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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及17世纪，情况有所变化：一是王国总人口增长幅度很小，1600-1700年仅从大约1900万增加到2150万；(32)二是在经济发展方面，“17世纪的艰难是毫无疑问，在所有研究这个时代的历史学家眼里，长期萧条的17世纪经历了多个发展迟缓的时段和如火如荼的危机”。(33)但众所周知，这个时期是法国现代国家建立、发展和成型的关键时段。在美国历史学家菲利浦·本尼迪克特看来，法国在政治国家和社会经济领域新机制的建构，为城市化提供了新的动力源：首先，在政治国家领域，随着绝对主义君主制逐步确立，司法和行政官僚的数量大幅增长，军队规模显著扩大。官员主要驻跸于城市自不待言，军队在不卷入军事行动时，大部分时间同样驻扎在城市。主要以国家税收供养的官僚与军队人数的增加，其产生的消费需求，一方面吸引为他们提供商品和服务的人员涌往城市，同时也驱动财富朝城市流动，因为旧制度法国的税源主要来自农业和农村。其次，在社会经济领域，居住在城市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利用资本对农村土地日益增多的控制、新的社会身份观念和消费观念、城市丰富的社交和文化实践模式，都是拉动法国人口从农村迁往城市的要素。(34) 1500-1700年法国的城市化进程，从时间维度纵向考察，无疑是一个充满变化的动态过程；但如果从空间维度横向考察则截然不同，呈现在眼前的是一幅相对静止的图景。简言之，法国城市网在这二百年时间里总的面貌变化不大，“王国1700年左右的城市网看上去非常接近1500年的城市网”，(35)鲜有规模较大的新城市出现。诚然，17世纪在绝对主义君主制确立和巩固的过程中，王国政府为政治和军事目的兴建了大量的纪念性城市和要塞城市——它们的数量占所有城市的2%，但这些人为创造的城市可以说毫无发展生机，(36)唯有勒阿弗尔(Le Harvre)和凡尔赛例外。即便属于成功典型的勒阿弗尔，尽管早在1535年就被创设为港口，但它从一个小村庄真正变成一个政治中心也是很晚之后的事；凡尔赛的飞跃性发展纯粹是强大王权意志的结果，路易十四死后，法国的政治中心重新转向巴黎城，巴黎的迅猛发展让它顿时显得黯然无光。因此，从弗朗索瓦一世到路易十四去世时，除因领土兼并而加入法国的城市，如斯特拉斯堡、里尔等，近代早期法国城市网的基本面貌变化甚微，从城市史家勒佩蒂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工业化前夕的法国城市体系依然如此，(37)这种情况几乎一直延续至今。布罗代尔在《法兰西的特性》里对此作了简明扼要的阐述：“法国各城市仍然位于在高卢—罗马时代(几乎全部是最大的城市)或在11、12世纪它们初创的地方，新城市组织是(旧有城市)重新焕发生机而非新建。”(38) 然而，这个网络中星罗棋布的城市或城镇，犹如大大小小的联结点，构织起法国的空间形态，它们在规模和地位上存在较为分明的等级，巴黎不容置疑地处于高高在上的位置，早在16世纪，其人口就已远超其他城市，但规模优势还没有后来那么明显。位居其下的大城市有鲁昂、里昂、图卢兹、奥尔良、波尔多、马赛等。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优势，支持它们跻身大城市的行列，如鲁昂的行政司法机构、港口地位和大学，马赛和波尔多面向海洋的地理条件，尤其是以工商业立市的里昂在15、16世纪之交获得迅猛发展，被喻为“法兰西的第二只眼”。(39)17世纪，随着法国行政中央集权的不断推进，巴黎的重量逐渐大到失衡的地步，并在18世纪进一步加重。1600-1700年，巴黎人口从20万增长到50万，大革命前又变成60—70万。(40)中央集权导致的资源和机会的高度集中，吸引从显贵精英到平民的各个阶层不断涌来，政府试图阻止首都无限扩张的政令形同虚设。 这些大城市主导着其周边乡村世界的节奏，对西欧乃至世界的财富和情势变迁更加敏感，它们在近代早期法兰西的历史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对大多数法国人的日常生活来说，联系最为密切的还是数量众多的小城镇。这些小城镇作为市场集散地，领地或司法区首府，或活跃的手工业聚集地，是地方的或地区性的中心，人口通常只有几千甚至数百，但它们深深地扎根在周边的农村生活中，“农业生活对它们并不陌生，时常构成了城市活动的重要内容”，如夏托敦1696年40%的人口是由葡萄种植农和靠耕作为生的短工组成，这个百分比较之16世纪并没有降低。(41) 再将目光转向微观空间，考察单个城市本身的空间形貌变化。在这漫长的200年里，随着法国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加，城市内部空间的改变势在难免。首先表现在城市空间的改扩建上。以巴黎为例，城市化不断推进是16世纪这座城市空间的显著特征，“城市建设越来越向前推进，中世纪半农业的特征一点点消失”。这个时期，在塞纳河右岸改建和新建了卢浮宫及杜伊勒里宫，并将位于城东的王室领地分成小块售卖；在塞纳河左岸，布什里大街的一部分、莫贝尔广场地基和图内尔码头在1548年陆续兴建并在四年后完工，圣日耳曼郊区也开始得到开发；为了连接两岸，重建了被洪水冲垮的圣母院桥，并开工新建新桥。(42)17世纪，随着绝对君主制的建立和巩固，王权对兴建首都的意愿和能力变得更大。为了巩固新获得的王权，亨利四世非常关心巴黎人的福祉和首都的美化，在其得力助手苏利(Sully)的协助下，他重启新桥的建造，修建了两个王家广场——罗亚尔广场和多菲内广场，并完成了众多小修小补工程。(43)尤其是罗亚尔广场在巴黎的建筑史上得到了高度评价：“罗亚尔广场的建造，标志着巴黎城市规划中最为重要的一步，它将贵族居所安置在一个没有建筑的区域，它赋予巴黎第一个规整匀称的封闭广场。”(44)路易十三时代，不仅建造了罗亚尔桥，而且新修了多个街区，其中黎塞留街区把城市向西延展到查理五世时期(1364-1380年)的古城墙边，从而使巴黎展现出大都市的形象。尽管路易十四厌恶巴黎的混乱和喧嚣，但在他漫长的统治期间，巴黎累积的变化是不可忽视的，他曾耗费巨资重建或扩建了卢浮宫、杜伊勒里宫，修建或修缮了残老军人院、广场喷泉、林荫大道、城门、码头，为新街区的交通打通和拓宽街道。(45)在马赛、里尔和里昂等快速发展的大城市里，也都存在类似的城市空间改扩建情况。(4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