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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区域就整体而言是农牧交错地带，历史上修建长城主要目的是用于隔离双方。在彼此之间建筑高大的线性墙体，自然也就有了以墙为中心的“内”和“外”两个空间概念，以致今天我们还经常使用“长城内外”一词。 其实，长城内外并不是简单地指墙体的内外，同样是一个区域的概念。不管是秦汉还是明代，长城防御线之外都有很大的区域是在王朝军队的控制之下。农耕和游牧的交流与交换都以区别内外的长城为中心进行，这个判断虽然基本上是正确的，但却无法反映出中国古代长城内外不同政权及民族相互联系的多边性和复杂性。 所以，长城研究者在描述长城地区时，会经常使用“边疆”这个概念。边疆从古至今，都是认识和研究长城的一个很重要概念。对中国古代王朝而言边疆地区具有两重意义，一是王朝权力控制的边缘地区，二是王朝要尽量地容纳和包容的地区。 在古代王朝的“天下”观里，“天”即为一个极具包容性的构成要素。王朝在无法对边疆地区之外的政治力量实施直接统治时，也要尽量对其采取怀柔的羁縻政策，这成为王朝边疆政策的基本态度。修建长城服务于这样的政策，成为实行怀柔政策的保障措施。但不容置疑的是“边疆”还有另一方面，既经常受到“蛮夷”侵扰的不安全地区。这一点，同样是王朝政权要在这个地区修建长城的理由。 历代王朝所修建的长城，大多处于王朝的边疆地区，修建在非边疆区域的长城较少。明初北部长城地区亦属于边疆地区，故明太祖有塞王守边的安排。永乐年间迁都北京，史学界也常称“天子守边”以反映朱棣的雄才大略。 对王朝统治者而言，维护以长城为标志的边疆地区稳定，对维护社会经济的发展，维护政权的稳定至关重要。谈到边疆首先会涉及疆域，如果我们能够理解中国古代的“天下”观，就能明白王朝的疆域并非仅是其政权能够实际执行管理权的管辖地域。 长城的产生与中国的国家制度的成熟发展过程基本同步。中国古代朝着具有相对的疆域概念和疆域制度发展，起始于春秋战国。不过，这个时期的诸侯君王对土地的概念，远没有对人口的概念更关注。秦汉时期才形成较为成熟的疆域概念和制度，长城的产生和发展基本与其同步。 有疆域这个大范围概念，就有了疆域的边缘地区，这就是边疆。但这个范围也还是一个大范围，而且是不断变化的范围。修建长城就是为控制边疆地区的安全，自然要随着不同历史时期农耕王朝的边疆变化而变化。 不同朝代的边疆地区，依当时客观现实情形所确立。边疆既是国家核心区域的安全屏障，也是国家实力强大之后进一步向外发展地理空间的战略依托。农耕王朝对长城地区防御的构建、调整和社会治理都受到既定边疆政策影响。 随着农耕政权经济的发展、实力的增强，在一定时期也会产生向游牧地区对外扩展的需求。扩张的直接结果，致使中原边疆地区发生较大的变化。王朝在对长城外民族产生政治上吸引力、军事上威慑力的同时，也会产生经济上的影响力和文化上的感召力。这些都对游牧政治势力对农耕王朝的归附和臣服，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王朝出现政治败落、势力衰微或分裂的时候，游牧政权不仅会改变与农耕王朝的关系，甚至会采取军事进攻手段抢夺王朝控制的区域，乘势扩张势力范围。游牧政权向长城以内发展之后，迫使农耕王朝放弃对这些地区的控制权。 农耕王朝在边疆地区所修建的长城，从来都不是中国的边界。国外有些学者将长城视为古代中国的边界，这一认识是错误的。古代国家与近代以来的主权国家不一样，都没有明确的边界。无论是古希腊的城邦国家、罗马帝国，还是中世纪的法兰克王国、拜占庭帝国，都和中国古代王朝一样，在边疆地区并没有明确固定的国家边界，也没有在军事上的逾越便被视为侵犯领土主权的明确界线。 这一点也得到国外学者的认同，安东尼·吉登斯认为，传统帝国体系将国家区分开来的自然环境因素（如沙漠、海洋、山脉、沼泽）及人为地建造的隔离设施（如中国各王朝所修建的长城、罗马帝国的城墙和拜占庭帝国的边墙）并不具有近代国家的边界性质。 具体考察历代长城的作用时，需要对当时王朝的边疆进行分析。将长城作为整体来研究时，又需要明确认识中国历代的边疆及边疆社会。有关中国历史疆域问题的讨论，谭其骧的观点具代表性，他曾明确指出：19世纪40年代帝国主义入侵以前的中国版图，是几千年来历史发展所形成的中国的范围，这一历史时期所有在这个范围之内活动的民族，都是中国史上的民族，他们所建立的政权，都是历史上中国的一部分。 （九）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