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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20世纪60年代，联邦调查局以防止“共产主义渗透”为名，对有重要影响力的民权组织如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实施长期监控。而该组织在60年代中期最早从争取民权转向反对越战，并提倡“黑人权力”，从主张非暴力抵抗转为支持使用武装自卫。在当权者看来，反战活动危及美国反共产主义的冷战战略，“黑人权力”则包含黑人民族主义思想，是对国家制度和社会稳定的挑战。联邦调查局以爱国为旗号，以保卫国家安全为由，指责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从事“非美”和“反美”活动，穷追不舍地对其进行监视、诋毁和打击，使之孤立于美国社会，从而达到破坏民权运动尤其是激进的“黑人权力”运动的目的。 【关 键 词】联邦调查局/“共产主义渗透”/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国家安全 【作者简介】谢国荣，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20世纪60年代是黑人民权日益扩大的时期，美国政府积极推动民权立法，最终从法律上消除了对黑人的种族隔离和歧视，通过实施“肯定性行动计划”(Affirmative Action)和推行“伟大社会”(Great Society)的改革，进一步扩展了黑人公民权利。但在冷战背景下，①联邦调查局在1956年以“阻止危险组织发展、危险思想传播、保卫国家安全和制止暴力”为由，秘密实施“反谍计划”(Counter Intelligence Program)。②该计划旨在打击“激进势力”，对民权组织亦不例外。 在民权运动中，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Student Nonviolent Coordinating Committee)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该组织提倡非暴力直接行动，开展了一系列颇具影响的民权活动，不仅在黑人社会中树立了崇高的威望，而且改变了60年代美国的社会面貌。它成立于1960年4月，既是静坐运动(Sit-ins)的产物，也极大地推动了该项运动的发展。它在1961年自由乘车运动和1963年向华盛顿进军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此外，该组织在种族主义势力最强的密西西比州从事选民登记活动，并在1964年发起了自由夏季运动。之后，它成为最早转向反对越战的民权组织，且大力提倡“黑人权力(Black Power)”，与都市黑人暴力反抗运动相呼应。虽然该组织在1968年后丧失了活动能力，但联邦调查局对它的监控直到1973年才最终结束。③ 对于联邦调查局监控和打压民权组织这段历史，学者肯尼思·奥赖利认为，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J. Edgar Hoover)有强烈的种族主义倾向，常向媒体透露贬损黑人领袖的消息，向政府和国会提交诋毁民权运动的报告，破坏它的发展。④克莱伯恩·卡森指出，当都市黑人暴力反抗运动兴起后，联邦调查局启动了针对“黑人民族主义仇恨团体”(Black Nationalists Hate Groups)的打压计划，破坏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等民权组织的活动。⑤谢里尔·格林伯格认为，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采取“激进的”方式反对美国的国内外政策，“提倡黑人权力和鼓吹暴力”，导致约翰逊政府利用“反谍计划”来瓦解它。⑥此外，一些学者研究了联邦调查局与美国民主政治的关系问题。弗兰克·唐纳认为，对“异见分子”的监视是美国政府管制的一种模式。⑦埃森·西奥海里斯指出，尽管联邦调查局有平衡国家安全和公民自由的考虑，但其滥用权力和非法收集政治情报的做法破坏了美国宪政。⑧伊万·格林伯格认为，联邦调查局对“异见分子”的监视和压制，构成了美国政治制度的重要内容。⑨ 上述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联邦调查局对美国民权运动的监控、打压以及造成的破坏。但一些问题仍值得深入探讨，例如：为什么联邦政府一方面通过了大量的民权立法支持民权运动，另一方面却命令或默许联邦调查局对重要民权组织如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等进行监控和诋毁？联邦调查局和联邦政府如何应对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从争取民权转向反对越战和提倡“黑人权力”所带来的挑战？联邦调查局的监控对民权运动的走向和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等民权组织产生了何种影响？本文将利用与联邦调查局、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肯尼迪政府和约翰逊政府有关的缩微胶卷档案、国会调查报告和民权领袖回忆录等资料，考察联邦调查局对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发展进程的监控情况；分析美国当权者是如何以保卫国家安全为名消解民权运动中的激进主义，在哪些方面以及何种程度上损害了民权运动。 一、联邦调查局对“共产主义渗透”的夸大和监控 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在美国激发了一系列社会反抗运动，而美国政府则主要通过社会立法回应民众的斗争诉求。但在冷战背景下，它也长期对民权组织进行监控，动用联邦调查局展开“反谍计划”，以“共产主义渗透”到民权运动为借口打击民权和反战人士。以爱国的名义打压持不同政见者，是很多现代国家屡试不爽的政治手段，标榜崇尚人权的美国也不例外。 随着大规模静坐运动的开展及影响的扩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在成立之初就受到了联邦调查局的监视。⑩在联邦调查局的卷宗中，该民权组织被贴上了“共产主义”的标签。1960年6月，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召开了第三次大会，其新闻发言人康斯坦斯·柯里(Constance Curry)强调，该组织没有共产主义色彩，并表示它将继续以非暴力方式开展静坐运动。(11)但这没能打消联邦调查局的顾虑，同年底，它下令监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召开的一切会议。(12) 联邦调查局处心积虑地将民权运动与所谓的“邪恶力量”——共产主义联系在一起，加强对民权运动的监控。在黑人领袖发起向华盛顿进军运动前，联邦调查局局长助理威廉·沙利文(William Sullivan)与胡佛讨论了共产主义对民权运动的“渗透”问题，认为“马丁·路德·金是最危险的黑人领袖”。(13)尽管当时胡佛监视的重点是金及其领导的民权组织，但据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主席约翰·刘易斯(John Lewis)回忆，“到向华盛顿进军运动时，胡佛像关注金那样关注我们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情况”，“把民权运动中所有年轻人的力量看作是进攻性的、值得警惕的危险力量”。(14)主要原因在于刘易斯在华盛顿发表演讲时未像其他民权领袖那样支持肯尼迪总统提出的民权法案，甚至批评它过于“虚弱”。(15) 1964年，胡佛对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实施了重点监控。因为该组织发起了声势浩大的自由夏季运动，吸引了数百名北方白人大学生志愿者在暑期来到密西西比州，动员和帮助当地黑人登记选举，引起举国关注。胡佛主要监视它与全国律师协会(National Lawyers Guild)的来往。(16)在这项运动中，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聘请全国律师协会的阿瑟·金诺伊(Arthur Kinoy)等为法律代表。此举使得该民权组织的“爱国主义”受到了胡佛的怀疑。(17) 1964年4月，在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支持下，密西西比州的民权活动家成立了代表本州黑人利益的自由民主党(Mississippi Freedom Democratic Party)。同年8月，约翰逊政府派了大约30名联邦调查局探员进入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以阻挠密西西比州自由民主党的活动。因为该党试图取代完全由白人组成的密西西比州民主党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席位。据1975年参议院丘吉委员会(Church Committee)对联邦调查局监控活动进行调查的结果显示，在此次代表大会上，联邦调查局的探员渗透进了民权组织，对金住宿的旅馆房间进行监听，并对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进行麦克风窃听，成功地搜集到了密西西比州自由民主党“有关计划的最敏感的细节”及其支持者的“策略”。(18)该党争取代表席位的努力最终失败。 1965年，司法部长尼古拉斯·卡岑巴赫(Nicholas Katzenbach)命令联邦调查局窃听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所有领导人的电话。胡佛接到命令后，随即下令联邦调查局对该民权组织实施广泛的渗透和破坏。(19)实际上，从1964年起，各地的联邦调查局办事处就定期向总部报告“共产主义渗透”到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情况，监控是否有共产主义者在该组织中担任要职。1964年3月，联邦调查局亚特兰大办事处怀疑黛比·埃米斯(Debbie Amis)是共产党员，但后又承认她不是共产党员，也不是该民权组织的第三号人物。(20)1965年5月，亚特兰大办事处报告，雷金纳德·罗伯逊(Reginald Robertson)是属于“共产主义阵线”的杜波依斯美国俱乐部(W. E. B. Dubois Clubs of American)的成员，是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领导，但后又予以否认。(21)1966年2月，亚特兰大办事处反映，该民权组织中的大多数白人志愿者是左翼人士，并把民权运动视为“共产主义革命的工具”。(22)其他办事处也执行类似任务。 与此同时，联邦调查局监控是否有共产主义分子参加、支持和“煽动”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民权活动。1964年3月，亚特兰大办事处报告，前共产党员伊索贝尔·塞尔尼(Isobel Cerney)和哈里·斯坦梅茨(Harry Steinmetz)参加了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在亚特兰大举行的示威活动。(23)1964年9月，亚特兰大办事处反映，共产主义者雅各布·罗森(Jacob Rosen)在亚特兰大创办了《自由报》，“鼓吹”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和黑人武装斗争，还刊发了刘易斯的文章。(24)1966年2月，亚特兰大办事处报告，劳拉·方纳(Laura Foner)是该民权组织在阿肯色州支部的一名志愿者，其父菲利普·方纳(Phillip Foner)是一名左翼人士。(25) 经过数年监控，联邦调查局亚特兰大办事处在1967年8月8日的一份备忘录中报告，尚未发现共产主义者在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担任领导职务。(26)其他办事处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27)事实上，早在1963年7月23日，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edy)就承认：“我们没有任何主要民权组织的高层领导是共产主义者或受其控制的证据。”(28)但胡佛确信共产主义“渗透”到了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等民权组织。1964年4月，他声称：“共产党吸收黑人的多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共产主义一定是依靠非共产主义之手建立的。”(29)同年6月，联邦调查局成立“特别工作组”，强化对“共产主义在种族事务中影响的调查”。(30) 联邦调查局和联邦政府以防止“共产主义渗透”为由监控民权运动。1963年6月，在金发起向华盛顿进军运动前，肯尼迪总统曾当面警告他：“我认为，你知道你处于密切的监控下。”(31)在政府的压力下，金被迫开除了自己的助手、曾是共产党员的斯坦利·莱文森(Stanley Levison)。为了避免灭顶之灾，多数黑人领袖和民权组织竞相宣布反对共产主义。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执行秘书沃尔特·怀特(Walter White)主动清理门户，开除任何可疑的共产主义者及“激进”人士。(32)在冷战时期，民权组织加入反共产主义的“自由主义阵营”被视作一种“明智的选择”，以“避免民权事业被诋毁为共产主义”。(33) 但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没有像其他民权组织那样对成员进行安全审查。刘易斯说：“如果你愿意为争取黑人公民权利与我们一起工作，那么你会受到欢迎，我们并不关心你的政治倾向。”(34)1964年4月30日，刘易斯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开谴责胡佛有关“共产主义渗透到民权运动”的指控，呼吁他“把时间用在寻找炸弹攻击者、午夜暗杀者和手段残酷的种族主义者上”。(35)联邦调查局对此宣称，共产主义视所有民权组织为渗透目标，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亦不例外。(36) 除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在共产主义问题上不对成员进行安全审查外，联邦调查局为何在“反共”问题上对它穷追不舍？学者奥赖利认为，胡佛的种族观念和政治态度也是重要因素。胡佛不仅有“白人永远至上的美国梦”，而且把对民权运动的监控视为一种“肩负国家安全的责任”。(37)但更重要的是，反共主义是当时美国的“国策”和社会“共识”。除少数左翼外，从右翼到自由派都积极反共，认为美国有领导“自由世界”的使命，以防止“共产主义渗入”。(38)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一名成员说，他们对调查三K党没兴趣，但对调查民权运动中的共产主义有兴趣。(39)1966年8月8日，众议员约翰·布坎南(John Buchanan)声称，对该委员会而言，当务之急是调查“共产主义和极端主义对民权运动的渗透”，这“不只是为了民权运动，而是为了整个美国”。(40)联邦调查局更是把共产主义视作对国家安全的“致命威胁”。(41) 冷战时期美国社会的反共产主义“共识”，也被种族隔离主义者利用。他们把民权运动中的激进主张与共产主义混为一谈，利用社会中的反共主义来破坏民权运动。(42)尽管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活动家霍利斯·沃特金斯(Hollis Watkins)根本不知道共产主义为何物，但密西西比州一名有种族偏见的法官指控他是“外来的共产主义煽动者”。(43)可见，反共主义为种族主义者攻击民权运动提供了一种“合理的”方式，使他们摇身一变成为国家安全的“捍卫者”。(44) 联邦调查局指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受到“共产主义的渗透”，目的是为了削弱这一组织开展民权活动的合理性。一方面，转移了公众的注意力，把美国民众和公共舆论对种族隔离、歧视和黑人受压迫问题的关注以及对黑人抗议活动的关注，转向所谓的“共产主义渗透到民权运动”的问题上。曾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担任过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主席的斯托克利·卡迈克尔(Stokely Carmichael)一针见血地指出，“共产主义的指控”将会迫使民权运动“把活动的重点不是放在民权问题上，而是放在美国主义对反美国主义问题上”。(45)另一方面，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美国民众普遍担心民权运动会被“共产主义者利用”。有鉴于此，联邦调查局通过对民权运动“扣赤色分子帽子”，削弱民众对它的支持。 联邦调查局的“共产主义指控”让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领导者深感不安。他们担心该组织的成员将会被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不停地传唤，来回答共产主义影响的问题。因为在当时的冷战环境中，“普通的美国人可以通过指名道姓，通过在调查委员会作证……通过监视邻居和同事来参与这场‘世界斗争’”。(46)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宝贵资源将被迫用在应对这种调查上，卡迈克尔认为，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实际目的不是要找出共产党人，而是要让该民权组织处于调查之下，从而失去工作效率，不堪一击。(47)联邦调查局明知该组织没有受到“共产主义渗透”，依然以此为由对它实施监控，这不仅说明“共产主义指控”是一种败坏声誉的策略，而且反映出冷战背景下美国政府对共产主义的恐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