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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关“债农”的争论 “债农”与劳役制的演化和农民农奴化的起源密切相关。20世纪80年代以来，И．И．斯米尔诺夫、Л．В．切列普宁、Г．Е．科宁和Л．В．米洛夫等学者就对“债农”问题进行了积极的探讨。学者在讨论农民农奴化问题时，就地主最初是借助陷入债务泥潭的农民的附加劳动还是农奴的劳动存在分歧。斯米尔诺夫以史料为论据，认为“债农”是15世纪农民依从于封建农奴制的具体表现形式，“银债”绝不代表地租，而是以身相抵的借贷，是使新的农民阶层依附于封建统治的强有力的工具。科宁的观点基本接近于斯米尔诺夫。切列普宁则将“债农”视为既普遍存在又形式多样的现象，在这一现象中，既有以金钱借贷为基础的剥削关系，又有必须交纳货币地租的农民。[46]469－474米洛夫平息了斯米尔诺夫、科宁与切列普宁之间的争论，认为切列普宁将“债农”解释为必须支付货币代役租的农民是错误的，切列普宁将不同的支付形式混为一谈。实际上直到15世纪末，货币代役租在整个封建地租里只占很小的比例。因此，斯米尔诺夫和科宁对“债农”的阐释更接近事实。[46]470在米洛夫看来，“债农”是15世纪广为流行的现象。商品货币关系发展缓慢导致货币缺乏，农民支付封建主发放的借贷利息的形式以及封建主为获得利息而对农民的剥削都因此受到影响。借贷的基本形式为“劳役银两”，农民则采用割草和耕地等“劳役的方式”来支付利息。[46]474－475耕种封建主的土地以及一应农活，从播种到收获，构成了“债农”的基本内容。斯米尔诺夫仅将其视为农民对封建统治的依附过程，米洛夫则称其为封建土地所有者对土地的直接生产者实行全面统治的确立过程。[46]476－477 综上所述，俄国学者在探讨农民农奴化的原因时一直有很大分歧，学者力图搞清农奴制是否与一纸法令直接相关。以Б．Д．格列科夫、В．И．科列茨基、Б．Н．弗洛利亚为代表的学者认为16世纪90年代政府发布了命令，以В．О．克留切夫斯基、М．А．季亚科诺夫、Н．П．巴甫洛夫-西尔万斯基为代表的学者却认为农奴化与该种命令无关。伴随着“禁年法令”的发现，俄国学术界关于农奴制形成过程中的命令和非命令理论之争逐渐平息。农奴制确实不是因16世纪末政府发布的一项或者几项法令而突然产生，但政府的法令却限制了农民迁移的权利，国家在农民农奴化过程中的作用显而易见。学者逐渐认可国家立法的作用，尤其关注17—19世纪国家立法在强化农奴制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不过却对国家立法作用的大小和农民的地位问题存有较大分歧。这一方面折射出问题本身十分复杂，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学者很难对1861年农民改革前农奴制是否出现危机、历代沙皇发挥的作用等问题得出一致的结论。学者在探讨究竟有无一纸法令和国家立法作用的同时，深入挖掘农民农奴化的深层原因，这项研究在20世纪60—90年代达到顶峰。В．О．克留切夫斯基和П．Б．司徒卢威等人将农民欠债、劳役制与农奴制紧密联系在一起，Б．Д．格列科夫等人使研究摆脱“农民欠债”的框架，将封建制度下的劳役制与农奴制一并考察。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两条研究主线越来越清晰：一方面А．П．皮扬科夫、А．Д．果尔斯基、Л．В．切列普宁等人就劳役制获得发展的时间展开讨论，通过判定劳役制与农奴制的形成时间孰先孰后来确定两者的关系；另一方面Л．В．丹尼洛娃、А．Л．沙皮罗、В．И．科列茨基等人将农奴化研究摆脱了满足地主个人需求的劳役制框架，强调国家与地主对农民造成的双重剥削。21世纪初，Л．В．米洛夫将自己潜心钻研多年的心得转化为一个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存活的补偿机制”不仅系统地揭示了农奴化的根源，也平息了以往学者在研究农民农奴化过程中存在的一些争论。由于学者对“农奴制”一词有着不同的理解，因而在农奴制的形成时间这一问题上也尚未形成共识。有的学者将农民被束缚于土地视为农奴化进程的开始，因此一直拘泥于农民被束缚于土地的法律细节；有的学者认为应从农民完成对地主的依附算起，因此致力于考察俄国封建领地制度。自革命前时期，学者曾就农奴制的形成时间，提出了15世纪、16世纪末、1649年、17世纪末、18世纪初等多种观点。 1861年农民改革影响了俄国大多数民众的命运，涉及俄国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俄国此后数十年的走向。自19世纪下半期开始，农奴制问题就一直备受学者关注。随着新史料的发现和史学方法的更新，俄国学者将继续在俄国农民农奴化研究上取得新的成果，推动学术研究的进一步开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