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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罗马革命》消极评价西塞罗的原因分析 1.德国罗马法、罗马史研究传统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在对塞姆影响颇深、并在当时的罗马法、罗马史学界居于领先地位的德国学术传统中，对西塞罗的主流评价意见同样是消极和负面的。(27)蒙森的巨著《罗马史》正是这种潮流的典型代表。在蒙森眼中，西塞罗在粉碎喀提林阴谋期间积累起来的权威与声望是通过破坏法律的方式取得的：他在紧急状态下决定即刻处决喀提林党羽的行为摧残了罗马共和政体长久以来的护符——申诉权。蒙森给西塞罗贴上了一个充满讽刺意味的标签：“政治投机分子”，认为他毫无原则地为一切权贵辩护，在“前三头”的威逼利诱下充当着可怜应声虫的角色；他在政治上的成功依靠的是自己的夸夸其谈与老于世故。西塞罗在文学上所取得的成就也是极其有限的，以他为代表的文风乃是一种“刻板的、生造的古典主义”，与蒙森心目中崇尚强权的真正英雄西庇阿、恺撒等人所代表的“在饱满的生活中得到充实”的古典主义风格截然相反。(28)蒙森《罗马史》与塞姆《罗马革命》对西塞罗的态度都是批判与否定的，并且二者在对西塞罗首鼠两端、缺乏政治原则这一点上的看法是较为吻合的。笔者认为，塞姆对德国学界批判西塞罗传统的借鉴基本限于个别细节方面，他对西塞罗历史地位的全面否定还有其他更为重要的原因。 在《罗马革命》的序言中，塞姆坦承自己采用的人物志研究方法来自对闵采尔、格罗亚格、施泰因、普雷麦斯坦等德国学者著作的借鉴。(29)但在具体观点和叙述内容方面，塞姆预设的主要读者与批判对象都是普遍肯定西塞罗历史贡献的(30)英国罗马史学界的学者。他对前人方法进行了选择性吸收与发展完善。(31)事实上，欧洲大陆罗马史学者所奉行的、以蒙森为代表的制度史研究模式正是《罗马革命》一书成功颠覆的对象。(32)关注政治角逐中各集团真实力量对比的塞姆并不认可法律条文与合法性在波谲云诡、尔虞我诈的罗马贵族精英权力斗争中发挥的约束作用；而厌恶专制独裁的他也必然无法赞同在20世纪30年代已开始带有法西斯主义倾向的德国、意大利罗马史学界对恺撒、奥古斯都强权统治的推崇。在塞姆眼中，蒙森对西塞罗镇压喀提林集团叛乱时采用手段合法性的讨论并未戳中问题的实质；而蒙森等德国史家笔下的英雄恺撒也并不代表什么比西塞罗更为高明的纯正古典主义文学风格。塞姆在批判西塞罗时采用的论证思路同蒙森等人截然有别，并不是对后者不加甄别的照单全收。 那么，塞姆消极评价西塞罗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呢？笔者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与贯穿《罗马革命》全书的、带有塞姆早年鲜明个性特征的政治批判倾向密切相关：对传统上受到学术界普遍推崇、被视为理想政治家楷模与共和精神化身的西塞罗正面形象的颠覆，正是构建《罗马革命》所承载的政治批判史观过程中的重要一环。 2.《罗马革命》的政治批判色彩 笔者认为，结合其早期著述中的大量证据来看，生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的塞姆在自身的思想观念中形成了一种对罗马共和末年几乎所有政治制度与人物均持尖锐批判态度的政治批判倾向。这种道德论色彩浓厚的独特史观在《罗马革命》一书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反映。青年塞姆在书中对西塞罗历史功绩的全面否定正是与这种政治批判史观一脉相承的。 首先，《罗马革命》一书所描绘的罗马政治世界中几乎不存在品行无可指摘的人物。塞姆在书中运用人物志的梳理方式，为读者展示了大批罗马政客的丑恶嘴脸。苏拉扶植起来的显贵集团中尽是贪赃枉法之徒；安东尼麾下的贵族们各自心怀鬼胎，随时准备叛变投敌；所谓“平民派”政治领导人的纲领“通常是一种用心险恶的谎言”；罗马的暴民们惯于接受独裁者们的贿赂，“对于罗马元老院和罗马人民的神圣传统毫无同情之心”；罗马军团里的士兵们早已军纪废弛，“不可能去为自由、政体等空洞名号抛头颅洒热血”；庞培的政治生涯“从一开始就充满着欺诈与暴力”；奥古斯都的股肱之臣阿格里帕看似恭顺谦卑，实则“暴躁易怒、飞扬跋扈”。(33)塞姆对上述这些显贵、平民与新贵社会阶层的政治家或政治势力的基本态度都是否定的。 塞姆对传统政治史奉为英雄的奥古斯都的抨击更加严厉。尽管《罗马革命》一书的结尾肯定了奥古斯都在罗马民族复兴过程中发挥的历史作用，(34)作者却对奥古斯都其人全无好感，早在1934年发表的论文中便称之为“邪恶的年轻人”。(35)《罗马革命》声称“我们事实上没有什么理由去歌颂奥古斯都的政治胜利，或将这个通过内战攫取财富与荣誉的人物理想化”。奥古斯都建立的新统治秩序是通过“狡诈和血腥的手段”实现的；他在罗马大肆鼓吹的“东方再征服”伟业是彻头彻尾的骗局；“奥古斯都用来安抚生者、欺瞒后世的只有鬼魂和言辞而已”；残酷无情的他可以为政治野心“冷酷地牺牲掉自己最亲近的人”。(36)塞姆对奥古斯都人格污点的无情揭露彻底颠覆了以往罗马政治史叙述体系中展示的这位帝国奠基者的正面形象。 由于现存史料的局限和作者自身的感情倾向性，《罗马革命》对另外一些罗马政治家的评价要温和一些。塞姆并不吝惜用“伟大”的字眼去称呼恺撒和小伽图，他对政治斗争中的一些失败者如安东尼和布鲁图斯也抱着同情态度。但这些人物在品行方面同样不是无可指摘的。恺撒尽管对朋友忠诚可靠，却“诡计多端、难以捉摸”；他与庞培、克拉苏联手建立的“前三头”同盟断送了罗马人民的自由；他同庞培的反目带有过河拆桥的性质；恺撒反叛的根本目的在于维护个人荣誉的私利，而追随他的党羽多为“毫不掩饰自己动机的投机分子”；担任独裁官的恺撒贪恋权力，无视共和传统，在日益膨胀的野心驱使下走向毁灭。安东尼的人品虽然不像其政敌所污蔑的那样不堪，但他毕竟贪恋权力，言行粗野，参与组建了“用公民的鲜血奠基，以专制暴政为支撑”的“后三头”同盟。(37)小伽图与布鲁图斯也未能免于政治家的通病：小伽图会用粮食和钱财收买民心，运用贿赂手段帮助自己的女婿比布鲁斯内定执政官的位置，并不以为耻。看似正直忠诚的布鲁图斯其实并不单纯，而是一个懂得隐忍、难以捉摸的老辣政治家，甚至可以为了形势需要而同自己的杀父仇人庞培结盟。(38) 在塞姆的心目中，“政治家”这一头衔本身便意味着某种道德上的缺陷或至少是弱点。《罗马革命》具体的行文表述中，塞姆对共和晚期罗马政治家的批判也是极具针对性的——他的目的在于剥去阿谀奉承、邀功请赏的古代作家和以古喻今、别有用心的现代法西斯主义史学家们笼罩在依靠强权取得胜利的军阀政客头上的道德光环。为此，奥古斯都成了《罗马革命》重点揭露的对象；塞姆对恺撒的评价相对温和，但与蒙森等德国史学家对恺撒的推崇比较起来毕竟要严厉得多；而相对无害但同样受到塞姆冷嘲热讽的文坛偶像(尽管他是政治斗争中的失败者)便是罗马共和国最伟大的共和主义政治思想家西塞罗。 《罗马革命》绝不是一部玩世不恭、思想偏激的讽刺文学作品；它对罗马共和晚期政治家的批判是以一套系统、深刻的政治批判史观为基础的。(39)塞姆开宗明义地指出：“奥古斯都的统治是一个集团的统治，他所建立的元首制在某些方面也类似一个辛迪加。事实上，这个领袖的存在是以这个集团为先决条件的。如果我们只讲述这个革命领导人的生平经历，而不交代他所领导的党派的构成情况，其骨干党羽的性格、行为与影响的话，这种描述就会显得虚幻和不切实际。在任何时代，无论政府的组织形式和名称是怎样的，无论它属于君主制、共和制还是民主制，都会有一个寡头集团潜藏在幕后；而罗马在共和国与帝国时期的历史都是统治阶级主导的历史。我们可以在奥古斯都建立的共和国的官员和掌权者中再次辨认出革命年代的将军、外交家和财阀；他们更换了制服，但仍是同一批人。他们成了新建国家中的官吏。”在塞姆早年的历史观念中，“无论政权采用何种名目与理论体系，寡头统治集团都是真实可感的要素”。在罗马共和国的框架内，尽管罗马公民拥有理论上的自由选举权，但寡头统治集团的实力与声望始终是左右选举结果的决定性力量；(40)而在真实的政治斗争中，共和国的法律与宪政是无法同政治集团的势力与权威相抗衡的。(41)因此，《罗马革命》一书的重点不在于分析法律制度与政体模式的变迁，而在于揭示参与角逐的各政治集团的形成背景、人员构成与发展历程上。(42)这种研究模式决定了全书阴郁、悲观的基调，因为读者在书中看不到美德与法治的演进，看不到历史的发展与转折；他们目睹的只有赤裸裸的权力争夺与党同伐异。而按照本书作者的政治批判史观，既然一切政权总要由某个寡头集团进行统治，这种永无休止的权力冲突便不可能存在多少建设性的积极意义。在塞姆的笔下，无论多么成功的政治家也不可能是拥有独立意志的自由英雄，而只是自己所效忠的党派在幕后操纵的工具。因此，对奥古斯都等政治领袖道德品质的讨论其实是个伪命题，美德在靠实力说话的政治斗争中是没有位置的。罗马政治家取得成功的基础是与法律几乎无关的“权威”，它与“自由”同为可以任意选用的堂皇借口。罗马政治家无论自称支持元老院还是罗马人民，他们真正想要争夺的都只是权力而已；而“好公民”与“坏公民”等道德头衔也不过是他们在党同伐异之际可以随意乱扣的帽子。(43)政治家的才干与能力远比他提出的纲领与口号更为重要；(44)令欧洲大陆罗马法学家们争论不休的诸多“权利问题”实际上取决于“实力问题”。(45)在共和末年血流成河的兵戎相见中，最终胜出的统治集团绝对不可能是一批和蔼可亲、德行卓著的人物，奥古斯都最终建立的元首制政府正是一个嗜血成性、专制独裁的可怕政权。而帝国的统一也不意味着斗争与苦难的终结，因为“政治活动可以受到控制，却永远不会终止；野心可以被人压抑，却永远不会泯灭。争夺财富和权力的斗争还在寡头统治集团内部、在宫廷里和内朝成员中继续着；其形式变得更加隐秘，但事实上却更为激烈与残酷”。摧枯拉朽的内战最终仍旧无法改变寡头政权的基本性质。(46) 在这种政治批判史观的支配下，塞姆在《罗马革命》中反而给予叛变投敌者较多宽容，他认为，同一家族的成员为互保而在内战中故意分别投靠敌对阵营的做法是维系本家族势力的明智之举；普兰库斯等著名叛徒的相时而动与明哲保身也是可以原谅的，因为他们在内战中的背叛行为毕竟减少了罗马公民的流血牺牲，而那些忠于虚幻原则的人物做得并不比他们更好。(47) 塞姆的《罗马革命》全书定稿于1939年6月，出版于德国闪击波兰事件发生后不久的1939年9月。(48)尽管这部严肃的史学著作并非以影射现实为目的，但作者在书中表达的政治批判史观无疑反映了对时局和现实政治的忧虑与不满。(49)塞姆在本书初版序言中写道：“笔者不是在风平浪静的环境中完成这本书的写作的”，并指出本书对近年来一些关于奥古斯都的、或许带有别有用心的说教性质的作品给出了回应。(50)他对亚克兴海战前夕渥大维政治攻势的建构似乎确实存在着影射德意法西斯政权政治宣传模式的成分。(51)1979年，在西雅图召开的纪念《罗马革命》出版40周年的学术会议上，塞姆指出，1937年在罗马参观“奥古斯都时代文物展”时，他目睹了法西斯政党如何运用奥古斯都的形象对墨索里尼歌功颂德，这对《罗马革命》一书的写作产生过重要影响。(52)也就是说，《罗马革命》中呈现的政治批判倾向是对当时在欧洲甚嚣尘上的法西斯主义狂热宣传迎头泼下的一盆冷水，(53)反映了作者对当时欧洲政治危机局面的清醒认识。(54)《罗马革命》中的政治批判倾向所针对的不仅仅是在眼下横行一时的法西斯政权，它代表着对人类政治本质弱点的深刻反思与全面批判。作为一位拥有新西兰教育背景的学者，(55)塞姆是站在欧洲世界的外围思考人类政治的本质问题的。他在《罗马革命》中建立的政治批判史观虽带有浓重的悲观主义色彩，却反映了作者对历史与现实的双重思考与严肃批判，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塞姆在《罗马革命》中向读者阐明了自身遗世独立的思想立场。他的第一个化身是桀骜不驯的罗马史家波利奥，(56)此人“在撰写从共和制向君主制的转变过程时，永远都是站在反对者的立场上的”。波利奥“在意罗马、他祖先的故土意大利和自己的尊严，但并不关心任何党派，更不在意那些被描述得仿佛高于党派和政治利益的仇怨。(57)另一位化身则是他曾撰文为之辩护、(58)写书为之立传的帝国时期史学家塔西陀。(59)在塔西陀的历史观中，“一切问题的根源在于纷繁复杂、躁动不安、泥沙俱下的人类本性——他们为自由、荣耀或统治地位而展开争斗”。他永远对名实不符的现象极其敏感；对权力角逐者们或斗争中的胜利者们不抱任何幻想。(60)所以，在塞姆笔下，共和末期罗马政坛上的传统贵族、平民派、民众和新贵中没有也不可能涌现出任何道德楷模和真正推动历史前进的英雄人物，这一局面是由罗马政治始终如一的寡头体制与强权性质所决定的。塞姆所持的政治批判历史观念反映了法西斯主义在欧洲的肆虐对知识分子造成的心理阴影，也反映了他对人类政治演变规律和发展方向的悲观主义看法。笔者认为，塞姆在其学术创作前期所持的这种政治批判史观正是导致他对西塞罗进行否定、批判的本质原因。 西塞罗作为罗马共和晚期最杰出的演说家与政治思想家，在塞姆的《罗马革命》中成为反面形象和批判对象。塞姆对西塞罗的评价迥异于绝大部分英国罗马史学者。他的个别观点(如对西塞罗背信弃义性格的分析)与蒙森等德国罗马史学者存在着一致之处，但青年塞姆贬损甚至仇视西塞罗的思想根源却在于全书一以贯之的政治批判倾向。《罗马革命》是对罗马共和国向帝国转型期间一系列政治人物及其活动的整体批判，其矛头直指以罗马为代表的一切传统政治统治模式。(61)在这种政治批判史观的支配下，塞姆必然无法认可在思想、性格等方面与自己格格不入的共和派政治家西塞罗，认为他那些赞美共和理想、华丽做作、咄咄逼人的政治演说与号召全意大利团结起来的、不切实际的纲领口号，与现实中令塞姆深恶痛绝的德意法西斯分子并无本质区别。在政治批判史观的引导下，青年塞姆试图站在一个超越一切政治派别立场与时代局限的道德立场上去抨击西塞罗的言行。然而，这种做法在本质上是反历史的，因为真正超越一切阶级与时代的道德标准事实上并不存在。因而，在论证过程中，青年塞姆必然要陷入逻辑混乱与多重标准的陷阱。他时而指摘西塞罗毫无原则立场，左右逢源，唯利是图；时而批评西塞罗固守罗马古风，不懂权变，流于空谈；时而又利用20世纪现代英国民主社会的政治与道德评判标准去对西塞罗进行脱离历史人物生活背景的苛求，(62)犯下了20世纪中期古典学研究中古史现代化的通病。此外，连塞姆本人也不得不承认，现存史料关于西塞罗的负面材料并不充分，(63)因此他的批评往往不得不在薄弱的史料证据、甚至是个人主观臆断的基础上展开。历史的检验证明，尽管《罗马革命》一书取得了巨大成功，(64)其中对西塞罗形象的“主观建构”却是偏颇的、有悖于历史真实的和未能得到后世学界认可的。 塞姆早年信奉的政治批判史观同样受到了后世学者的质疑与反驳。(65)一方面，塞姆简单地把政治家视为执行统治集团意志的工具，忽视了他们自身拥有的个性、理想与主观能动性；另一方面，他在陷入对错综复杂、令人眼花缭乱的罗马政界家族联姻、党派分合现象的琐碎分析时，忽略了经济基础和阶级矛盾对政治走向的影响和人民群众对历史的推动作用。因此，在塞姆所描述的军阀混战不休、政客勾心斗角的共和末年灾难性场景中，我们已无从辨识真实历史中必然存在的人性、道德、理想与信仰，也无法认识到地中海世界的统一和元首制体制的确立对罗马帝国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推动作用。在具有政治批判倾向的青年塞姆眼中，元首制的建立是罗马爱国人士放弃抗争、心甘情愿地接受奴役的结果。(66)因为“世上还有比政治自由更重要的东西；政治权利只是手段，不是最终目标。它的目的乃是生活的安全与富足；罗马共和国的政治体制并不能确保这一目标的实现。被内战和混乱局势折磨得身心俱疲的罗马人民会心甘情愿地牺牲自己早已千疮百孔的自由特权，重新忍受罗马建城之初实行的专制统治”。(67)这种消极看法引起了意大利自由派史学家莫米利亚诺的严正抗议，因为它消解了政治自由与政治权利本身的意义，并且在逻辑上也无法解释君主专制何以会在此后的千余年内成为主导欧洲的唯一统治形式。(68)尽管《罗马革命》的政治批判史观在20世纪30年代的政治环境下起到了批判法西斯主义历史观的积极作用，它毕竟是特定时代的产物，经不起严格的学术推敲；这种流于偏颇的政治批判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罗马革命》这部史学名著所能达到的理论高度。 随着和平局面的重新降临和自身学术思想的发展，罗纳德·塞姆在其创作生涯后期的政治批判立场有所缓和，而他与自己笔下的西塞罗也实现了“和解”。《罗马革命》式的、对政治家西塞罗不遗余力的讽刺挖苦在塞姆日后的论著中几乎再未出现；而西塞罗在罗马文学史上的地位则越来越多地得到了他的正面评价。在其晚年的另一部力作《撒路斯特》中，塞姆公允地指出，以西塞罗为代表的这个文学时代是自由的、充满活力与创造性的。(69)他在其他作品中也表达了对西塞罗崇高文风的敬意，(70)并坦率地承认西塞罗的文学创作对自己所景仰的吉本、小普林尼和塔西陀等人的积极影响。(71) 然而，政治批判倾向毕竟对塞姆的后期学术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在《罗马革命》付梓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兵役结束后，塞姆逐渐告别了纯粹的政治史著述(尽管他日后的研究成果并未完全同政治脱离关系(72))，转向了对斯特拉波、塔西陀、《奥古斯都后诸恺撒传》和阿米亚努斯的史学史研究，和对丰产兄弟祭司团、小亚细亚行省的罗马帝国社会史研究。(73)作为一位在理论思维、治史方法和语言风格等方面都极富特色的史家，塞姆后期的学术转向当然不是对新兴社会史潮流的盲目追随，而是反映了他在政治批判史观影响下暂时告别传统政治史研究，尝试开辟史学新园地的执着努力。当塞姆在其晚年重新回归奥古斯都时代这一主题时，他选择的研究对象已不再是政治家西塞罗或元首奥古斯都，而是与世无争、专心文学创作的帝国上层政治牺牲品奥维德。(74)塞姆本人对奥古斯都的负面看法(75)和对法西斯主义者们利用恺撒形象进行别有用心的政治宣传行为的批判，(76)则贯穿了其史学创作的始终。 政治批判史观的形成与消解构成了罗纳德·塞姆这位20世纪最伟大的罗马史学者史学思想演变历程中的一条重要线索。与同时代法国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相似，(77)塞姆的学术生涯轨迹同样展示了经历过世界大战洗礼的欧洲进步史学家的心路历程，以及由反思传统政治史转入社会文化史研究进而重新赋予政治史应有地位的20世纪中期西方史学潮流的基本趋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