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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家梁思永从美国哈佛大学学成归国后，加入中研院史语所考古组，相继参加了齐齐哈尔昂昂溪五福遗址、查不干庙、林西、双井、陈家营子、济南章丘城子崖等遗址的调查，并于1935年全面主持殷墟侯家庄西北冈遗址的发掘工作。 西北冈遗址发掘结束后，梁思永开始将全部的出土文物进行整理，并开始撰写报告，然而，1942年夏，梁思永的肺结核病加重，只好被迫停止了工作。大陆解放前夕，史语所迁到台湾，大批文物也随之迁到台湾，梁思永所撰写的那一部分西北冈遗址发掘报告以及所发掘出的文物也全部迁到台湾，而梁思永则留在了大陆。1954年4月2日，梁思永因病去世，他所撰写的那部分报告便成了未完成的绝响。 梁思永去世的消息传到台湾后，史语所的同仁们都十分悲痛，悲痛之余，为了完成梁思永未竟的事业，史语所决定重新启动西北冈考古报告编撰程序，经李济与董作宾商量，决定由当年参加过西北冈遗址发掘工作的梁思永的弟子高去寻完成这项工作，高去寻接受任务后，便开始对照实物资料，专心致志地辑补梁思永的遗稿，但工作进行不久，高去寻便被派往美国留学深造，此项工作再一次停止。 1959年秋天，高去寻结束了在美国的留学生活，回到台湾，又开始了几年前中断的工作，对梁思永的遗稿进行整理、辑补。这份报告，梁思永患病前，只完成了一至四章，第五章至第九章部分只完成了初稿，在此基础上，李济重新拟定了一份撰写计划，高去寻根据新的规划，开始了认真细致的整理工作，他参考梁思永的遗稿，把西北冈挖掘的遗物一一进行核对，并对墓内外残存的殉葬物一一进行检索、加工，从1962年出版殷墟西北冈1001号大墓报告，一直到1976年，共出版了七座大墓的发掘报告，这些报告，虽然是在梁思永的报告基础上编撰的，但其中大部分都是重新增补的，梁思永的报告，只是一个提纲性质的未成品，高去寻做了大量的补述工作。对于高去寻的贡献，张光年曾经感慨地说：“高先生花这么大的力气写西北冈大墓的报告，完全是出于对史语所李济先生，尤其是对梁思永先生的义务感和责任，而他自己研究的主要兴趣并不在此。但是这番努力的结果，使中国近代考古学上最重要的一批原始资料公诸于世，而且由于高先生的细心和负责任的态度，使那些‘枯燥无味’的‘破烂东西’转化为价值连城的史料，这几本报告也成为中国近代考古报告中的精华楷模。 ” 为了完成梁思永的这份未写完的报告，高去寻穷尽了自己后半生的精力，可惜的是，直到去世为止，高去寻也没能完成整个报告，1991年10月29日，享年81岁的高去寻溘然长逝，身后留下西北冈北区的三座大墓以及小墓总述尚未完成。 高去寻先生去世后，他的同事石璋如又毅然接过他未完成的工作，继续对报告进行校补工作，又经过了近五年的努力，1996年，编号为《侯家庄》第九本的考古报告终于出版，标志着殷墟西北冈遗址发掘报告全部完成，而此时，距梁思永开始撰写这份报告已过去半个多世纪，距梁思永去世也已有42年之久。 今天，当我们重新审视前辈学人那份“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学术历程时，我们收获的不仅仅是感动，还有深深的思考。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两代、三位考古学家执著于一份考古报告，并终于将它完成，这是一种让人仰望的学术精神，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精神，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文化种子才能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薪火相传，绵延不绝。那一代学人所拥有的学术操守，永远值得我们仰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