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资本主义的国际竞争由无序转为有序，有效制约了世界大战的发生。经过战前多次经济危机、战争危机与革命危机的打击，垄断资产阶级开始认识到基于自由贸易、世界货币、金融稳定原则重建资本主义世界新秩序来消除动荡与危机的必要性，战争的浩劫更是迫使人类理性地思考自己的命运，走向寻求稳定、持久和平的共同努力，特别是迫使长期群雄逐鹿、征战不休的欧洲在二战后出现要求和解与联合图强的强烈愿望。而美国在其强大的实力地位和西方盟国普遍衰落的基础上，假冷战之名义，担起领导资本主义世界的责任，为资本主义由无序进入有序状态准备了主观条件。就更大范围而言，随着二战即将结束，美国率先倡导建立了一系列国际组织来完成上次大战之后开始采用但大多半途而废的努力。在安全领域，奠定了美、苏、英、法、中在联合国行使集体安全广泛职能的基本框架，在经济领域，战争后期应运而生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相继运行，关贸总协定的签订构成了世界经济、贸易、金融三大支柱，推动了世界经济朝体系化、制度化方向发展，使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能够及时得到调节和控制。 第四，各民族、国家基于自愿、平等、互利的原则共同参与和规范国际经济、政治活动，协调彼此的利害冲突的局面开始出现。反法西斯战争期间，有关战后世界和平的构建不仅早在反法西斯战争期间开始酝酿，而且主导战后世界和平力量和基本理念也迥异于战前。参与战后世界秩序重建的是新力量的代表，或者说，新的力量占主导地位。而且对战后世界的处理是在战火未熄之时各大盟国长期协商的结果，反映了反法西斯的战争目标，体现了不同制度的合作共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前半殖民地国家中国不仅在打败法西斯、规划战后世界和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在战后成立的联合国中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为促进世界和平、民主和进步事业创造了条件；孕育于反法西斯战争年代的联合国克服了国际联盟的弊端，将民主自由、民族自决、民族平等等促进人类进步的原则以国际法的形式固定下来，成为普遍接受的维护战后世界和平和国际关系稳定的基本准则并为协调国家之间的争端，促进国际经济、社会的发展等方面承当起广泛的职能，为世界人民的平等交流、互利共进关系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保障。此外，战时各民族、国家之间空前规模的交往，特别是反法西斯盟国战时的全面合作为人类社会提供了跨越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等各方面的界限进行全方位合作提供了成功先例。 当然，历史发展总是在曲折中前进，人类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的问题。战后两大阵营的长期冷战对峙及后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核军备竞赛使人类长期处于新的世界战争、核恐怖的阴影之下，而且局部战争从未间断。但无论如何，经过近半个世纪的磨合，特别是反法西斯战争的冲击，引发世界大战的各种因素逐渐消失或得到基本控制，抑制世界大战的因素加强。人类在迈向世界和平与民主的方面跨出了重要的一步。 综上，随着19世纪下半叶第二次科技革命的推进，世界历史进程开始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质变，这些质变相互交织，孕育了世界大战发生的结构性矛盾：现代大工业的扩张性和整体性世界形成对建立公平、合理、开放、有序的国际经济、政治与安全秩序的客观要求与帝国主义的强取豪夺、殖民地瓜分以及国际无序状态之间的矛盾无法协调。这一结构性矛盾在20世纪初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并一直困扰着20世纪上半叶的国际社会。一战后列强之间围绕殖民体系的存废与调整问题、如何处理挑战现存秩序的战败国处置问题(以德国问题为中心)以及全球性经济与安全机制构建问题所发生的持续激烈的矛盾冲突与新旧理念、势力的多边博弈，牵动着20世纪上半叶世界整体格局。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种种缺失与新旧理念、势力的多边博弈最终酿成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战争最终从根本上突破了19世纪末以来世界历史进程的结构性矛盾，不仅从实力地位对比上完成了历史的新旧交替，而且从观念和制度层面完成了历史的跨越。世界大战的一再发生既是帝国主义发展结构性矛盾的体现，同时也与世界历史新旧交替过程中新生的力量相对弱小，而旧势力和思想意识相对强固有关。在现代科技和工业飞速发展、世界整体发展和全球化进程不断深化的时代条件下，一国外交务必审时度势，及时摒弃旧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的约束，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与国际新秩序的和平建构；在力争本国发展权利和机遇的同时，也要谨防堕入工业化高速发展的陷阱，掠夺式发展与殖民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狂热的恶性循环以及对工业和科技成果的滥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