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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瓷与酒的结合 新石器时代晚期，当时中国东、西部的酒文化区别不大，直到良渚崩溃后的钱山漾时期，环太湖地区对酒的使用等级不再界限分明。东、西部的酒文化在此处分野，成就了两地不同的文明特征，统治者对权力的不同控制方式，导致了文明不同的方向。 马桥文化重建，承袭了部分良渚文化传统，同时兼收周边多种文化的内容，觯、觚等陶制酒器有一定数量，瓢山窑址原始瓷早期产品中有长颈侈口罐等大型的集盛酒与贮酒等功能于一身的器物。可以看出马桥文明的社会分层再次铺陈开来，从对酒器的使用形式与数量来看，此时期的夸富宴应该级别相对较小，贵族远不足以支撑起强大的神权统治，对奢侈物品的统辖权自然不能望良渚时期项背，与中原地区同时期的夏、商文明更是相去甚远。 存在年代相当于中原夏商时期的原始瓷，主要是短颈大口罐与豆两种器形，少量的长颈侈口罐则沿着印纹硬陶的一线发展。这类短颈大口罐作为酒器相比于长颈侈口罐在功能上有明显的改进，较大的口利于从器内舀出液体，至此作为贮酒的长颈侈口罐与作为盛酒的短颈大口罐分野。但这一时期总体上酒器数量仍旧较少，且器型单一，应是该阶段社会复杂化程度较低的一种反映，农业生产能力相对弱势，其宗教活动的规模、形式可能远没早期庞大和繁杂，酒器在越地的分类大不如前。商代东西部文化的交流较钱山漾文化以来有所增加，礼仪性往来使原始瓷成为与中原交流的特色器物。成熟的原始瓷产品是东部特色，其中氤氲着越民族悠久的文化内涵，于是原始瓷豆、罐及印纹硬陶罐等成为东部输出的最重要产品。这应该是湖州、德清一带在商代原始瓷和印纹硬陶产品注重开发，产量大增的一个重要原因。 西周早期的原始瓷产品，从器型上看有一个明显的礼制化过程。除豆、罐、尊、盂、鼎等器物外，还出现了侧把盉、壶、杯等，酒器进一步丰富而复杂化。这与文献记载的“于越来宾”有关，两地交往更加频繁，江南地区受北方中原地区影响更深远。这一时期越族原始瓷酒器虽数量不大，但功能的分野可以看出，酒的使用较早期有所增加。越国是受中原地区的外界压力而出现的一个次生国家，其本质可能更多保留了酋邦的一些特性，酋长不仅是贵族出身，而且也是神职人员，这使他们获得了整个社群支持和为其纳贡的权力。统治主要是靠其神性维持，因此酋邦会投入大量的人力与资源来建造大型的祭祀建筑、陵墓及精美的显赫物品，举行大规模的宗教活动，酒以最显赫的必需品参与在所有大型活动中，此时期越族的酒器有一定的增加，说明这时统治阶层对社会的控制力较早期有一个明显的提高。 从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东南部吴越两族相继壮大，吴文化这一时期对越边境地区的南侵，使吴越两地的文化交流更加频繁，此时期吴文化中带有中原特色的青铜礼器相当发达，而越文化虽然形成了自身特色的原始瓷酒器，同时仿制青铜礼器的原始瓷礼制用品成为时尚。原始瓷酒器中，沿袭了河姆渡盉的鸟型盉，口、腹和底均呈椭圆形，整器犹如一只张口、翘尾的猛虎，造型颇为别致。除提梁壶外，西周早期的盉、壶、尊等器物，仍旧有少量存在，同时出现了大型的筒型卣，应该是贮酒器，大量浅坦腹碗类器物可能同时也兼具饮酒的功能。此时期越文化与周边文化开始有更多些摩擦，统治权力中军权的成分应该有明显增加，军权的介入会使这个次生小国的政治管理能力大为提高，越文化从此一步步走向强大。 春秋中后期吴越战争升级，吴逐渐占领了环太湖地区，争夺生存空间成为越族首要任务，因此造成越地原始瓷的一次明显衰落。原始瓷产品中酒器在此时期基本不再出现，产品均为日常用品，但其原始瓷产品的日用器的工艺还有所进步。从此时期吴越的常年战争情况看，越族向南不断的退却时，生产控制能力并没有出现明显衰退，窑场在这一时期，明显向深山或南方迁移，有规避战争的印痕，可以想见其时统治者的军权对社会的控制管理能力，较前期还是有相当增长，虽与中原地区春秋时代的大国相比还相当弱小，但也绝不至于到酒具不能成套使用的地步。越族应该是对酒等奢侈品的使用相当自律，将国家政治、经济重心完全放在生存地域争夺的军事战事中。自此越族精神中的坚忍不拔、吃苦耐劳、追求俭朴实用的风格开始显现出来。 到了战国早期越灭吴，越开始与中原文化直接交流，此时期越国实力大增，成为可以与中原抗衡的地方政权，开始了对中原礼制的模仿。原始瓷出现了乐器、兵器、工具、农具等，几乎囊括了中原商周时期青铜器的所有门类。此时仪式活动日趋繁复，与之相应地，饮酒有了整套仪式，成套的酒具无论在数量、种类还是器型均达到了整个原始瓷发展的顶峰。盛酒器有提梁盉、提梁壶。提梁盉一般肩与腹部满饰云雷纹等，造型端庄、纹饰华丽 ；提梁壶由春秋时期的双头提梁壶延续而来。酒盅逐渐从其他日用器中特化出来。除酒盅之外，为了适应夏、冬不同时期的使用，还出现了冰酒器与温酒器。越国照搬了大量中原地区成套的礼乐制度，同时加入地方特色，以维系复杂社会的运转，战国时期越族的宗教注意力不再专限于祭品内容，而更加着重于献祭形式，祭祀活动在此时获得新的意义，越来越突出并且社会化，其主要功能为维系族群的团结，其信仰的意义逐渐淡化。在战国中期亡于楚前，越国一直保留着独立的文化系统。礼制酒器随着越国衰灭而消散，觞豆之欢，藐然梦寐，原始瓷器始终隐忍着古越族权力的更迭、起落的秘密，历千年等待，只为述说当时无法释怀的情缘。 如今，酒器早已在权力转换中流入寻常巷陌，印刻在器物背后的夸富记忆，却延续近万年至今仍鲜活地发挥它的亲和力，在政治权力中时隐时现，点缀着历史的星空。每当政局平稳，它便迸溅进民众日常的琐碎中，刻划出丝丝缕缕的印痕。 （本文由作者郑建明提供原文刊于：《大众考古》2016年第7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