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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人员对海昏侯墓出土文物的现场分析。（图片由考古队队长杨军提供） 泱泱中华史，只有一个人，先是“王”，再是“帝”，后又“侯”。他的墓葬，被多重证据指向是备受海内外瞩目至今的海昏侯墓。新中国考古史上，由国家派出专家组的此前仅有两次，即上世纪70年代的马王堆汉墓与80年代的南越王墓发掘，这是第三次。 它被列入2015年国家重大考古项目，定为“江西第一号考古工程”。墓葬挖掘引发民众持久的热情，去年以来现场每天都有人流前来窥探，现场监控非常严密，外围设有警务站，从大门进入墓室要经过逐层审批并佩戴证件，通过一道公安、两道武警的检查；文物保护站内，除了有360度无死角监控外，还有警察24小时轮流值守、警犬随时戒备。 考古队队长杨军、国家文物局专家组组长信立祥、外围奔走的江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徐长青，忙到废寝忘食，记者尾随等到晚饭后方才有空“促膝畅聊”。他们认为，重见天日的海昏侯墓，目前可解读出的信息还只是“冰山一角”。 据悉，新闻发布会很快就要召开了。 汉代考古之最 “海昏侯墓不仅是首次发现的各项要素齐备的西汉列侯墓园，而且还有数以千计的竹简和近百版木牍，对于西汉历史研究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信立祥表示，从业大半生他一直在寻找一座汉代标准的列侯墓，可要么没有墓园，要么周围都城不明。尽管此前挖掘的长沙马王堆也属于列侯墓葬，但葬于工作之地而非封国，并且是以战国楚制埋葬而非汉代，因而不够典型。据其介绍，该墓还是长江以南地区已发现的唯一一座带有真车马陪葬坑的墓葬，其规模宏大、椁室设计严密、结构复杂、功能明确，是西汉中晚期列侯等级墓葬的典型代表。 专家组表示，迄今出土的2万余件文物，可生动再现西汉时期高级贵族的生活，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江西省已决定今年起建设博物馆和考古遗址公园，并按照“物址合一”原则，将出土文物全部交回博物馆和遗址公园存放展示。 “切忌急功近利。”鉴于该考古项目挖掘研究工作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专家们建议设立专门机构，集全国各方面专家之力，分工、定期推出阶段性成果。 2000多年前的虫草 专家们认为：根据此前的发掘及出土情况，已有多重“闭合证据链”，指向墓主人就是第一代海昏侯刘贺。 刘贺的生平信息主要见于《汉书》的《武五子传》，其为汉武帝刘彻之孙，其父刘髆为刘彻第五子，公元前97年刘髆受封“昌邑王”，9年后刘髆去世，其独子、年仅5岁的刘贺承嗣王位，为第二任王。 侯不似王。徐长青解释，当时海昏县与海昏侯国是并行的两个体系：海昏县是行政编制，是汉代高祖刘邦时期的一个行政区划；而海昏侯国是西汉分封制体制下的一个侯国，是由皇室成员在海昏县建立的侯国，因此海昏县的地域显然要比海昏侯国大，“侯国不能干预县里的基本行政管理，但有4000户人家为他提供日常生活所需”。 《汉书》记载刘贺为“纨绔子弟”。他19岁时膝下无子嗣的汉昭帝驾崩，刘贺在大将军霍光的操纵下成为皇位的继承人，但“即位27天内就干了1127件荒唐事”，霍光见刘贺如此不堪重任，便联众废弃，又将刘贺逐回昌邑，削为平民，昌邑国也被废除，代之而立的是山阳郡。刘贺29岁时，霍光病死，亲政的汉宣帝认为刘贺不足忌惮，诏封其为海昏侯，食邑四千户，封地在南国江西。至于“海昏”二字释义，学术界倾向认为是“（鄱阳）湖西”之意。 信立祥介绍，墓中出土的陶器最有时代标志意义，和此前发掘的汉代张安世墓出土的陶器几乎是一样：“张安世死于公元前62年，刘贺死于公元前59年，相差3年。陶器一般50年发生较大的变化，显然他们属于同一期。” 杨军认为，椁室发现的2米多长的床榻，按照汉代“事死如事生”的丧葬习俗，说明墓主生前经常使用床榻，信立祥认同这与史料中称刘贺曾患有比较重的风湿病、行动不便相吻合。此外，墓地处与文献记载刘贺的封地吻合，在真车马陪葬坑中出土的青铜车马器，与《后汉书·舆服志》所载的“王青盖车”吻合：公元前33年，汉成帝下令废除诸侯王车马陪葬制度。主椁室西侧发掘出3个装着金器的漆盒，里面有25枚马蹄金、187枚金饼，成色都很好。“马蹄金一般是皇帝赏赐给诸侯的。主椁室还发现了一枚佩，上面有龙、凤、虎三种纹饰，也是皇帝或者诸侯才有的器物。” 专家们颇感意外的是，主椁室一个漆木盒里面发现了虫草，2000多年后还能留存颇为少见，在江西墓葬中出现尚属首次。“或许说明在西汉时期，虫草就已经成为了名贵滋补药材，贵族阶层已经在使用了。” 此外，大量的编钟、琴瑟、棋盘及竹简和孔子圣贤像等藏品，能推断墓主的风雅、藏书、尊儒术，应该是知书达理的有文化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