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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深远的革命 然而，用“创新”一词尚不足以表达或概括本届大会的意义，因为它的许多议题已经超出了创新的含义或范围。无论你是否承认，我们早已处在一场深刻的革命中，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这场革命已经在我们的生活中悄悄发生了，这就是历史学的数字化。由于身处这个过程之中，我们对历史学的数字化也许感到平淡无奇。但当你将历史学家由字句耙梳、笔耕不辍与以网络工具检索资料、书写文本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的时候，也许才意识到我们已经实现了一个怎样的飞跃，而且这个飞跃显然还只有初步的意义。我们已经看到，历史学家中的睿智者群体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领悟了数字化技术的意义，并率先将这一技术应用于自己的研究。这里的所谓应用，并非仅仅指资料检索，检索资料当然重要，但如果仅仅用于资料检索，等于你还不了解睿智者们研究工作的内容，还远没有理解和认识数字化技术的意义。 我们通常称赞传统史学具有“十年磨一剑”和“述而不作”的精神，也常常诟病有些学者一年出版几本书，因此质量低下，舛误百出。但是将来，如果我们仍然怀着一腔逆反去睥睨或指责那些高产的学者和他们的作品，我们也许真需要有点自知之明了。依笔者的观察和思考，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历史学家的科研工作的一应环节大多都可以由计算机代劳。这就必然迎来一个新的时代——一个高产出的时代。 而展望未来，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发展，海量的硬件、软件等电子元素的更新换代，数字化图书馆的不断改进和完善，纸质图书和传统图书馆或将不久即沦为文物，甚至连纸质书写都可能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不是危言耸听，更不是在写科幻小说，因为在笔者看来，这一趋势已经形成，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到来。以此观之，历史研究将是一个把数字化、自然科学与历史学、社会科学结合在一起的新学科。今天，我们可以将这个学科称为交叉学科，但将来或许连这样的学科概念都不再存在。那时候，历史学家必须依靠数字化技术进行研究，这对传统历史学而言，当然是一场革命。遗憾的是，国内史学界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根据王育济教授的披露，“历史学的数字化转向”是以美国史学会的名义申报和主持的，中国史学界虽也有相关讨论，但几乎不可能上升为国家历史学会的主题。这正是国内史学界与欧美史学界的差距所在，而我们的历史学家可能还远没有觉察到这种差距。这是一场深远的革命，它将颠覆传统史学，荡涤陈旧观念，迎来史学研究的巨大变迁。 但是，历史学的数字化是否意味着“史学的转向”呢？无论创新还是革命，都必须以继承为先决条件，没有继承的创新和革命是不可思议的。历史学的数字化无疑建立在传统史学的基础上。所谓基础，恰恰强调和表达了史学史的连续性，从而证明历史学正在沿着它的内在轨道向前发展，而数字化以来或之后的史学史不过是全部史学史的一个阶段，所以不存在“史学史的转向”问题。在历史学的客观性面前，无论高估还是低估，都不利于历史学的发展。历史学的学科性质决定了它的客观与平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