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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和耶稣会，在当时法国社会中两者都是至关重要的权威性力量，何以成为舆论普遍不满的对象？从上述达米安案本身的舆论喧嚣中不难分辨出最直接的缘由：耶稣会狂热与挑衅，国王轻忽民情与民意。但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法国民意对他们何以形成这样的认知？欲解答这个问题，需将达米安事件与它赖以发生的广阔社会政治环境连接起来加以考察。 1月5日当天，当审讯者问“是什么动机促使他谋害国王”时，达米安供称说是“出于宗教(原则)”。(51)在后来的审讯中，这名身份卑微的家仆曾多次重复这个说法，但他所说的宗教原则，显然不是外人想当然地认为的主流信仰天主教。据供述，他已长时间没有参加领圣体和做告解等宗教活动，(52)对宗教显然并不虔敬。审讯法官对其说法也予以了质询：按照基督教原则，国王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将渎圣之手伸向国王在上帝眼里是可怖的罪行，如何说是为了宗教而犯罪。(53)检视达米安的审讯记录发现，他所谓的“宗教原则”，是另一种性质截然不同，但在他看来同样神圣的原则：其一是社会正义，“他将王国3/4民众身陷其中的苦难作为宗教原则”；(54)其二是宗教正义，他回答审讯的法官说，他非常不满教会拒绝给那些虔诚的好人做临终圣事，“使他们像狗一样入土”。(55) 如前文交代过的，达米安是个受教育不多、挣扎在社会底层的人，很难让人相信他自己能有这样的意识，因此在审讯过程中，法官再三地讯问他背后的主使(ma  tre)是谁。亦如前所述，他没有招供出任何特定的同谋共犯。而且，通过分析围绕着达米安事件的公众舆论可以看出，达米安的心态观念在当时的法国并非孤例，而是普遍地存在。也就是说，18世纪中期法国社会的集体心态业已发生了转变。引发这种集体性现象的动因不应是某种个别的或偶然的因素，而有可能是这个时代法国社会共有的经历(experience)。稍微了解一下18世纪中期法国的历史进程即可知道，达米安所言的两项宗教原则并非空穴来风，相反正是来自当时的社会与政治现实：“这个世纪第三个二十五年之初的震荡定格在两大主题之上：宗教问题(及其政治后果)和反抗税赋”。(56)下面我们对这段历史作一简单的梳理。 1748年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结束后，为了解决战争带来的巨额财政赤字，财政总监马肖·达努维尔(Machault d'Arnouville)推出税收改革方案，从1750年1月1日起，取消战时临时征收的什一税，开征“首期”廿一税(vingtième)。新税针对王国所有的臣民，不分“特权与非特权”，(57)该方案可以说是旧制度法国创建现代国家税收体系的一次大胆尝试。在轻微的抵抗后，巴黎和其他各地高等法院、等级会议省都予以同意，唯有坐拥雄厚资产的教会顽强地反对。原先坚定支持马肖改革举措的路易十五，在高级僧侣和宫廷“虔诚党”的游说下，于1751年底最终同意免除第一等级缴纳廿一税，旧制度由此失去了一次使国家现代化的重要契机！ 与马肖对抗中表现出强大势力的高级僧侣阶层，同时在国内挑起了影响极其深远的宗教争论。(58)这场绵延半个世纪的争论，起因于1713年谴责詹森派101条主张的《乌尼詹尼图斯通谕》。詹森派是天主教会内部的革新派，被教会和王权视为“宗教和国家中的共和主义者”。(59)1750年代争论的麻烦制造者，是新任巴黎大主教克里斯托弗·德·博蒙。他要求所有的临终者都要出示教会机构颁发的“忏悔证”(billets de confession)，表明自己接受《乌尼詹尼图斯通谕》作为信仰规条，教区神甫才能给他做临终圣事。博蒙希望借此打击忠诚的詹森教徒，同时挖出有嫌疑的教士。(60)詹森派教徒进行申诉，高等法院认为这是介入教会—国家事务扩大自己权力范围的大好时机。1752年，巴黎高等法院进行了司法干预，并颁布禁令，要求神职人员不得拒绝给不能提供忏悔证书者做临终圣事；并命令他们在圣事管理方面，必须遵守王国内部的教会法和有关规章。(61)但禁令被国王取消。1753年5月，高等法院法官罢工，国王随即下令将他们流放出巴黎，直至次年9月才被重新召回。国王同时劝服他们注册了“肃静法令”，但不妥协的双方都难以“肃静”。对抗发展到1756年，王国政府甚至央求罗马教皇介入调停，但本笃十四世颁布的温和的教皇通谕遭到高等法院断然拒绝，国王与高等法院的对抗至此变得无法调和。12月13日，路易十五“御临法院”欲强行迫使后者屈服，高等法院大部分法官再次罢工抗议。 就在宗教争论臻于高潮之际，财税问题再次缠上王国政治。为了筹集“七年战争”的军费，1756年6月，王国政府宣布创立新廿一税，同时延长首期廿一税。然而，这次高等法院没有轻易俯首，他们激烈地反对新税，巴黎高等法院提交给国王的谏诤书，“明显地流露出长期累聚起来的怨恨之火”。(62)他们抗议新税的征收和使用方式，“无论丰年还是灾年，都会在首都造成一系列难以言表的不公和悲苦，并让所有的公民遭受苦难”。(63) 旧制度精英阶层的政治纷争之所以影响到达米安这样的普通民众，与高等法院的抗争策略密切相关。为了与具有天然优势的王权对抗，在1750年代的争论中，高等法院诉诸大规模的舆论宣传，力图寻求来自社会领域的支持，作为自己抗争的正当性基础。法官们将作为官方文件的判决书和谏诤书公之于众，律师们撰写小册子，抨击教会和政府，或向公众解释高等法院的立场，或深入考察历史宣称自己与国王具有同等古老的渊源，是专制主义的屏障和王国古老宪政的维护者。(64)一些律师把数百页的“司法诉状”出版发行，将反对通谕的教士所遭遇的悲苦和不公之情公之于众，激起公众对詹森派教士的同情和对通谕的反感。(65) 詹森派及其支持者的宣传确实激起了广泛的舆论回应。在政府取消了高等法院的禁令后，有许多传言说：“有五十多万市民愿意陪同高等法院去凡尔赛，并支持它代表国王(处理这件事)，因为国王漠视他忠实的臣民的愤怒之情”。巴黎大主教博蒙遇到一群书籍零售贩子，非常热情地兜售高等法院的禁令，同时以很不恭的言语评论乌尼詹尼图斯通谕。接着他又遇到一群普通妇女“以极其粗鲁的语言表达她们的怨愤之情”。(66)在这样的舆论气候中，身处巴黎且在多位高等法院法官家里当过仆人的达米安，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6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