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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谴责压制自由平等，主张人民应当拥有自由平等精神 既然自由权如此珍贵，那任何人包括统治国家的政府也不能对其加以干涉甚至剥夺。于是思想家们在宣扬自由权的珍贵性的同时，也谴责了统治者干涉人民自由的不合理现象。如西村茂树就解释了自由与束缚的相反含义：“交际上之自由又云政治上之自由。此语作为相对于政治上束缚之语，云人民不受人君或宰臣暴政之苦，能保全自己的身体财产者。政治上之束缚，云人民常受人君或宰臣暴政之压制，不能保全自己的身体和财产。”因此他抨击了政府妨碍自由权利的行径：“又若政府以己之放肆，毫无道理，只管抑制人民之思想，亦可称之为暴政。或虽非放肆，若别无良善之趣意，建立拘束人民身体财产之法律，亦可将之名为妨碍人民自由者。”[27](P.233)即无论是违法行动还是建立束缚人民的法律，皆为妨碍自由。 津田真道提出的自由概念是自然的自由，不受政府恣意介入，因此他主张政府不要干涉人民自由：“教部之定教则任教官，有害于教法之自由。司法有拷问，有害人民之自由。文部有出版条例，有害出版自由。设户籍法之类，有害行事之自由。”[28](P.109)他指出日本之所以长期以来萎靡不振，落后于西方列强，正是因为政府压制人民的自由而大伤了国家元气所导致：“我国人民永久屈于压政之下，挫折人性自由之气象，此气象乃是国之元气也。国之元气萎靡不振，乃国威所以不振也。”[29](P.116)津田还针对社会现实批判了传统儒学否定自由经商的思想：“自由权作为吾人固有之正权，成为文明各国所尤珍贵者。然而苟猥用此权侵害他人之自由时，则成不义。故若说自由之弊，则为专横。吾东方之俗，自古不得不以自由为恶德者，岂唯视其弊而不知其益欤？然而遂以灭亡自由之本性，如国人普遍形成奴隶卑屈之风俗，又喜好财利之心，虽为扩大吾人身体上的幸福之天性，然其弊却因贪欲吝啬而甚应厌恶。儒者之道只管说仁义而不讲经济，却使全国贫穷而未曾富裕，国人普遍缺乏身体上之幸福也其所教，成为不得其宜。”[30](P.221-222)津田为自由权正名的思想，实际上代表了明治前期正在兴起的日本资产阶级要求自由发展商品货币经济的愿望。同时也隐约地否定了在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过程中，因过分贪吝而妨害他人自由的行为。 植木主张人民与君主皆为平等之人，都有自由权利，谴责了将人民看作牲畜的不平等观念：“人皆为上天创造之同等之人。君也为人，民也为人。为何将百姓看作如羊一般之异类耶？”他主张人民必须充分伸张民权，力争获取自由：“无论如何，作为人，从生于此世起，就必须要有自由，若无自由，幸福安乐也不可得。众人无卑屈之事，自由必从天而降。充分伸张民权、扩展自由吧！若又不得自由，宁可死去。若无自由，生存便毫无意义。”[22](P.14)因此他向人民发出号召：“尊敬的日本的百姓……我要禀告各位：你们皆同样持有一种大宝贝……彼可称为自由权也。甚至有人认为，作为比性命攸关更重要之事物，若无自由，生存将毫无意义……这种主张民权、伸展自由比什么都重要。因为若不主张民权、伸展自由，幸福、安乐皆得不到。”[22](P.5) 要摆脱专制统治的压制，人民自身首先必须具备自由平等精神，消除长期以来在封建统治下形成的卑屈心理。所以明治日本思想家们不仅宣传自由平等权利对于人类的重要性，而且也主张具备自由平等观念对于人们也异常重要。大井宪太郎主张，人民要争取获得自由平等的社会地位，要改造日本社会，首先必须宣扬自由平等观念：“教育、宗教、儒教皆不足赖以作为改造社会之资料。若然，则如何做方可耶？莫若传播自由平等之新主义，以使社会思想一变。夫欲传播自由平等之新主义，以使社会思想一变。其法如何？曰：无有他术，演说、著书、报刊，凡有足以诱导开发世之思想者，毫不踌躇，宣扬施用，以引发社会之活力。”[20](P.401)即动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宣传自由平等学说以改造社会思想，推动社会发展。 加藤弘之则将是否具备这种自由平等精神与人民是否能够谋求幸福和国家的兴衰相联系进行阐释：“自由之理如上论，作为人民能知此理，比又备自由之精神。苟我丝毫不可有将精神托于他人之心，盖人民自身卑屈，丧失其自由精神，以只管欲做君主之臣仆奴隶之时，自身丧失谋求真诚之安宁幸福之道，随之必然导致国家经理亦完全衰耗。故各民皆为自己，亦为国家全体保持此精神，不可苟生自卑之心。”[31](P.156)他还针对日本人民长期以来、尤其是在幕末的尊皇思想影响下所形成的卑屈心理，批驳了日本“国学者”们所宣扬的人民应当放弃自由而对皇权唯命是从的传统思想：“以天皇之心为心者何事？是即构成吐露历来卑屈心之愚论。欧洲称有如此卑屈心之人民为奴隶，吾辈人民亦与天皇同为人类，各备一己之心，具有自由之精神者也。为何有放弃此心此精神、只管以天皇御心为心之理耶？吾辈人民若放弃自己之心，以至只管以天皇御心为心，岂不得几乎与牛马无异耶？天下之人民若悉皆至于成为牛马，其结局之状况如何耶？只要人民各备自由之精神，应得掌握实际上之自由权，随之国家亦得安宁，国力亦可至强盛。若我邦人民放弃此精神，只管服从天皇御心，随之将导致甘于实际上失去自由权，我国之独立不羁几成难事。国学者之流卑屈论之弊害岂非浅薄耶？”同时他进一步分析了保持自由精神的必要性：“是故人民有爱国之心者，务须育成此精神。苟若非议此精神，仍以通常之卑屈心为是，纵令爱国之情如何深厚，也真会失去爱国之道，好比促使国家之衰颓。成所谓用力拽倒者也，岂不可惧哉？”[31](P.156-157)加藤认为培养国民不可或缺的自由精神并不仅仅是个人修身养性的道德问题，而是关系到国家能否迈入近代化行列的重大政治问题，这一点是他的思想与传统儒学的重要区别之一。 在1874年针对《民选议院建议书》而展开的社会大辩论中，冈本健三郎等人曾谈及西方与亚洲人民之区别，认为欧美人民独立不羁，亚洲人民卑屈狡狯，关键在于对政治制度的见识不同。而造成区别的原因就在于亚洲人民长期在封建专制统治下，缺乏自由平等精神：“独不见欧美自主自由之人民独立不羁、堂堂扬扬之气象乎？又不见支那地方等压制奴隶之人民卑屈狡狯之情况乎？为何独彼之昂然活泼阳发，而此之茫然忧郁阴暗耶？是其最初唯由其人民能否保持其所谓万物之灵之见识耳。呜呼！仅仅一见识之存亡也！（欧美）其人民从一开始便已能具备所谓作为万物之灵复成为他人不能压伏者之见识。唯有具备此见识，乃能崇尚其人民之地位，而足以保持其本来之高贵。”[32](P.383、384)这里所谓他人不能压伏的“万物之灵之见识”便是指具备自由平等的观念。欧美人民之所以能独立不羁，精神昂扬，正是具备了这种自由平等的观念。而亚洲人民要真正获得独立自主、自由平等的社会地位，这种思想观念不可稍有欠缺。 民权理论家儿岛彰二认为人民只有具备了自由精神，才能够真正享受到天赋权利。国家也才能够强大到足以抵御外侮的程度：“故开化之人民，各自备有自由之精心，丝毫不让他人剥夺之。此一人之精心力，即国家精心力之一分子。将其团结之国家，内固而无外侮，法明而无下冤，国富而无民苦。我所望能达之，我所好能得之，永久享受天赋之赐予。称如此之国为开明，贬相反之国为野蛮。”[33](P.153)他主张鉴定国家是否文明的标准之一便是人民是否具备自由精神。 植木枝盛在大声疾呼人民应当获取自由权利的同时，也极力主张人民必须拥有自主独立的精神气概：“若人民各具自主独立之气质，磨智慧，修德义，务职业，励事务，去卑屈之心而振奋元气，兴爱国之心而亲密团结，则国无不强无不盛。与之相反，若其国之人民无气无力，毫无自由独立之精神，并且仅知自己一人一家之事，在国家公众之事务上一向不费心思，无论何事皆一并委托给政府，自己一点也不承担，其国不可云不衰弱。因此，那样专制政府便可为随意放纵之政，不管人民之自主自由，不重视人民之权利，只图压制束缚以使人民屈从，徒酿政府之强大。”[22](P.17-18)即人民不能什么事务都依赖国家政府，否则便会酿成政府的专制，那样人民也就更加难以获得自主自由。 由此可以看出，思想家们皆认为对于人民来讲，获取自由平等不仅重要，而且主要应当依靠自己发扬自由平等的精神，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力争，而不能等待他人的任何恩赐。因此具备这种自由平等精神更为重要。 在吸收和宣扬西方自由平等政治学说方面，明治前期的日本思想家们率先在亚洲迈出了重要一步。这对上千年来束缚人民的封建等级制度和人民中普遍存在的卑屈精神状况是一种巨大冲击，为在日本建立一个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社会作了舆论准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