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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展陈具有浓重的应用性学科色彩，它以解决博物馆展陈工作中的实际问题为研究对象，这些问题涉及广泛，来源诸多且彼此牵连。从一根横梁的处理，到一条动线的设置，从一件文物的说明，到一处灯光的投射，发生在博物馆展陈空间中的所有现实问题，都是博物馆展陈要面对和处理的工作对象。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博物馆展陈空间并不仅仅是一个单一的、纯粹三维化的物理空间，它至少是包括了三个“空间”层次的一个有机整体： 一是建筑空间。它通过空间布局、功能划分制造物理性的隔断，并通过各类装饰构筑起不同的总体氛围。任何一个展陈，都在一个特定的建筑空间里展开，无论是在旧居、旧址里做“螺蛳壳道场”，还是在高大上的新建筑体里大展手脚、大做文章，建筑空间在物理性、空间性上定义了一个展陈的格局。 二是叙事空间。它通过实物展示、图文描述等方式来主导意义的阐释。任何一个展陈，之所以能成为展陈，而不仅仅是一个空壳的厅堂，主要是在于它有思想、知识、文化的传达，有意义、价值观的传播，无论这种传达、传播是运用实物、照片，是借助艺术品、多媒体，还是添加文字、图表等，这些手段所构筑的叙事空间在真实性、精神性上定义了一个展陈的走向。 三是想象空间。它通过体验交流、情感触动来促进认知的建构。博物馆展陈中的建筑空间是通过有形之物所构筑的物质性空间，叙事空间是在这个物质性空间内通过有形之物所构筑的价值性空间，而想象空间关注的则是思维、感受和认知这一维度在展陈中的展开。建立在建筑空间、叙事空间基础之上的想象空间，是通过无形情感所构筑的精神性空间，并且这种构筑行为由展陈本体及其受众群体共同完成。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的博物馆展陈类型会对三个空间进行不同的组合和配置，采取着重或回避的做法，有选择性开展诠释，进行叠加，从而实现自己的展陈传播目的。 观察艺术类展陈，它强调审美体验，常常在美术馆中看见的是被称为“白盒子”的艺术展览公共空间。布莱恩·奥多尔蒂在其著作《在白盒子空间里：画廊空间的意识形态》中定义了现当代艺术类展陈的模式：“一个简单的无装饰的空间，有着白色墙面与上腊的木质地板，或是软灰色地毯。”“绘画作品单一地被悬挂，彼此有宽广的间隔，有时在每一墙面只有一件大作品。” 以“白盒子”方式出现的艺术类展陈，是一种固化和强化建筑空间的展陈模式，它刻意地抽离了叙事空间除实物本体以外的几乎所有部分，去除尽可能多的历史脉络，希望藉此让想象空间定向到一个“永恒的精神场域”。除了叙事空间的背景和诠释，其实也就弱化了叙事空间，同时降低了很多人进入想象空间的可能性，这使得专业艺术工作者、艺术爱好者之外的普通观众在“白盒子”展陈模式面前，往往会感受到如同其建筑空间一样的疏离感。 观察文物类展陈，它靠大量器物的有序排列反映出某个历史时期的社会发展状况，以精美文物成体系的展出作为特点。文物类展陈和艺术类展陈虽然类型不同，但如果从三个空间的角度去观察，会发现它们都很注重建筑空间，注重布局审美、灯光调控，富于美感而吝于叙事表达和诠释。因而从很大程度上来看，文物类展陈也可以说是一个“白盒子”的异化形态。对普通观众而言，观展可能会有非常享受的美的一面，也有很多时候存在无法看懂的遗憾。当然有一部分博物馆并不认为这样的展陈有任何的问题，普通观众对展陈的解读不足和理解困难，是可以通过充足的教育手段、有效的学习资源等其他方式来加以弥补与化解的。 而历史类展陈，当然包括大部分的纪念馆展陈，在三个空间的组合、配置上则有不同于艺术类展陈、文物类展陈的表现方式。一种表现是在很多情况下，纪念馆展陈要面对旧址、遗址、故居内办展的现实，这样独一无二的建筑空间极具特色，在叙事空间上的适配性虽不高，有时甚至很难确保一个连续不断的有效叙事空间；但在一定程度上却对想象空间有较好的支撑作用，作为当时历史事件的发生地、历史人物的诞生地或工作地等，能让观众产生比较直观的空间体验，因而对当时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能产生更为合理的联想和深入的共鸣。 另一种表现是无论建筑空间是否能良好地适配叙事空间，纪念馆展陈对于叙事空间的重视程度要远超于艺术类展陈、文物类展陈。因为在意义阐释上，纪念馆展陈往往具有极强的指向性，对历史事件的经过、历史人物的经历及其社会价值、精神意义都要予以确认，而这种确认往往就被落实成为叙事空间的极度强调。很多时候，纪念馆展陈中所出现的大段密集性文字和专业性图表等，都可以视作大力突出叙事空间的“焦虑性”表现，而这和纪念馆基本陈列的最根本任务在于“叙史”有很大的关系。但大段密集性文字和专业性图表，能否解决好纪念馆展陈的意义阐释，能否真正把这些价值、意义都传达给观众，却是一件要打问号的事情。 “想象空间”对纪念馆展陈的重要意义 诚然，“纪念性”赋予纪念馆展陈以不同于其他种类博物馆的特性，“叙史”是纪念馆展陈的最根本任务，它必须忠实记述历史事件的过程、历史人物的业绩。“叙史”很容易会被视作一个死板的、平直的、毫无变化可言的既定事实叙述过程，这对纪念馆展陈来说，绝对是一个错误的认识。 作为博物馆的一支，纪念馆依然是面向公众开放的一个场所，它不是研究所，不能只顾闷头于资料堆，一心潜行于研究中。作为一个“学术研究机构+公共文化机构”的纪念馆，要为公众提供便于获取、易于理解的展陈、教育等多种文化资源，因而其“叙史”工作不仅要建立在扎实的藏品研究和学术研究基础上，更要建立在对自身受众的清醒认识上。 对某个时代、某些历史事件存在个体记忆的人，可以被视为第一代“叙史”受众。这种个体记忆，未必都是对历史事件本体的亲身经历，曾处于同期历史阶段的进行时态、曾置身于历史事件大背景中的这一代人，或许会有不同个体视角和个人体验，但历史事件或多或少都会成为他们个体记忆的一部分。“叙史”对于这一代人而言，主要是个体记忆的再确认或亲身经历的留存，这是一个充满感性色彩的行为。 他们的下一代人作为第二代“叙史”受众，有机会耳濡目染，聆听上一代人的个体记忆，上一代人的个体记忆和个体情感往往能部分“拓印”、“晕染”到第二代“叙史”受众身上；而同时，他们又可以从后来者的角度，相对理性地去看待成为过去时态的这些历史事件，剖析历史事件的起因和影响，深入思考上一代人个体记忆中那些反复被回味、被探讨的部分。因而对第二代“叙史”受众来说，“叙史”就是兼具感性和理性地去记忆这些历史事件。 而从第三代、第四代“叙史”受众开始，随社会发展和变迁，之后的受众对祖辈以及之前的那些历史事件，其熟悉程度和理解能力都在逐步下降。个体记忆不能复制粘贴，历史事件如缺乏必要的知识背景也无法深刻解读，他们所能做的是对历史纪念的传承，并且这种传承更多是来源于一种理性责任，而非来源于自身的感性经验。那么面向这一代及之后的“叙史”受众时，纪念馆的“叙史”工作就应该成为一种对群体记忆的解读和对历史纪念传承的保障。 纪念馆展陈策划时必须充分考虑到各个受众群体存在分层并各有侧重的现象和特点，并主要针对第三代、第四代及之后的“叙史”受众，开展有效的“叙史”手段，更多挖掘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所蕴藏的精神实质，把精神塑造和传播作为一个重要工作来开展。因为恰恰是精神实质或曰精神本体，才是一段历史、一份记忆在面临代际更迭时最为有效的核心传播诠释点，这也是“叙史”工作深入开展的方向。 第三代、第四代及之后的“叙史”受众，因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已不同于第一代、第二代“叙史”受众，往往对历史事件缺乏最基本的认识，因此对于纪念馆展陈内容，他们可能完全是一片空白。想要让这样的受众能够良好地理解和接受“叙史”，最需要的是有一个完备而包容的想象空间。因为只有搭建起认知行为所必需的图景，才能真正启动其中知识、信息的流动，并最终实现认知行为的达成。在这一认知行为的构建过程中，纪念馆展陈的建筑空间是其生发的场所，叙事空间是知识、信息的内核，而想象空间则作为认知图景的元素，具有催化剂一般的重要意义。 (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