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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美国占领菲律宾后，为了维护其殖民统治，大力发展“美式”教育，扶助开办公立学校，并支持兴办私立学校。华侨利用这“有利”条件，在中华民族悠久文化情结的感召下，倡导开办私立华侨学校。美国殖民统治菲律宾时期的华文教育的兴起与繁荣客观上得益于当局为维护其殖民统治所奉行的相对“自由”的教育政策，对华侨社会认同中华文化及加强与祖国的联系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美国殖民统治结束后，华文教育在菲律宾虽然历遭坎坷与曲折，但这一时期奠定的华文教育基础却很难从根本上动摇。广大华侨保持着深厚的民族文化意识，一旦局势改变，华文教育便会兴起。这是美国殖民时期华文教育取得的巨大成就所致，这种影响在如今的华文教育中依然清晰可见。 作者简介：姜兴山，福建师范大学海外教育学院副教授。 美西战争后，美国取代西班牙成为菲律宾新的宗主国，殖民当局试图实施通过教育手段辅助统治的政策。为“教化”、“美化”其所谓的落后地区，殖民当局扶助开设公办学校，也鼓励兴办私立学校。这种相对“宽松”的教育环境，为华侨学校的创办提供了契机。而此时的晚清政府也意识到海外华侨对国内发展的作用，遂在海外设立领事馆以保护华侨利益为第一要义，敦促华侨保持与祖国在政治和文化上的联系。同时，在海外活动的革命党人以及流亡在外的维新派人士也劝导华侨传承中华文化，倡导创立新式学校。随着菲律宾华侨经济的不断壮大，为满足广大华侨对民族文化教育的强烈“诉求”，有识之士在私塾教育的基础上开办了华侨学校，菲律宾华文教育得以萌芽。直到1946年菲律宾独立，华文教育在美国殖民当局的支持和华侨社会的推动下渐成规模，为中华文化在菲律宾的传承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国内学术界研究菲律宾华人华侨的成果很多，但很少涉及美国殖民统治时期对华文教育的“促动”，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1]本文旨在对这一问题做一系统考察，以期对国内学术界这方面研究的不足有所补益。 一、菲律宾华文教育产生的背景 (一)美国殖民统治菲律宾的教育政策 美国推行所谓“自由开明”的教育政策与其对落后地区承担的“使命感”有很大的关系，亦有“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考虑。1899年3月，在美军大举进攻菲律宾首都马洛洛斯之际，美国政府就派遣第一届菲律宾殖民当局“舒尔曼委员会”抵达马尼拉。随后，“委员会”发表《告菲律宾人民书》，用利他性的语言向菲律宾人传达美国总统和美国人民所谓的“真诚善意”和“兄弟情谊”，宣称美国在菲律宾建立殖民政府目的是“保证菲律宾人们的幸福、和平与繁荣，使菲律宾人达到世界最文明民族的水平”[2]。“委员会”调查发现菲律宾教育十分落后，尤其平民百姓对教育的渴望更加强烈。该“委员会”离任时在给美国政府的报告建议，菲律宾人缺乏文化和政治经验，尚未形成自治能力，美国人不能撤出菲律宾，否则这里将会陷于混乱。报告特别强调了在菲律宾普及教育的重要性。[3]美国殖民者把占领菲律宾的侵略行径，美化成为履行“保护”、“教化”菲律宾人的神圣使命，来为其殖民统治寻找合法的依据。 显而易见，美国政府把教育视为辅助殖民扩张的手段，认为兴办教育有助于平息菲律宾人的反抗，使菲律宾可以按照美国规划的方向和意愿发展。同时，殖民当局也认识到要想维护在菲律宾的统治，就必须在菲律宾年轻人身上“下功夫”，尽快使他们“美国化”。经历了美西战争的这一代菲律宾人，对美国殖民者怀有强烈的反抗情绪。美国要想在菲律宾维护稳固的统治，就必须把培养的目标放到第二代、甚至第三代人的身上，使其最终转变对美国的敌视态度。这样，教育对于实现这一目标显得非常重要，成为成功统治一个异民族不可缺少的手段。[4]殖民时期的第二代菲律宾人是在“星条旗下”成长的，美国殖民者竭力把本国的文化渗透给他们，并弱化菲律宾本土文化对他们的影响。为此，殖民者想方设法把菲律宾教育“美国化”。除学校教育外，殖民当局还在菲律宾兴办英文报刊，发挥新闻媒体的重要作用，帮助美国宣扬和传播文化和思想，让新一代菲律宾人在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上日益接近美国。在这样的基础上，殖民政府可以通过对几代菲律宾人的“教化”和“灌输”，改变菲律宾人的美国观，使菲律宾成为美国的“忠实伙伴”。 相比之下，美国与西班牙对菲律宾的殖民统治，采取了迥然不同的教育政策。西班牙统治菲律宾期间，兴办教会学校，极力让菲律宾人皈依天主教，利用宗教来维护其统治，而未对菲岛人民教育加以普及。殖民者甚至把西班牙语作为上层社会的专用语，限制普通菲律宾人学习和使用。因此，在西班牙殖民统治的三百多年里，西班牙语只不过是一种贵族用语、官方场合或文件使用的语言。美国政府则认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推广英语有利于美国殖民统治，能够教化菲律宾人走向“文明”。因此，不仅规定英语是政府的官方用语，也成为商业和社交用语，而且定为学校的教学语言，在菲律宾社会进行全面推广。对美国殖民者来说，只有使用自己的语言，他们在这个热带国家执行“天赋使命”时才会心满意足。[5]所以，美国从建立殖民统治时起，就在菲岛创办各类学校，规定所有的基础教育都实行免费。[6]为解决师资不足问题，许多美军士兵放下武器，步入教室担任临时教师，使美国创办的学校数量迅速增加。美军所到之地，短时间就能把旧的学校改造成美式学校，或者创办起新的学校，美国的教育政策取得“明显”的成效。一位美国教师的家人写道：“这些士兵教师放下了他们的枪支，拿起古老的课本，坐在粗糙的凳子上，开始向这些儿童传授知识，而几个星期前他们还用枪对着这些小孩的父母。我怀疑历史上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间自然的怨恨是否修复的如此快……双方都忘记了彼此的仇恨。”[7]美国殖民政府普及教育的政策大大弱化了菲律宾人对殖民者的恶感。 1901年1月，“塔夫脱委员会”通过了第74号法案，即建立有关公立学校的法案，此法案明确承认私立学校教育的自由。[8]美国政府还规定，任何剥夺美国人或外侨拥有及经营学校权利的法律都是违反宪法的。1904年，菲律宾在校中学生为404名；到了1934年时，在校的中学生为56，255名。[9]这足以说明，美国积极推动公立教育与普及教育的显著成效。美国对于私立学校教育也予以支持，认为私立学校是弥补公立学校教育的有效手段。[10]在殖民当局鼓励和扶持外侨创办私立学校，促进少数族群的民族教育方面，华侨享有与菲律宾人同等开办学校的权利，所以，华侨学校的创立，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美国当局对开办私立学校所奉行的“宽松”政策。 早在1869年，中美签署的《蒲安臣条约》就明文规定，两国人都可以进入对方的大小官学，允许在对方境内设立学堂。美国重视教育的深层次原因是想通过传播文化，扩大在中国的影响。中国义和团运动后，一些美国人意识到，对中国人不能仅凭武力取胜，而须代之以怀柔政策。于是，美国政府减免了《辛丑条约》中规定的部分“庚子赔款”，用于在中国兴办高等教育。清华大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办的，这是美国文化外交的重要内容。美国的意图在于对中国人从精神上进行改造，使之崇信西方文明，顺利实施对华“门户开放”政策。美国殖民统治菲律宾后，把中美条约扩展施行到菲律宾群岛。[11] 此外，对美国殖民者来说，菲律宾的华侨已成为其获取商业利益不可或缺的中间人，有利于其开发资源与发展商贸。至于华侨社会与当地人社会的隔阂，从殖民统治者的角度来看，不但没有任何害处，反而有利于维护它的殖民统治。“分而治之”原本是殖民者惯用的政策手段，如果华侨与当地人完全融合在一起，可能还会形成反抗殖民统治的巨大力量。[12]因此，美国殖民政府允许华侨社会创办私立学校，还让华侨学校独立于殖民政府的管制，直接受到中国政府的监督。[13]华侨兴办华文教育，无疑实现了几代寓居菲律宾华侨的梦想。与此同时，在清政府鼓励兴办华侨学堂的政策和国内维新运动浪潮的影响下，海外华侨学校纷纷设立。美国殖民政府也希望以发展菲律宾华侨教育为出发点，使华侨忠实地为美国殖民者服务，完全依附于美国的殖民统治。由此可见，美国殖民政府希望借助华侨同祖籍国的密切联系，通过和平方式把美国的政治和文化移人中国，灌输美国民主和生活方式，逐步达到控制中国的目的。这样的背景也为华文教育的兴起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华文教育应运而生 西班牙统治时期，殖民者采取了宗教扩张的战略，利用天主教征服其宣称的“未开化”的落后岛国。在西班牙殖民政府看来，菲律宾华侨从古老的中国带来的民族文化和风俗习惯，成为其皈依天主教的障碍，于是极力遏制其发展，华侨自然没有条件开展华文教育。美国殖民统治菲律宾后，为维护自身统治而实行的教育政策，有利于华侨社会开办华文教育，除此之外，还包括以下几个因素： (1)华侨对华文教育的“诉求” 早期移居菲律宾的华侨尽管处境艰难，但他们仍十分珍视从故土带来的文化“包裹”，其中的传统习俗和礼仪之道，使他们难以剪断对中华文化的依恋。当时的华侨大多以经商为主，他们虽然较少接受传统的教育，但仍然形成了对中华民族悠久文化的情结，使他们感受到作为中国人的自豪。由于来菲的目的主要是获取经济利益，加上西班牙殖民当局对华侨的排斥，他们没有对其子女进行华文教育的条件。19世纪末，西班牙殖民者的压迫引发了广大华侨的不满，殖民当局制定种族歧视政策，把居住在菲律宾的族群分为西班牙人、菲律宾人、米斯蒂佐(混血儿)、外侨四等，其中外侨中的华侨排在最低等。虽然华侨在经济上已经取得显赫成就，但卑微的社会地位还是让华侨成为菲律宾社会的“边际人”。他们认识到只有接受中华民族教育，提升自身的文化素养，才能增强凝聚力并抵御外族人的欺辱。在“甲必丹制”时期，马尼拉华侨在“八连”[14]依照中国传统的方式，以共同语言和文化为基础，初步形成了具有一定文化特质的族群，并以血缘、地缘和业缘构建社团组织。在维系华社团结的同时，对外争取合理权益，重视子女接受中华文化传承，凡此种种对华文教育的萌芽起到了催化作用。 随着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菲律宾广大华侨的民族精神空前高涨，他们在政治上与祖国的关系更加密切。清政府的“维新运动”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志士流亡海外，激励倡导华侨开办学堂，消除愚昧，启迪民智。康有为应巴城中华会馆的邀请，到南洋各地发表演说，号召华侨爱国兴学。他指出：“为中国人，就必须恢复中国人之优良风俗，讲中国之语言，识中国之文字，读中国之圣贤遗训，然后可成为一个真正之中国子民。”[15]同时，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也在海外宣传革命，得到华侨的广泛认同。他们还倡导兴办教育，设立新式学堂，改变以往华侨私塾式封建教育传统，重视华文报刊和华侨教育，来激发他们的文化觉悟。[16]菲律宾华侨社会主动顺应这一时期的发展，为了加强华侨对于故土文化和身份的认同，呼唤创办华文教育成为华社“最强烈”的声音。 (2)晚清华侨政策的改善 晚清王朝面临着内忧外患，已无可奈何地步入“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颓境，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封建教育制度已是千疮百孔，难以为继。在改革国内教育的同时，针对革命党人在海外华侨中的活动，清政府采取了一些笼络人心的措施从鄙弃华侨改变为承认他们的合法地位，制定了有关保护华侨的政策，并鼓励海外华侨兴教办学。此外，海外华侨所处的地理环境和经济实力，也是他们的重视对象。为此，清政府极力支持中华商会的成立，推动海外华文教育发展，以唤起华侨对祖国的认同意识。 美国占领菲律宾后，取消西班牙统治时期的华侨“甲必丹制”，同意中国在马尼拉设立领事馆，并代表清政府在菲律宾开展护侨工作。清政府对于华侨教育问题渐渐重视起来，认为对海外华侨施以教育，不仅能够“扩其知识，操业日精，生计自裕，生齿亦孳而愈繁”，而且能够“发其爱国之心，俾知孔教渊源”，防止楚材晋用，还能够“端趋向而正人心，俾知朝廷复载之恩无远弗届”[17]。清政府也深刻认识到，华侨身处与中国教育完全不同的教育文化体系，如果不以儒家文化熏染之，他们就会丧失文化特征而融入当地社会。于是，清政府责成驻外使馆在海外华侨中开展“劝学”活动，还派专员进行“视学”和“督导”。 在洋务派倡导“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模式影响下，人们意识到在发展传统封建教育的同时，还要不断吸收西方的先进文化和科学技术。中日甲午战争中，学习西方不过30年的日本“以寥寥数舰之舟师，区区数万之众，一战而剪我最亲之藩属，再战而赔京戒严，三战而夺我最坚之海口，四战而覆我海军。”[18]人们纷纷把日本制胜的原因归结为教育。在民族危机的强烈刺激下，清政府教育制度也改弦易辙，国内形成了兴学堂、废科举的浪潮；海外则兴办新式学堂，薪传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学习现代科学知识。这些强烈的危机感和紧迫感都成为华侨互相激励、竞相办学的有利因素，这对海外华侨教育的开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3)华社对华文教育的促进 1899年4月15日，清政府派驻菲律宾的首任总领事陈纲，应广大华侨强烈要求，出于“对付资本主义剧烈商战、培植人才、以固吾侨之地位”的现实考虑，在领事馆内开办了小吕宋华侨学校，冠名中西学堂。[19]至此，第一所菲律宾华侨学校萌芽，实现了菲律宾华侨的长久夙愿，中西学堂也迅速成为全菲华侨教育体系的核心。[20]中西学堂开菲律宾华文教育之先河，该校不仅是菲律宾第一所华校，也是海外华人社会中第一所由华侨社会慈善机构捐资兴办的学校。[21]学堂在课程设置中没有合适的教科书，只教四书五经、尺牍、珠算等中文课程。中西学堂不收学费，开办之初有学生21人，全都是在菲出生的华侨子弟，次年即由善举公所管理及负责经费。[22]善举公所是华侨甲必丹筹资创立的，主要从事华侨社会的公益事业，此前捐助了华侨义山和崇仁医院。 1902年，华侨社会善举公所脱离领事馆独立运作，在善举公所的资助下，中西学堂第二任校长施乾聘请了美、西教师，增设英、西文课程，开设了华校使用双重课程和双语教育的先例，以扩大华侨商业社会的需要，中西学堂很快步入了现代教育轨道得以名副其实。[23]，在经过初期的探索后，中西学堂教学内容逐渐充实，还开办夜校方便华侨青年在工作之余学习。中西学堂夜校开办之初，为鼓励店员和工友的学习积极性，全部学生免交学费。[24]夜校也分设中文部和英文部，与全日制学生使用同样的教科书。英文部除分设各年级外，还增设了打字班和薄记班。和全日制学生不同的是，由于夜间授课时间短，夜校学生只能根据自身的工作需求，选择在中文部或英文部学习，有效利用所学知识，提升谋生技能和手段。 可见，菲律宾华侨教育不仅着眼于为华侨学龄子女提供受教育机会，提高广大华侨的文化水平和教育程度，还在于提高华侨在当地社会的适应力和竞争力。由于中西学堂课程设置合理、目标准确和成效显著，得到华侨社会的广泛认可，也为募集资金营造了有利条件。许多有实力的华侨以及社团、宗亲会纷纷慷慨解囊，积极响应善举公所的捐资号召。同时，善举公所又把捐款使用到扩大教育规模和提升教育质量上。菲律宾华侨掀起了捐资助学之风，这种“良性”循环极大促进了华文教育的发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