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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1974年初，时任美国国防部长施莱辛格公开宣布美国政府将修改核战略，放弃约翰逊政府的“确保摧毁”战略。新战略将以“有限核选择”为核心，注重核武器使用及其目标选择的“灵活性与可选择性”，以此来适应美苏核均势以及多弹头分导技术带来的新战略环境，重新确保美国战略威慑(包括延伸威慑)的可信度，以上政策被称为“施莱辛格主义”，并成为尼克松与福特政府的正式核战略。而具有战略研究背景的施莱辛格本人为新战略的提出与推行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关 键 词：施莱辛格主义 核威慑 灵活性与可选择性 有限核选择 作者简介：刘磊，南京大学历史系国际关系专业博士后。 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美苏核力量对比达到实质平衡。尼克松(Richard Nixon)政府根据新形势，对美国核战略进行了许多调整。国内外对尼克松政府核战略的研究，很多都主要关注了其第一任期提出的“核充足”与“现实威慑”概念。①然而，尼克松与福特(Gerald Ford)任期内，美国核战略的调整经历了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1974年1月，时任国防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James Schlesinger)宣布的、被称为“施莱辛格主义”(Schlesinger Doctrine)的核战略更具代表性。“核充足”与“现实威慑”只是当时美国核战略调整过程中的阶段性思考，这一时期核政策的研究与表述只是“施莱辛格主义”出台的前奏。②国外对“施莱辛格主义”的决策过程及其内容也早有研究。③不过，它们对施莱辛格本人与“施莱辛格主义”之间关系的关注还很欠缺。④虽然“施莱辛格主义”并非完全是施莱辛格个人思想与政策主张的成果，但仍有必要探究战略学者出身的施莱辛格个人及其思想在尼克松政府核战略调整中所发挥的作用。 一 施莱辛格的早期经历及其对美国核战略的思考 施莱辛格于1929年2月出生于纽约；1956年从哈佛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1956到1963年，在弗吉尼亚大学任经济学副教授；1960年出版了首部著作《国家安全的政治经济学：从经济方面对当前权力斗争的研究》。这是首次从经济视角检讨美国冷战外交政策。⑤他的研究受到了兰德公司的关注。他于1963年被兰德公司聘请为专职研究人员。1967-1969年间，他负责主持兰德公司的战略研究项目(Director of Strategic Studies)，主要关注核武器问题。⑥ 施莱辛格在兰德公司工作的时期，正是肯尼迪与约翰逊(Kennedy-Johnson)政府时期，这一时期美苏冷战形势有了新的变化。一方面，经历了古巴导弹危机之后，苏联在核力量发展上加速追赶美国；另一方面，美国在依然占据核优势的条件下，推行了以“灵活反应”(Flexible Response)和“确保摧毁”(Assured Destruction)为主要内容的军事战略。前者以常规武力应对共产主义集团在世界各地直接或间接的有限扩张、武装叛乱或游击战争；后者要求即使在遭受苏联第一次打击之后，美国的战略力量依然有能力摧毁苏联的政府和军事指挥系统，还包括大量的人口和经济(例如30％的人口，50％的工业能力和150座城市)，以此来威慑苏联精心策划的对美国的核攻击。在这一战略指导下，当时美国政府既要加强常规武力建设，又要确保安全有效的第二次核打击力量，保证美国能够进行“两个半战争”。北约盟国对此战略较为抵触，它们担心美国在欧洲的有限战争中不愿意使用核武器，进而削弱战略威慑的可信度。⑦而等到真要使用核武器的时候，那就只能是相互毁灭式地攻击对方的大城市。 施莱辛格对当时的这种冷战形势保持了密切关注，并从国防预算安排、军备控制、西方同盟关系等多个角度就美国的核战略提出了很多见解，其核心的思想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他认为时任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太过重视其所推崇的“确保摧毁”的核威慑战略，进而使这一战略主导了美国军事力量结构及预算支出安排，严重影响了对其他选择的评估。这种狭隘的安排是有害的，为执行“确保摧毁”战略而投入的预算已经很足够了，有必要拿出一些预算用于“限制损伤”(Damage Limiting)的研发和应用。⑧施莱辛格在此已经提出了要关注大规模核战争威胁之外的选择的想法，并认为这些选择还要包含一定的限度。 第二，施莱辛格提出了核军备部署要具备“灵活性”的概念。在谈及军备控制与裁军问题时，他指出“当前核军备部署的灵活性太低。比如一般人都不愿意移除已经部署了但又被研究人员认为是过时的装备。……军事装备更新频率低于分析人员的预期”。⑨鉴于“确保摧毁”战略是以威胁大规模摧毁和杀伤对方的工业及人口为主要内容的威慑战略，施莱辛格认为这种维持一种能够摧毁对方预设规模人口的能力的观点可能是错误的。这是基于过去战略轰炸理论的观念，现在随着敌对双方都部署了大规模攻击力量，这种观念变得越来越靠不住了。⑩在“确保摧毁”这唯一标准下，美国只选择了杀伤人口这一目标。随着双方大规模摧毁力量的建成，这种能力是否能服务于有用的目标愈加值得怀疑。因此他提出“未来军事力量的建设要具备足够的灵活性，这样能够执行除当前占主导地位的战略任务之外更多的任务”。(11) 第三，施莱辛格认为在“恐怖平衡”的背景下，西欧盟国与美国间的信任关系出现动摇，出现了一种“不自然”的焦虑的关系。(12)二战后，西欧力量衰弱。在冷战对抗中，西欧别无选择地要依赖美国的军事保护，包括核保护。然而到了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苏联具备洲际导弹投送能力后，人们不可避免地怀疑美国“延伸威慑”(Extended Deterrence)的可信度，并提出一个假设性问题：“美国总统是否愿以自杀为代价来惩罚苏联对欧洲的进攻?”同时又暗示了一个答案：“或许不会。”(13)施莱辛格指出，虽然西欧仅仅依赖美国的趋势在削弱，希望获得独立的意愿在加强，然而西欧独立掌控自己的防务并不可行。由此导致一个矛盾现象：一方面，美国威慑的可信度在减少；另一方面，西欧对美国的义务与保证的质疑也在减少，这表明西欧自己也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因为他们自己的核力量相对于苏联太过有限。(14)因此，施莱辛格并不担心以相互摧毁城市和人口为目标的“确保摧毁”战略保障美国本土免受核打击的效果，他所担心的是其“延伸威慑”的效果。 总之，施莱辛格总结出核时代同盟关系出现了新的情况。“核时代一国无力独立为国民提供应对外来恐惧的保护，这导致两个结局：第一，大多数国家都意识到自己内部资源的不足，最终会依赖外来支持；第二，大部分国家无力保护自己免受核威胁，这种压力就放在了强大国家身上——如美国和苏联——来为第三方提供保证，同时承担自己国民遭受威胁的风险，这在过去是无需承担的。”(15)他的研究就是要致力于为美国寻找新的选择，既能增强美国威慑的可信度，维护本国及盟国安全，免受外来核恐惧，又能避免全面核战争、不让本国民众遭受盟国民众那样的风险。同时，他还受到兰德公司另一位战略学者谢林(Thomas Schelling)思想(有限和分级报复)的启发，提出了以小规模核打击向苏联表明立场、发出警告的思想。(16) 施莱辛格的努力首先受到了美国军方的注意，施莱辛格由此逐步与官方建立了直接联系。60年代后期，美国军方也开始注意到“确保摧毁”战略所面临的问题，不少空军将领开始尝试寻找新的核选择。负责政策研究的空军少将尤德金(Richard Yudkin)就是新的核选择的倡导人之一，他认为如果空军要重新站到前沿，需要新观念——寻求可信的核作战能力以及重新采购空军武器。他长期保持与兰德公司战略学者的交流，最终找到了兰德公司战略研究组组长施莱辛格。1968年12月，在尤德金的指导下，施莱辛格小组完成了一份名为“核选择的合理性”(Rational for NU-OPTS)的研究备忘录，提出了在有限反击原则下理想的新的轰炸理论，重新重视有人驾驶的轰炸机，认为其性价比要优于弹道导弹，比导弹更加可靠和精确。这会是理想的手段。(17)不过这只是一种概念，并没有能转化成政策规划，而且随着美国政府更迭，战略再评估和调整的任务落在了新政府肩上，而施莱辛格并没有就此完全远离这一进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