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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还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通过实证的研究，从历史发展的过程和趋势，进一步论述了历史发展规律，使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所代替的理论更有说服力，其他诸如无产阶级革命同盟军的理论，以及东方革命与西方革命的相互关系理论等等，也得到实证性的直接或间接的说明。1884年，恩格斯根据该笔记中的《路易斯·亨·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摘要〉》完成了著名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该书的副标题即为“就路易斯·亨·摩尔根的研究成果而作”。这是马克思生前已经开始而没有完成的工作，它科学地阐明了家庭、私有制、阶级的起源与国家产生的关系，是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原始社会的一部系统的重要著作，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学说。 马克思的《古代社会史笔记》和《历史学笔记》一样，是他历史理论的深化。如果说《古代社会史笔记》是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第一次深化，那么，《历史学笔记》则是继“人类学笔记”之后的第二次深化。 1972年，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由美国人类学家劳伦斯·克拉德编纂、整理、注释，并写有长篇绪论，在荷兰出版发行，书名是《卡尔·马克思的社会文化人类学笔记》，引起广泛反响，很快日文、德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法文等多种文本面世。劳伦斯·克拉德最初整理的是《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亨利·萨姆纳·梅恩〈古代法制史讲演录》一书摘要》、《纳·拉伯克〈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一书摘要》、《约翰·菲尔爵士〈印度和锡兰的雅利安人村庄〉一书摘要》四部著作的笔记，后又整理出版了马克思的另一部重要的笔记，即《马·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一书摘要》。 在研究马克思晚年思想时，仅仅研究马克思的《古代社会史笔记》(《人类学笔记》)，或将其与《历史学笔记》等其他笔记割裂、对立起来是不妥的。《历史学笔记》是一部未能引起足够重视的马克思晚年的重要著述。认真研究马克思的《历史学笔记》，对于澄清一些错误的认识，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马克思晚年思想研究中，近年西方学者提出一种颇有影响的观点：鉴于马克思晚年的多种笔记中多涉及俄国、印度等东方国家和古代村社制度，他们就误以为马克思晚年在理论上出现了“困惑”，表明马克思的学术兴趣发生了所谓的“明显转移”，放弃了《资本论》的研究与写作，进而得出一些错误的结论。例如，认为马克思对东方古代社会的研究，表明唯物史观所揭示的社会形态“依次更迭”理论“行不通”了，“人道主义”代替了唯物史观。还有人提出所谓马克思晚年的“东方社会发展理论”，和马克思中年的“西方社会发展理论”两个概念，并将两者对立起来，将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割裂成对立的两部分，否认马克思主义学说是一个有内在联系的科学体系。 西方一些学者还提出“回归论”，即所谓“晚年马克思向早年马克思的回归”。还有“对立论”，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立起来，例如，美国学者诺曼·莱文在《可悲的骗局：马克思反对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中的人类学》、《辩证唯物主义和村社》等著述中，即持这种观点。在他看来，马克思是“辩证唯物主义者”，从来没有提出固定的社会发展模式；而恩格斯是“经济决定论者”，认为人类所有社会发展必然要经历一整套固定的发展阶段，将马克思富有活力的社会理论变成了僵死的社会决定论体系，进而得出恩格斯是“庸俗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等谬论。产生这些错误观点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西方学者出于某种政治偏见，对《历史学笔记》缺乏系统的研究，曲解反映马克思晚年思想重要内容的《历史学笔记》，歪曲《历史学笔记》的实质性内容。 在《历史学笔记》中，马克思通过实证性的历史研究，从理论与历史研究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对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进行了阐释和验证。 马克思、恩格斯多次申明：“历史是不能靠公式来创造的”，“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⑤ 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将马克思主义概念化、公式化，从教条出发肆意“剪裁历史”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和庸俗经济决定论相混淆。1890年9月，恩格斯在致约·布洛赫的信中说： ……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⑥ 如果说恩格斯在这里是从理论的高度概括上，有针对性地阐释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那么，马克思则在《历史学笔记》中，通过对历史进程的实证研究来阐明这些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例如，第1册笔记中有关英国、德国、法国“十字军远征”的内容占有很多篇幅，而这些内容的重点之一是罗马天主教会和教皇的作用，例如，“英诺森三世成了教皇，他立即成立一个惩治异教徒的委员会，指定西多会的一名修士和该会的另一名修士卡斯特尔诺的彼得为特使，给他们下达书面指令，其中包含了对异教徒实行最终审判(即宗教法庭)的所有要点。”“著名的‘圣徒’(走狗)多明我(多明我会的创始人)和一些狂热的西班牙神职人员成为教皇的特使，他们还煽动阿拉贡国王采取行动，在这以后，对异教徒的迫害日见加剧。”⑦ 马克思认为，宗教的历史是人类历史的歪曲反映，宗教是“现实世界的反映”，“一切宗教的内容，都是以人为本源”。⑧在第三册论及封建主义衰落和资本主义的兴起时，宗教改革和与之有关的内容占有相当多的篇幅，如“宗教改革初期的德国、西班牙、法国、英国和意大利”、“德国的宗教改革”、“宗教改革的成功”、“宗教改革运动的结果”、“亨利八世前的法国宗教战争”等，表明马克思对于宗教这一与社会历史因素相联系的特殊的“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是何等重视。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中，特别是西欧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宗教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马克思通过具体的史实论证了“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⑨强调宗教的实质内容是人，而不是神。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第一次描述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趋势，即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所有制、资本主义所有制和未来的共产主义所有制。马克思还在其他著述中，详尽地阐释了社会发展普遍规律和社会形态相互更迭的历史过程。这些理论在马克思晚年的《笔记》中，也有精辟的探讨和论证。关于原始氏族社会向奴隶制发展的探讨，有关内容主要集中在《古代社会史笔记》中；而在《历史学笔记》中，则对奴隶制的、封建制的和资本主义的经济形态，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如果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对社会形态的论述，主要是通过哲学意义上的阐释，针对费尔巴哈的哲学人本主义、黑格尔的思辨哲学，和青年黑格尔派的英雄史观，做出历史唯物主义的回答，那么，在马克思晚年的《历史学笔记》中，则主要是通过实证的形式深化社会形态理论的研究，使其在坚实的历史基础上，得到更完整、更准确的表述。 一些人因马克思晚年论及俄国农村公社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于是便认为马克思早年提出的社会形态学说不适用于东方，因此需要重新规范“历史发展道路”，建立所谓“适用于共同的社会形态的理论体系”，等等。这些认识的产生，是从公式、概念出发，片面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结论，割裂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的内在联系。那种所谓研究中心的“转移”、理论认识和观点的“改变”等问题的提出，既没有看到马克思的历史认识视野不断扩大的连续性，也没有看到唯物史观理论的不断完善和发展，总之，是用僵化的观点对待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着的唯物史观的结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