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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邦调查局对“黑人权力”的污名化和压制 20世纪60年代中期，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不仅从争取民权转向反对越战，而且转为提倡“黑人权力”。刘易斯认为，1964年自由夏季运动对该组织来说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79)约翰逊政府没有遵守给民权活动家们提供人身安全保护的承诺，这改变了该民权组织对政府的信任和对民权问题的认识。(80)不仅如此，其成员认为，通过合法手段在体制内进行变革的希望也破灭了。如前所述，1964年，在该组织的支持下成立的密西西比州自由民主党，要求取代完全由白人构成的密西西比州民主党出席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但这一目标由于约翰逊政府的破坏而以失败告终。(81)对此，卡迈克尔认为：“黑人民族在思考与别人联合前，必须把自己组织起来，以获得黑人的权力基础。”(82) 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许多成员开始把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看作“白人种族主义制度”，强调种族主义压迫的根源在于美国的制度。(83)他们要求建立独立的黑人政治、经济和文化机构，作为“社会变革”的工具。(84)1965年5月23日，刘易斯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撰文指出，黑人是“邪恶的政治制度和压迫性的经济制度的受害者”，这个制度为了维护它自己，必然会永远抱着种族主义不放。(85)1966年6月16日，在向密西西比州进军的途中，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主席卡迈克尔在一次集会上高喊“黑人权力”口号，获得现场民众的热情回应。 卡迈克尔不仅喊出了“黑人权力”的口号，而且公开发表激进主张，但不久他又在1966年6月19日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澄清：“我没有主张通过暴力来实现黑人权力。”他强调，黑人将按照民主政治中的多数统治原则，通过选举来获得“黑人权力”，而“烧毁”这样的词语只是黑人常用的口语，不是煽动人们真的这样去做。(86)8月21日，卡迈克尔在《会见新闻界》(Meet The Press)这档新闻栏目中解释说：“只有当美国政府用暴力对付黑人时，黑人权力的含义才是使用暴力迫使它向黑人妥协。”(87) 不管卡迈克尔如何解释“黑人权力”，联邦调查局都把当时的城市骚乱归因于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及其“黑人权力”主张。联邦调查局认为，卡迈克尔等人不断“鼓吹黑人权力”，四处发表“蛊惑人心”的演讲，“公然宣扬无法无天的行为，不仅在过去煽动了暴力，而且在未来会引发更大的暴力”；“他们煽动黑人蔑视法律、秩序和政府的权威”。联邦调查局宣称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是“黑人三K党”，“对种族和平构成潜在威胁”。(88)胡佛更是在国会中指控该组织“是战斗性的黑人民族主义组织，正在制造种族骚乱，鼓吹推翻美国政府”。(89) 但在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喊出“黑人权力”口号之前，城市骚乱早已发生，联邦调查局并没有把纽约和瓦茨的骚乱看作是该组织“煽动”的结果。1964年9月，联邦调查局公开了对纽约骚乱的调查结果并认为：“没有证据显示骚乱是以全国为基础组织起来的，骚乱不涉及种族间的暴力，不是民权运动的直接结果。”(90)1965年9月17日，联邦调查局向约翰逊报告了瓦茨骚乱爆发的原因，承认没有收到骚乱是由美国共产党“煽动”起来的情报，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社会组织预先策划了这次骚乱。然而，它强调共产党采取了行动，利用了骚乱的形势。(91) 那么，为什么联邦调查局随后却把城市骚乱归因于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和“黑人权力”？原因在于“黑人权力”试图改变美国的政治基础和权力结构。它除了促进美国黑人的种族意识，还努力增强他们的政治意识。(92)“黑人权力”要求对美国的政治和经济权力进行重新分配，只有这样，美国黑人的日常生活才会有根本改善。(93)卡迈克尔认为，白人社会之所以竭尽全力来破坏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原因在于“它的激进主义，它坚持揭露种族主义压迫的根源”。(94) “黑人权力”是美国黑人使用自己的话语，表达他们的利益诉求。它针对的是白人权力结构，要求改变种族主义的社会制度。它反对由白人社会来安排和支配黑人社会的命运，主张由黑人控制黑人社区的事务。它颠覆了白人社会对黑人形象、历史和文化的论述。它唤醒了黑人的政治意识，主张黑人在政治、社会和文化上的自决，把黑人从民权斗争带入到追求政治和经济权力的斗争。(95)然而，约翰逊政府的一些高层人士认为，“黑人权力”表达的思想对美国主流政治构成了“威胁”。副总统汉弗莱公开谴责“黑人权力”是“逆向的种族主义”。(96) 实际上，“黑人权力”的提出是黑人所受到不公平待遇的结果，有扩展黑人基本权利的积极意义，值得同情和肯定。但它也包含黑人民族主义的思想，在政府高层人士看来，这对美国的国家制度是一种严重的挑战。此外，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从主张非暴力抵抗转为支持武装自卫。与此同时，它开始驱逐所有的白人工作人员，从一个种族融合的组织形式转为单一的黑人成员组织，这难免有“逆向种族主义”之嫌。因此，“黑人权力”不仅疏远了一部分支持民权运动的白人同情者，在美国民众中引起了恐慌，而且也加剧了民权组织内部的矛盾。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执行秘书威尔金斯甚至谴责“黑人权力”是“纳粹主义”，是“仇恨之父和暴力之母”。金虽然认为争取权力是必要的，但批评“黑人权力”是“一个不幸的话语选择”。(97) 而联邦调查局和右翼媒体正是利用美国民众的怀疑和恐惧，以及民权组织内部的矛盾，对“黑人权力”及其支持者进行诬陷和丑化。联邦调查局把“黑人权力”抹黑为黑人“骚乱的权力、放火的权力、掠夺的权力和杀人的权力”。(98)一些右翼媒体给“黑人权力”的提倡者贴上“种族主义者”的政治标签，把都市黑人暴力反抗视作黑人骚乱。(99)其实，有关“黑人权力”运动导致了城市骚乱的指控，在多数情况下缺乏事实根据。1967年7月26日，胡佛在给司法部长拉姆齐·克拉克(Ramsey Clark)的报告中承认：“多数骚乱是由单个事件引起的。黑人往往因轻微的违法而遭当地警察拘捕，结果引发了骚乱。”(100)但联邦调查局随后在向51个政府官员及机构散发的关于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报告中，却把城市骚乱归因于该组织及其提倡的“黑人权力”。(101)此举是为了损害其社会声誉，达到破坏“黑人权力”运动的目的。 联邦调查局和美国政府高层不仅把“黑人权力”污名化，败坏该委员会的声誉，而且决心采取更直接的行动来打压它的发展。约翰逊的新闻秘书乔治·里迪(George Reedy)批评“黑人权力”导致“黑人民族主义猖獗”。(102)一些政府高层人士认为，“黑人权力”对美国社会构成“重大威胁”，“激进的主张”必须受到打压。1966年9月12日，总统秘书哈里·麦克弗森(Harry McPherson)在给约翰逊的备忘录中说：“民权运动处在十字路口，一条道路是选择暴力斗争，但将受到政府压制。”他认为，“黑人权力”口号“激进且不切实际”，黑人体面生活方式的实现在于“和平变革”，那些希望为黑人争取权利的青年领袖，“必须相信这个国家的制度而不是破坏它”。(103)时任总统助理的黑人霍巴特·泰勒(Hobart Taylor)说：“黑人领袖没有理解政治现实，他们认为在新闻媒体上说些言辞激进的话是在推动黑人的事业。”(104) 在美国当权者看来，都市黑人暴力反抗运动使得黑人民权问题的性质发生了变化。1967年7月27日，汉弗莱在给约翰逊的备忘录中说：“城市骚乱的性质表明，这是广泛地拒绝我们的社会制度，而不是简单地不满生活现状。”(105)约翰逊认为，民权在此时必须让位于国家安全。他曾对秘书多丽丝·古德温(Doris Goodwin)说：“黑人大众出现了不理性的、争取无限目标的势头，这是对美国稳定的最大威胁。民众一旦开始行动，那么事情会变得无法收拾。”(106) 在处理城市骚乱问题上，约翰逊依靠联邦调查局来应对由此引发的政治问题，因为共和党人攻击他不够强硬。(107)尽管约翰逊与胡佛的关系十分微妙，但两人在应对民权运动中的激进主义问题上有着共同利益。奥赖利认为，如果胡佛说约翰逊足够强硬，那谁还能攻击他在维护法律和秩序方面软弱？而胡佛也希望借此机会扩大机构及其功能，二者一拍即合。(108) 1967年7月25日，在底特律骚乱爆发后的第三天，约翰逊亲自致电胡佛，让他到白宫开会。参加会议的还有司法部长克拉克、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最高法院大法官亚伯·福塔斯(Abe Fortas)等人。据胡佛的记载，约翰逊对联邦调查局的情报“相当着迷”，要求胡佛“让他的人行动起来，去寻找骚乱的核心特点”。(109)随后，克拉克在备忘录中向胡佛建议，联邦调查局应在“黑人民族主义团体”中布置更多“线人”。(110) 一个月后，联邦调查局启动了压制“黑人民族主义仇恨团体”的计划。其目的一是破坏“黑人民族主义团体的结盟”；二是提防出现一个“救世主”，像金和卡迈克尔这样的“危险人物”——他们能释放黑人社会的能量；三是防止“暴力”；四是通过“损害黑人民族主义团体和领袖的信用”，阻止他们获得社会尊重；五是抑制“黑人民族主义团体”在年轻人中的发展。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南方基督教领导大会等组织及其领袖成为重点打击的对象。(111)1968年1月10日，司法部长克拉克向约翰逊报告，联邦调查局已在着手破坏“黑人民族主义团体”。(112) 与此同时，为了打击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等组织，1967年，约翰逊政府推动立法，把煽动和从事骚乱的行为定为犯罪，最高处以1年监禁或1000美元的罚款，或二者并罚；对导致严重人身伤害和超过5000美元财产损坏的，最高处以10年监禁或10000美元罚款，或二者并罚。(113)此外，联邦政府还大力增加其在城市社区搜集情报所需的开支。同时，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和参议院安全委员会采取联合行动，广泛收集情报，对任何持不同政见的个人和组织进行调查。(11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