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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天主教会和新教教会对异端的压制表明，16世纪的教派纷争并没有为个体信众的私人信仰留下多少空间。迪罗西耶在16世纪60年代与新教教会的矛盾及其在圣巴托罗缪屠杀后的两度改宗及最后的结局，无疑都是宗教话语权被垄断局面下个体的无奈选择。而圣巴托罗缪屠杀更是天主教抢夺法国国内宗教话语权的重要一步。屠杀本身在于从肉体上消灭新教信徒，而屠杀后所展开的传教工作以及大规模叛教现象都是在精神上战胜对手的表现。天主教借此遏止了加尔文教派在法国境内的快速传播，进而令它一蹶不振；天主教激进派别所组成的“神圣同盟”(la League)更是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法国的政局；耶稣会所创建的教会学校在法国迅速发展，将日内瓦和里昂的新教火花彻底浇灭。 但圣巴托罗缪屠杀同样也是宗教话语权在法国盛极而衰的分水岭。大屠杀本身的暴力和天主教会对法国控制权的抢夺令法国陷入到了更为严重的战乱和无政府状态。正如马丁·路德所强调的，世俗政府与属灵的政府各司其职方能更好地维持上帝的统治，而两者之间权限的混淆则是致乱之源。法国王室的衰弱、“神圣同盟”和“十六人委员会”(Seize)等天主教激进势力的扩张都进一步将法国社会推入混乱与无序状态之中。 与此同时，造成这一时期个人信仰困境的第二个原因，即政治上的领主—附庸体系对宗教组织的渗透，在一定程度上却为结束混乱的局面打开了一条新的道路。这种渗透进程在压缩个人信仰空间、压制宗教话语权的同时也提升了政治利益和政治价值观的重要性。这一时期出现了一股试图避开宗教话语权，转而寻求加强已经遭到削弱的政治话语权的力量，他们被称为“政治家派”(Politiques)。让·博丹是其代表人物，他的著作融合了多种宗教信仰，包括新教和天主教，在其后期的思想中也极力支持绝对主义君权在法国的发展，其本人的宗教信仰也颇为暧昧[4]110-111；受迪罗西耶影响而改宗天主教、此后又多次反复的亨利四世同样也可被归入政治家派的范畴。他们在宗教上表现出两个共同点：首先是对宗教宽容的倡导。博丹的《国家六论》和亨利四世的《南特敕令》是政治家派思想的典范。其次是他们在宗教信仰上的功利性。1590年，博丹曾迫于压力表达了对极端天主教派别“神圣同盟”的支持[26]191；而亨利四世多次改宗、在天主教信仰与新教信仰之间摇摆不定的事实也足以证明在其内心中并不存在宗教的狂热和虔信。在16世纪末的法国，政治家派是实现从中世纪到近代这一彻底转向的关键所在。他们使法国最终摆脱了宗教话语权占据统治地位的局面，结束了“属灵王国”与“世俗王国”之间界限混乱的状态。以博丹和亨利四世为代表的政治家派推动了绝对主义君权在法国的崛起，并最终占据了主导地位，在一定意义上标志了近代国家的出现。 因此，仅就16世纪的法国而言，尽管“处于公共生活中心”的宗教信仰已经衰落，但它并未被私人领域的宗教信仰所取代；相反，私人领域的信仰空间仍然遭到公共宗教话语权以及成为公共生活中心的政治话语权的压制。 注释： ①罗伯特·金顿在研究加尔文宗牧师的构成时曾经指出了加尔文宗与路德宗以及英国圣公会截然不同之处，即加尔文宗很少从天主教教会中吸收改宗教士。大量证据表明日内瓦方面并不青睐改宗教士，即便授予他们教士职位，也需要进行大量仔细的审查。在金顿所研究的59位可追溯其过去社会背景的牧师中，仅有6位曾经是寺院教士(regular clergy)，仅有1人曾是在俗司铎(secular priest)。参见R.M.Kingdon,Geneva and the Coming of the Wars of Religion in France,1555-1563,Geneva:Librairie E.Droz,1956,pp.9-10。 ②罗伯特·金顿也认为使徒传统的继承是理解迪罗西耶首次改宗的关键所在。参见R.M.Kingdon,"Problems of Religious Choice for Sixteenth-Century Frenchmen," The Journal of Religious History,Vol.4,No.2(1966),p.108。 ③“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参见《圣经(和合本)》，《新约》第31-32页，《马太福音》，第16章第19节。依凭基督给予圣彼得的权力，以及使徒到教皇的传承，天主教教会获得了接纳和开除教会信徒的权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