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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听上去荒诞不经的传说在民众中四处流传，据1757年初一本题为《一名爱国者的信札》的小册子记载，荣军院院长第四助理一名年幼的女儿，1月4日在前往S.约瑟夫女校上学的路上对她的同伴说，明天国王会遭刺杀；一个居住在巴黎的鞋匠的妻子，在12月31日的一封信里说，下周四即1月6日会有令人震惊的新闻发生。(31)谣传中还有许多颇具传奇色彩，如居住在马扎然大街的一名鞋匠之妻向警察局报告，在罪恶之人达米安到达凡尔赛前几天，四个佩剑男子晚上来到她家，问她拥护哪个国王，是不是路易十五？她予以肯定的回答后，这些人对她说，好呀，您很快就不会这样了。 他们以同样的问题问过所有其他房客，得到的是同样的回答。这四个不速之客在离开时威胁道，任何人若走漏半点风声，就要了他的脑袋。(32) 确切信息的缺乏致流言蜂起，顺理成章，“阴谋论”如幽灵般游荡在公众舆论当中。1757年3月5日一本匿名小册子中所阐述的理由，典型地表达了当时法国人理解该事件的逻辑： 众所周知，他出生于并生活在低贱的环境中，唯一显而易见的是，有某种隐秘的敌人密使，将他们的狂热传播给了他。一个在社会中既无名亦无地位的人，不可能有任何强烈的个人不满，使之起而攻击国王。没有任何东西阻止他被收买或诱惑，充满蛊惑的许诺可能导致了这样一桩重大犯罪。(33) 美国文化史家达恩顿声言，“每个时代都是一个信息时代，各自有其自己的方式，传播体系形塑着事件”。18世纪的法国亦复如是，它像当今时代一样有着“密集的传播网络”，各种传播方式紧密地彼此交织叠加在一起，能够迅速有效地将各种消息传播开来。(34)达米安事件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达恩顿有关18世纪是“早期信息社会”的说法。当时，随着事件的发生和消息的传布，各种论战性小册子、私人通信、回忆录、街谈巷议、歌谣诗作和煽动性街头海报纷至沓来。不同于旧制度新闻检查体制下受到严格束缚的报刊，这些信息媒介能够自由便利地表达意见立场或对信息做出释读，在舆论制造中扮演着报刊承担不了的角色，“阴谋论”也正是在这样的传播媒介中大行其道。 首先，达米安事件发生后，巴黎街头的海报或传单到处泛滥。18世纪中期，这些街头张贴物在公众舆论动员中扮演着不可低估的角色。当时，报纸杂志的订阅价格还很昂贵，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到，但街头海报和各种布告所有人都可以看到，因此它们传达的信息能够直抵各个阶层的民众。(35)这些不具名的街头张贴物，尽管文辞不美，甚至经常伴有拼写错误，但自摄政时代以来就已是重要的信息传播渠道。“它们相互评论，相互引述，为民众近乎贪婪的信息饥渴提供食粮。它们还具有民众评价事物时所特有的那种辛辣讽刺”。(36)达米安事件中的街头海报鲜明地反映了这样的特点。 根据王国大臣达让松和巴黎平民巴比耶日记的记载：事件发生次日，在巴黎卢森堡门等数处出现了反对国王的海报和讽刺性短文。(37)1月底张贴在巴黎大街小巷的一张三行体海报，头两行对国王屡屡御临高等法院表示强烈不满：“在巴黎御临法院，在凡尔赛御临法院”，接着第三行公然诅咒他去死：“在圣德尼(国王埋葬之所)御临法院”。(38)在达米安被审判期间乃至被处死之后很长时间，类似的煽动性海报在巴黎各公共场所仍持续不断地出现。 除指责国王的行为之外，耶稣会是海报主要的攻击对象，“人们看到他们各学院门上贴着的海报，用大字写着如下词语：滚吧邻居，如果你们不想被一把火烧掉的话”。(39)根据巴比耶观察，当时整个巴黎的公众舆论都仇视耶稣会。民众普遍相信，耶稣会是达米安刺杀案的幕后指使，或他们的盲信狂热造就了达米安。在刺杀消息传到巴黎后，许多巴黎人纷纷将孩子从耶稣会的寄宿学校领回家。有个在路易大帝学院教堂门口被捕的人，把贴在教堂门前的告示“为国王祈祷”(prières pour M.le Roi)，附会作“为谋杀国王祈祷”(prières pour massacrer le Roi)，一大群人竟然相信了他的话。实际上，“M.”是先前为王储生病祈祷时留下的(prières pour M.le Dauphin)，描画工在替换时没有将“M.”完全擦拭干净。(40) 其次，围绕着达米安案的手抄或印刷小册子源源出现。不同于字数寥寥且言辞粗鄙的街头海报，小册子是知识广博、思维缜密的学者们生产出来的。根据皮埃尔·雷塔等人的研究，在达米安事件中有两种形式的小册子在民众中秘密流通：一种是手抄本，体裁主要是文字游戏和诗歌，它们对王国政治状况的险恶深表不满，同时或多或少猛烈地攻击耶稣会；另一种是印刷本，这些小册子搜罗各种证据，推测隐藏在达米安背后的同谋或阴谋，矛头同样直指耶稣会或王国政府。(41) 事发当月出现的匿名小册子《讨谋害国王人身文》和《论当前事件》都是韵文体，对以耶稣会为代表的宗教盲信狂热猛烈挞伐。(42)前者开宗明义地写道：“致命的情思，可憎的狂迷，极其残忍的错谬与分裂之子，屡屡谋害我王之生命的你，在弗朗索瓦心里幽灵再起！”后者则更加激烈地攻击巴黎大主教博蒙是“狂热的教士”，耶稣会是“伊纳斯(Ignace)卑鄙的后继者，无耻的谄媚之徒，残忍的敌人”，王国政府内支持耶稣会的陆军大臣达让松“令人憎恶”。(43)3月份，围绕着达米安案又出现了一系列小册子，其中包括《对1月5日谋害国王人身的沉思》、《一名爱国者的信札》、《对弑君始作俑者的宣战书》、《一位隐遁者的信札》等。这些小册子更为系统详尽，更具论战性，历史学家们都相信它们多出自特鲁瓦的詹森派律师格罗斯利(Pierre Grosley)的手笔。(44)这些小册子“证据”搜罗充分，推论逻辑严密，力图陈明案件背后存在不可告人的阴谋：1)刺杀背后有阴谋，并暗示耶稣会就是这个阴谋的始作俑者；2)王国政府指定审讯达米安的法官是另一个阴谋，这些同情耶稣会的法官会竭力掩盖第一个阴谋的踪迹，以便阻止暗杀的真正始作俑者在审讯过程中被挖掘出来。(45) 再次，关于街头公共场所的话语。在达米安事件中，并非如一些历史学家所说的，舆论是有教养的资产阶级的事，“民众则保持着静默”。(46)相反，在阿莱特·法尔日看来，“巴黎的耳朵和眼睛、谈论和诅咒无处不在：这座城市的民众总是带着强烈的好奇心，去探查和讨论”。他们不仅对奇闻轶事感兴趣，对国家事务也非常关注，经常表达自己的意见或看法。(47)达米安刺君这样具有轰动效应的事件自然不会例外。案件发生后，民众当中物议沸腾，国王、高等法院和詹森派都是议论的对象，尤其是耶稣会士乃最猛烈抨击的目标。(48)根据美国的旧制度政治文化史家范克莱的梳理，在遭到警察追查的言论中，比较集中的论调是，耶稣会士是让国家陷入动荡不安的所有麻烦的制造者，应该被烧死或吊死；高等法院高于国王，无视民众诉求或民间疾苦的国王该杀，等等。(49)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受到舆论猛烈攻击的耶稣会并非没有反击。出版地标注为阿姆斯特丹的小册子《达米安生平简史》指责，正是巴黎高等法院屡屡对抗国王意志的悖逆之举，为罪犯侵害国王树立了榜样。(50)但或许因为舆论普遍敌视他们，或许因为保持沉默是最好的策略，与极具战斗性的詹森派舆论攻势相比，耶稣会方面的反击显得非常微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