成分(38)。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增强亚洲知识阶层与美国的联系，特别是让他们亲自体验美国社会就变得非常重要。更理想的情况下，“他们可以借助自身影响力，把美国的经验学以致用，进而引导海外公众舆论”(39)。美国国务院、美国新闻署，甚至中央情报局都有专门针对亚洲知识青年的教育项目。相关项目的发起者相信，“这些学生，还有许多学者来到美国大学……当他们回国时，应当能够更好地理解我们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40)为了更好地传播美国的价值观念，美国基金会还注资于类似“姊妹校合同计划”这样的海外教育长期项目。该计划的目的是在双边或多边的基础上建立大学间的合作关系，这样既可以减少外国政府对接受美国资金的担心，又可以在两国知识界领袖间建立起持续的沟通渠道，同时便利美国私人基金会向其注入资金。美国新闻署则通过资助校园设施、图书馆和学生组织建立起了校际关系。国务院促成美国与海外学生和学者间的交流项目，并且鼓励适当的海外大学建立“美国研究”的专业(41)。在东亚和东南亚，与美国建立姊妹校项目的国家和地区有日本、韩国、中国台湾、菲律宾、越南、印度尼西亚和泰国(42)。福特基金会重点扶持的则是中国台湾的校际语言培训项目，并在几个亚洲国家设立了有关“中国研究”的奖学金(43)。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本人是海外教育援助项目的积极支持者。1956年，在贝勒大学发表的长篇讲话中，艾森豪威尔强调美国要通过塑造“相似的研究和思想”，使其他国家民众认识到与美国合作的需要。他同时希望私人基金会能在教育领域提供更多帮助，“在私人基金会的帮助下，美国大学应当在推动海外拥有更充分的教育机构方面提供帮助”(44)。贝勒大学建议的直接结果是“姊妹校合同计划”的大面积推广和官私组织之间更为密切的合作。为响应艾森豪威尔的贝勒大学建议，一所完全由美国私人(组织)资助的大学——顺化大学，在越南建立起来(45)。 其三是如何最大限度地孤立中国，争取海外华人群体，将台湾扶植成为“自由中国”象征的问题。在亚洲，困扰美国的一个特殊关键问题是海外华人群体与中国大陆天然的纽带关系及其受共产主义影响的可能性。冷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制度优越性的较量，其中，国家威信力和影响力占有很大比重。在亚洲的冷战对抗中，中美威信竞争是美国关注的焦点，而东南亚华人群体的人心所向和政治倾向是一个重要的指标。在对海外华人问题进行考察时，“行动协调委员会”成员相信，东南亚的海外华人学生选择去大陆学习，是因为中国向外展示了大国形象，威信不断增强，因此这些学生希望能够与代表“未来方向”的力量结成联盟；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方面是有组织有目标的进行这场(冷战)斗争的，“几乎所有选择去共产党中国学习的海外华人学生都受当地共产主义组织或个人的影响……得到其经费资助”(46)。即便是在共产主义影响力较弱的地区，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资本主义理论和有关帝国主义的分析都非常有影响力。在此背景下，反西方的态度和立场就自然而然形成了。上述形势促使美国必须改变当地学术机构和学术圈的政治氛围，“为此采取的一切行动都具有合理性”(47)。为应对所谓“中国威胁”，美国政府制定出针对东南亚华人的一系列应对策略。根本目的是要在整体上增强对东南亚国家，特别是台湾的教育援助项目，将东南亚华人学生吸引到“自由世界”一边。官私组织合作在针对东南亚华人的教育项目上体现得也非常明显。福特基金会很早就关注到东南亚华人的教育问题，担心“红色中国”正将越来越多的海外华人青年吸引回中国接受教育。因此，包括福特基金会和亚洲基金会在内，一批美国私人组织为新亚书院和一些研究机构投入数百万美元，来挽救这场东南亚“教育危机”(48)。为便于行动，亚洲基金会将其在东南亚的地区办公室设在了香港。除了为美国新闻处针对海外华人的信息和教育项目提供支持(49)，亚洲基金会还资助了一个友联出版社，源源不断地为其提供资金。友联出版社之下设有一个友联研究所，主要从事针对中国内地的情报和研究工作。在教育方面，友联出版社一方面通过兴办华文报刊，如《中国学生周报》、《大学生生活半月刊》和《儿童乐园》等，来影响各个年龄段的青年人；另一方面直接出版中文教科书，并把这些教科书送到东南亚华文学校。这是因为在“海外华人项目”的实践中，美国发现，“‘台湾教育部’办的教科书，很多地方不太愿意采用”(50)。此外，亚洲基金会还参与了援外事务管理局的项目，在台湾扩大大学的设施和规模，以吸引更多的海外华人学生(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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