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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既然国债制度对英国经济发展并未产生负面的“挤出效应”，那么它对英国经济的发展到底起到什么作用呢？总的来说，国债制度的成功对英国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是通过间接和宏观的方式实现的，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国债的发行增加了社会闲余资本的投资渠道，活跃了资本投资市场。在国债制度的带动下，许多金融机构得到进一步发展与完善，社会支付与信贷机制得以拓宽，金融市场的组织更加合理；对国债的投资也促进了社会财富在英国国内的重新分配，使中产阶级更多地参与社会经济生活。 布罗代尔认为“资本可被积累、被使用和被收藏”(18)，在英国国债制度建立以前，“存储是以往经济中始终起主要作用的消极因素。”(19)由于当时社会生产力不发达，投资土地几乎是社会闲余资本的唯一投资方式，许多人都愿意用手中的余钱购买土地，为子孙后代留下一笔可以保值的财富。此外，“17世纪赌博在英格兰由一种消遣发展成为狂热……”(20)，赌博造成大量社会资本的浪费。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对获得更多投资渠道提出越来越迫切的要求，国债制度建立以后情况得到改变。公共信贷的发展创造了种类繁多的债券类型，不仅为商人、掮客、保险公司、银行及贸易公司等提供了远比土地更为多变灵活的投资渠道，也对那些希望为其不多的钱款找到安全、有保障的投资渠道的伦敦与各郡小投资者有着相当的吸引力。(21)这些机构与个人对国债及各种证券的投资活跃了投资市场，使社会闲余资本得到更为充分的利用，也刺激了贸易、工业甚至农业的增长。正如马克思所说，“公债成了原始积累最强有力的杠杆之一。它像挥动魔杖一样，使不生产什么的货币具有生殖的力量，并把它转化为资本……”(22)。伊萨克?品托在谈到当时的英国时也指出，“再没有人把钱存储在保险箱里……让资金流通……购买国家债券及英格兰银行或大公司的股票，比把资金搁置起来或购买房产或土地更合算。”(23)英国法律规定国内各种贷款利率都不得高于政府对国债的利率，这保证了工业能获得稳定的低息贷款。拿破仑战争后国债利率的降低更刺激投资逐渐转向生产领域，推动了英国经济的发展。此外，与拓宽资本投资渠道相比，国债政策造成的更为重要的影响是金融机构的发展与完善。国债制度拓宽了社会支付与信贷机制，使金融市场的组织更加合理。当时许多金融机构——如银行、证券交易所、贴现局、经纪行等都是在国债制度的影响下建立起来的，包括英格兰银行。当时证券市场上经营的主要证券就是政府国债券以及与其有密切联系的几家大特权公司的股票，小的私人公司发行的股票几乎未见流通。马克思指出：“国债还使股份公司，各种有价证券的买卖和投机买卖振兴起来……使交易所的投机和近代的银行统治振兴起来。”(24)这些金融机构的发展为一种公私结合的金融体制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当时的英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因为当时来自北方各郡和米德兰的商人出售铁、木材、制服、弹药、军需品都用贷款支付，战时支付给欧洲部队的费用也要通过阿姆斯特丹的代理人，工业的发展也产生了对货币、短期信贷、长期信贷日益增加的需求，如果没有相应的支付与信贷机制，对商品、服务与投资的支付就无法进行。在这些金融机构中，银行与证券交易所处于资本市场的中心位置，其发展极大缩小了供求之间的鸿沟，加速了生产要素的流动，有助于减少市场的不完善处，使需求更有效率。这些金融中介使更多人手中的现金余额得以流通，正如迪克松所说：“如果没有这些便利，18世纪中期伦敦复杂的服务网络将无法建立起来……这将推迟英国的工业化进程，使其不能获得现有海外市场并赢得新的海外市场，从而改变欧洲的历史进程。”(25)国债制度的采用也推动了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大多数国债认购者并非来自金融利益集团，而主要是伦敦中产阶级，包括医生、店主、手工匠人、甚至家仆，还有许多慈善机构，如汉普斯特德的教会执事以及普及福音书的社团，(26)也包括少数有影响的犹太人、不信国教者与胡格诺教徒。(27)国债的认购使广大中间阶层开始卷入国家事务。另一方面，用于投资的闲款除了以利息方式返还给债务人之外，又以某种方式重新流回到范围更大的人群当中。威尔逊认为，大部分税收与贷款收入首先被重新分配给了政府订货的契约商人，他们为军队提供军需品、船只、海军储备、铁、木材、军服、靴子、军械、纸张、帆布、饼干、啤酒、猪肉以及各种食品。另一大宗份额以养老金、年金、津贴以及各种贿赂的形式流入政客和廷臣手中，乡绅与农场主也从玉米津贴中获得一笔可观收入。(28)通过这个过程，社会财富实现了在社会经济各部门之间的转移。 其次，伴随国债发行而逐渐成熟的信贷工具的发展，增加了流通货币的供给量，弥补了近代初期货币供应的不足，对推动英国从重商主义转向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也产生一定的影响。 杰弗里?帕克曾经指出：“建立完善的金融机构、富有弹性的货币供应以及便利的信贷是工业发展所必需的先决条件”，(29)但近代初期欧洲货币市场的情况并不妙，当时流通的货币以白银为主，黄金则作为储存手段或大宗交易的支付手段。由于欧洲的金银开采十分有限，又购买了东方的香料、丝绸与毛皮，与波罗的海和东地中海的贸易一直处于入超，再加上连年战争造成的巨大花费，许多人都对流通中货币量是否充足表示担心。这种担心并非多余。欧洲经济的大幅增长，人口的迅速繁衍、新兴工业的产生、土地利用程度的提高、欧洲对内对外贸易的发展都增加了对货币的需求。货币的短缺已经造成许多国家货币成色一降再降，并导致一些国家采用重商主义政策，维护国家的硬币供给。这些情况在英国也未能幸免。17世纪后半叶，英国流通的货币都是年代久远、磨损严重的旧银币，有的只剩下原重量的一半，英国商人与使节所写的信札与文件中无不流露出对“硬币短缺”与“货币匮乏”的抱怨。旧银币的成色不足以及硬币削边引起了贸易与价格的混乱，人们在交易时总是小心翼翼地为商品确定价格，一些地区甚至出现易货贸易。虽然政府将硬币削边定为背信罪，但也于事无补，以至于硬币削边与熔币一时成为一种职业。1662年英国开始采用花边轧压技术，硬币削边和磨损的情况有所减少，但轧有花边的硬币仍被贮藏和融化出口。(30)1695年5月，英国议会下令禁止白银出口，但仍未获得成功。1696年1月英国议会颁布重铸硬币法令，面值550万镑的旧硬币被收缴，重新铸成270万镑分量足的硬币。(31)这虽然使英国政府的信用得以恢复，但并未解决硬币短缺问题。由于铸币厂对银子估价偏低，况且“劣币总会迫使良币被窖藏或出口”(32)，这些分量足的硬币逐渐在流通中消失，造成货币进一步紧缺，银行家处于严重的困境之中。而且，重铸硬币还在很短但却关键的一段时期内引起了剧烈的通货膨胀。(33)同时，英国银价与金价相比仍然贬值，外国商人不愿购买英国商品，这使国外白银的流人很少，国内的白银则大量外流，银币日益稀少并日趋恶化，商人们只愿根据重量接受银币，币制重新陷入混乱。然而，随着英国国债制度的成功和各种金融机构的建立，可转让的政府债券以及各种纸制信贷工具逐渐得到了更多地采用，正如品托说的那样，“英国的国家债券将迅速变成真正的辅币”(34)。金属货币的缺乏状态得到了缓解。代用券的持有者可以用它们(包括增息国库券、海陆军汇票、东印度公司债券、各种银行券与支票等)支付债务与税收，贸易公司的股票与政府长期年金也可以这样使用。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信贷工具逐渐成为在资本剩余与不足的地区之间转移资产的重要手段。1782年，一位意大利人兴奋地说，英国人在交易所街“有一个比西班牙在墨西哥的波托西更大的银矿。”(35)据估计，18世纪初英国流通的各种信用券总计价值1500万镑左右，而其金银与铸币的总库存仅为1200万镑，17世纪后期的金融改革使英国的总货币存量增加了25％，(36)从而保证了英国对货币的需求，为英国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伴随国债政策的成功，重商主义者倡导的禁止金银块与硬币出口的措施逐渐暴露出对国际贸易机制的片面理解和认识的局限性。1719年与1720年英、法等国爆发的债务转换事件(37)也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重商主义学派提出挑战。约翰?劳对纸币的采用推翻了硬币中心论，交易媒介不一定非要金银。此后各种纸制信贷工具的大量使用对人们头脑中的旧有观念的冲击越来越大，使用纸币不再被看作欺诈，这对英国经济政策最终转向自由放任产生了一定影响，并为亚当?斯密等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兴起作好了准备。 最后，伴随着英国国债制度的成功以及各种金融机构的发展，伦敦逐渐取代阿姆斯特丹，开始成为国际资本的中心。它不仅从英国国内吸收存款，也从欧洲各地吸收剩余资金，在资本市场的形成方面为英国的工业化进程作好了铺垫。 16世纪末以来，由于波罗的海、地中海地区贸易的扩展，阿姆斯特丹一直都是欧洲贸易与支付的中继站。荷兰人靠提供与贸易有关的仓储、船运、保险与银行业服务、生产并出口制造品发家。1609年阿姆斯特丹银行成立，通过提取开立帐户和转帐业务的费用、对违背反透支条约的处罚、对帐户年终收不抵支的罚款以及经营银行货币等手段获取利润。(38)在整个17世纪，阿姆斯特丹银行对荷兰的硬币贸易做出了重要贡献，它也因此逐渐成为欧洲的资本中心。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后荷兰国力开始衰落，伦敦在1730年左右取代了阿姆斯特丹在国际贸易方面的地位。(39)由于受保护主义、工资水平的限制以及生产技术的外传，荷兰制造业逐渐受到新兴的英国的排挤，致使荷兰国内出现大量剩余资本，急于在工业以外寻找出路；另一方面，18世纪的频繁战争对欧洲各国财政都造成了巨大的负担，各国纷纷大规模举债以暂缓财政压力。为解决战时借贷问题，英国政府发明了国债制度，使其在整个18世纪成为资本的净借入国，国债制度的成功也使各种金融机构与金融技术在英国得到发展。信贷的余额与不足经常在伦敦贴现市场得以调整，伦敦因此成为英国国内资本的中心。(40)英国从国外获得的长期贷款或短期融资由于有议会作为担保，贷款条件优惠，吸引了荷兰等国的大量剩余资金，在此过程中伦敦逐渐对阿姆斯特丹的金融中心地位提出挑战。南海泡事件的爆发最终使伦敦确立了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泡泡案期间，投资者对政府债务转换的热情空前高涨，投机热很快席卷伦敦，并蔓延到巴黎、阿姆斯特丹等欧洲大都市。(41)事件过后，各国为消除隐患采取了许多措施。荷兰解散了投机公司，资本市场受到重创；法国成立了财政调查委员会，解散了皇家银行与印度公司，并将所有信用债券与银行券集中起来强行兑换，虽然公债得以控制，却为日后开辟财源带来了困难；(42)英国的解决办法较为成功，国债制度的成功提高了政府的信誉，也使伦敦作为金融中心的重要性得到加强。18世纪中叶，在阿姆斯特丹和伦敦这两个资本市场，英国证券的投机——无论现货还是期货——要比荷兰商业公司股票的投机更加活跃多样，阿姆斯特丹甚至要利用英国债券的平行市场来平衡其短期信贷业务。(43)18世纪70年代，荷兰庞大的商业系统经历了几场灾难性的信贷危机，危机的根源在于布罗代尔所说的“每当票据的数量超过欧洲经济的可能，欧洲经济便自动甩掉包袱。”(44)这几场危机后，阿姆斯特丹最后让位于伦敦。其中1763年的危机紧接七年战争之后爆发，战争中荷兰几乎包揽了全部对法贸易，为此不得不大规模发展信贷活动，信贷与投机造成证券的大量流通，数量之多竟超过荷兰现金的15倍。(45)当贴现行无力贴现时，荷兰商人的处境变得极其严重，银根紧缺使荷兰人不得不抽回投资在英国的资金，许多企业、商行因此破产，阿姆斯特丹交易所也陷于瘫痪。当1773年危机再起时，阿姆斯特丹已不再是危机爆发的“震中”，伦敦取代了其位置。这次危机只有伦敦安然度过，危机过后，伦敦继续把荷兰不断增多的剩余资本作为投资吸引过来。(46)1780-1784年第四次英荷战争彻底改变了两国资产负债的对比。拿破仑战争期间，伦敦在货币交易中最终取代阿姆斯特丹成为欧洲的金融中心。(47) 综上所述，英国国债制度通过为社会闲余资本提供更多的投资渠道、为经济发展提供更多的货币供给而对英国竞争实力的增强做出了贡献，在此过程中使伦敦逐渐成为国际资本中心，其作用毋庸置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