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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宗教话语权的垄断与信仰空间的压缩 如果回溯迪罗西耶过往的经历，就会发现他在圣巴托罗谬屠杀发生之后的改宗行为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其中颇值得关注的是在第一次宗教战争爆发伊始发生的“莫雷利事件”。该事件对法国新教教会产生了剧烈的冲击，而迪罗西耶本人也牵涉其中。1562年，让·莫雷利在里昂出版了《论基督教教会的戒律与治理》一书，对加尔文教派的教会制度进行了系统的批判。莫雷利提出：践行真正戒律的权力来源于整个教会，存在于全体基督教信众之中，任何不具备广大代表性的代表制度都违背了基督的意志。他批判了当时所有教会的治理形式，其中也包括了日内瓦的新教教会。莫雷利在书中指出：“耶稣基督建立了他的教会，颁布了他的律法，他并没有建立一个贵族统治的政府，而是要依照永恒的律法统治其永恒的王国”[18]63，从而将日内瓦新教教会斥为带有“贵族政治”和“寡头政治”色彩、背离圣经要求的教会组织形式，主张教会组织机构的民主化和地方分权。在同年于日内瓦举行的全国宗教大会上，莫雷利及其著作遭到了严厉的批判[5]67。 身为莫雷利的朋友，迪罗西耶就法国新教教会的民主化改革问题与莫雷利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在众多问题上赞同莫雷利的观点[2]264。迪罗西耶在“莫雷利事件”中的立场已经与日内瓦新教教会相背离，威胁到了日内瓦新教教会在法国新教事业中的地位。而日内瓦新教教会的代表也数次在法国全国宗教大会上对迪罗西耶等人的观点进行了严厉斥责，日内瓦方面甚至用从迪罗西耶住所搜查到的他与莫雷利之间的信件来对他们进行打击。因此，在圣巴托罗缪屠杀之前，迪罗西耶与日内瓦的关系已经达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也就是在这一时期，迪罗西耶对日内瓦新教教会的绝对权威和加尔文教派的部分教义产生了质疑。 到了1563年，迪罗西耶与日内瓦新教教会的紧张关系进一步恶化。迪罗西耶甚至被指控为《论无辜者与基督教会的民事、军事自卫权》(La de fense civile & militaire des innocens & de l'Eglise de Christ)一书的作者。在民众武力反抗世俗政权的权利问题上，这本书所做的探讨比当时的其他著作更为激进，招致了泰奥多尔·德·贝兹的强烈批驳，贝兹称该著作“充斥着各种邪恶而极具煽动性的想法”[19]155。迪罗西耶遭到指控后曾短暂入狱，后因证据不足才被释放[2]252。在经历了一系列的压迫之后，迪罗西耶对贝兹等人充满了敌意，这在他的第一份《忏悔录》中已经表露无遗：他嘲讽贝兹害怕时总是喊道“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何弃我不顾”[14]19。 不仅如此，“莫雷利事件”还反映出当时教会组织与世俗政府体系对私人领域信仰选择空间的挤压和影响。谢尔顿·沃林认为，就教会组织而言，16世纪早期的宗教改革者抨击教皇的目的在于将个体信众从诸多机构的控制和传统的束缚中解救出来，他们进而提出“无形教会”和“因信称义”的概念，以抵消“有形教会”对个体信众的影响[20]148。至少在路德宗教改革时期，宗教改革者们仍然在寻求削弱教会组织对个体信众信仰问题的干涉。然而这一思想到了加尔文时期却发生了改变。加尔文认为人是秩序的造物，应该受到权力的限制和控制。他一方面批判了天主教会所拥有的权力，另一方面却又将这种权力赋予了新教教会。沃林认为这种权力包括了三方面的内容：规制教义的权力、创制律法的权力和司法裁判权[20]155-156。一旦新教教会拥有类似于天主教会的权力，个体信众的私人信仰领域将不可避免地遭到新教教会组织的侵犯和控制，于是便出现新教教会眼中的异端以及对异端的压迫。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