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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早期法国历史进程中的城市化与城市角色探析(6)

http://www.newdu.com 2017-09-06 《史学理论研究》2015年第 洪庆明 参加讨论

    第二,在社会结构变迁方面,精英阶层流向城市。1500-1700年,除商人和官员之外,乡村的缙绅贵族也开始向城市聚集,法国城市在此期间完成了对精英阶层的吸纳。16世纪,以“乡居贵族”为主体的精英阶层仍以乡村世界为根据地,如诺曼底贵族古贝维尔老爷(Sire de Gouberville),(56)他参与乡村世界的各种习俗和信仰活动,主持乡村会议,投身当地的节庆活动,需要时才去城里处理事务和游玩购物。“乡村对他们来说还不是简单的别致风景和纯粹的收入来源;在他们眼里,乡村依旧是活生生的现实。”(57)但乡居贵族们并未隔绝在乡村文明当中,他们与城市文化也有密切的接触。从古贝维尔老爷的流水账日志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偶尔离开自己的庄园城堡,在鲁昂、卡昂、巴约等周边城市/镇逗留较长时间,除处理经济和法律事务外,还参与城市丰富的社交或娱乐活动,购买剑、斗篷、手套或书籍等各种精美物品。(58)即便那些在巴黎已建有自己府邸的大贵族,也并不常住于此。但17世纪上半叶是一个显见的分界点,越来越多的贵族家庭从乡村移居到城市。坐落在卢浮官周围和圣日耳曼郊区的豪华府邸如今变成大贵族们的主要居所,一些外省城镇也成为贵族居住和娱乐的中心。1695年,埃克斯住有400家佩剑贵族和193家穿袍贵族。即便布列塔尼小城奥莱,也有12个贵族家庭常住于此。(59)
    第三,在经济权力上,城市主导着财富的生产和消费。众所周知,16、17世纪,法国还经历着较为剧烈的经济变动,如价格革命、商业革命和乡村工业的发展。更大范围的社会里的这些经济变动,与城市本身的社会演变——精英阶层的聚集——结合起来,促进了城市化的发展,提升了城市在国家经济方面的主导地位。在农业领域,城市掌控的土地数量不断增长。上述贵族阶层从乡村向城市流动是一个原因,而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显然与这两个世纪法国社会总体的发展变动密切相关:商品经济发展、物价上涨和国家税赋加重,使部分农民濒临破产,被迫出售部分土地偿债,其购买者主要是来自城市的富裕的食利资产者。根据拉杜里的研究,早在1547年,蒙彼利埃乡村的6块大地产,其中5块由蒙彼利埃人所有(2名贵族、2名法官、1名资产者),仅有1块属于农民。1677年,这种趋势进一步加强,11块大地产全部为蒙彼利埃人所有。(60)土地控制数量的增长和精英阶层的流入,不可避免地导致农业收入分配向城市倾斜。(61)
    在工商业领域,城市是16、17世纪商业革命和工业发展的中心点,而工商业的发展则为城市实力的增强注入了动力。譬如大城市里昂,欧洲南北远程贸易路线上的重要中转站,担当着国内外商品集散地的角色,法国1/3甚至一半的商品进口通过这里中转。即便宗教战争时期该城兴旺的商业和金融业遭到沉重打击,但17世纪初它很快重新复兴,且非简单的复原,而是在新基础上的更生。先前几个世纪里,里昂一直是法国进口国外丝织品的门户,但在17世纪头二十年里,这座城市的丝织业取得飞速发展,丝织品质量极大地提升,国内外市场不断扩大。(62)此后直至20世纪初,丝织品制造和销售一直是这个城市的立市之基,使之在法国的城市等级中能够长期保持着仅次于巴黎的地位。一些规模较小的城市,尽管缺乏里昂这种广泛的外部联系和大范围辐射力,但同样扮演着地区商品流转枢纽的角色。如法国北部的博韦就是这样的城市,它的纺织业非常发达,亚麻和呢绒纺织业尤为突出,乡村工业的地位举足轻重。但城市是这些经济活动背后有力的控制者,它不仅通过资本组织和控制生产活动,更通过市场把产品西销至佛兰德尔、荷兰、英国,东销至康布雷和圣康坦,盘活了整个经济活动。(63)正是16、17世纪商业的这种总体性飞跃,城市得以进一步强化其在经济领域的控制力。
    第四,在文化方面,城市是近代法国走向文明开化的重要源流。16世纪法国的宏观历史进程——宗教改革、人文主义勃兴和国家建构,对社会文化的变革和发展施加了重大影响。如在教育领域,从16世纪上半期开始,初级教育、中等教育和大学均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64)城市则是教育发展和变革的先驱和重镇。不单新建的大学和新兴的中等教育机构(college)主要设立在城市,并由来自城市的权力机构——教会或市政当局控制着;哪怕初级教育机构,城市所拥有的数量也远多于农村地区,教会小学“在城市里是按照教区区划分布的。在乡村地区,尽管那里有学校存在,且它们都处于相同的体制下,但我们发现并非所有教区都有学校”。(65)正是城市教育的相对发达和谋生需要,使城市人口的识字率比农村人高。对蒙彼利埃地区公证文书的研究表明,1574-1576年,63%的手工业者能够签自己的名字,而同一个公证人的农民顾主那里,高达72%的人是文盲。再往西部的贝齐耶和纳尔榜,这种落差则显得更加明显:没有能力签名的手工业者是34%,但在农业劳动者中,仅有10.4%的农民和2.9%的雇工能写自己的名字。(66)城乡识字率的差异一直延续了下来,1970年代孚雷等人对教区婚姻登记簿的计量研究表明,17世纪末情况依然如此。(67)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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