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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人：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陈卫平 陕西师范大学教授 丁为祥 武汉大学教授 李维武 中国哲学史与思想史关系问题的讨论，在20世纪80年代曾风行一时。21世纪以来，又陆续有学者对二者关系进行了探讨。厘清二者的不同内涵、划分研究的边界与层次，是思想史与哲学史交叉融合的前提，也有利于提升整体研究水平。围绕如何区分和整合中国哲学史与思想史，以促进二者交叉研究等问题，本报记者与相关专家学者展开了对话。 思想史重“史” 哲学史重“思” 《中国社会科学报》：30多年来，特别是近十年来，学界关于中国哲学史与思想史关系的讨论，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发生的？讨论的结果是什么？ 陈卫平：30多年来，关于中国哲学史与中国思想史关系的讨论，基本上发生在中国哲学史学术领域，这与该领域自身内在的问题有关。20世纪80年代，中国哲学史研究在否定了日丹诺夫的哲学史定义之后，迫切需要重新定义哲学史的概念。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涉及了哲学史与思想史的关系。当时最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冯契提出的新的哲学史定义，即“根源于人类社会实践、主要围绕着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而展开的认识的辩证运动”。这一定义实际上分辨了哲学史与思想史的关系。哲学不同于其他思想的特殊性，就在于它是以思维与存在关系作为自身根本问题的，哲学史也以探究围绕这一问题所展开的认识辩证运动为宗旨，从而与思想史相区别。 到了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哲学史学界又展开了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讨论，争论的焦点在于中国传统思想是否可以用来自西方的“哲学”梳理和表达。这自然又涉及哲学史和思想史的关系。对此，葛兆光在其《中国思想史·导论》中认为，“‘思想’这个词语比‘哲学’富有包孕性质，”所以，“‘思想史’在描述中国历史上的各种学问时更显得从容和适当”。这意味着将哲学史涵化于思想史。大体说来，20世纪80年代的基本倾向，是“净化”哲学史，以标示其与思想史的不同；而在21世纪初的基本倾向，是“泛化”思想史，以突显中国哲学蕴含于传统思想之中。 李维武：在过去的很长时期里，哲学史研究与思想史研究缺乏明确的区分，这与中国古代文、史、哲不分，以及哲学与伦理、哲学与政治密切联系等传统有关。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哲学史研究与思想史研究在距离上明显地被拉开了，变得不相似了。这种现象的发生，可以说是哲学史研究者与思想史研究者双方努力的结果。一方面，哲学史家为了突破旧的研究框架，发掘出中国哲学史与西方哲学史不同的内涵及特点，提出重视哲学范畴的研究，主张从历史上哲学范畴的形成与演变入手来书写哲学史。另一方面，历史学家也开始探寻与哲学史不相同的思想史写法，逐渐使思想史研究获得了自己独特的视野和内涵，不再以哲学史为自己的主要书写内容了。 《中国社会科学报》：书写方式的不同反过来又造成什么影响？ 李维武：哲学史研究与思想史研究出现了疏离，并由此开始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分野。哲学史研究主要探讨哲学自身的范畴与问题在历史上的开展，着重于形上的“思”的内容；而思想史研究则走向了对社会生活中的思潮、意识、观念的研究，着重于具体的“史”的内容。这种疏离与分野，使哲学史研究和思想史研究互相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他者”。既然两者彼此外在于对方，那么在两者间作认真审视和相互吸取就成为可能。 《中国社会科学报》：对于中国哲学史与思想史的区别，除了以哲学史的定义为判断依据，还可从何处入手把握二者区别？ 丁为祥：哲学史研究与思想史研究往往关注同一对象，但由于视角与关怀的重点不同，因而其结论也就具有很大的差别。一般说来，思想史虽然也研究历史中的思想包括社会思潮，但其所有的研究都必须以历史真实为底线，以社会经验与历史知识作为其最终指向。而哲学史往往是以思想诠释与价值阐发的方式进入历史上的思想世界的，虽然它研究的也是历史中的思想，但是其所阐发的价值与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却可以超越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从而也就以可能的价值与意义指向未来。改革开放以来，思想史与哲学史之不同取向、不同标准的矛盾，既是二者不同界限与不同侧重的表现，同时也促使二者对自身学科规范与不同侧重有一定的自觉。 思想史与哲学史互为参考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目前的实际研究中，二者呈现何种关系？ 陈卫平：这二者的研究在现实中往往是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说，中国哲学史论著往往也有思想史的意义；反之，中国思想史论著亦是如此。这主要是基于两方面的理由。一是二者的研究对象具有重叠性。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思想家离不开以形而上之道为根柢，因而其所思所想必然蕴含哲学理念于其中。而哲学家对形而上之道的追寻，也是和当时的社会思潮紧密相关的。在中国历史上，思想家和哲学家几乎是集于一身的。因此，中国哲学史和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就有了高度的同一性。而在同一个研究对象中，其哲学之思又是和其他方面的思想交织在一起的。二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道不远人”，对形上之道的思索最终是为了明了现实社会，即“推天道以明人事”。中国传统哲学的落脚点在于回答什么样的人生、社会是理想的人生和社会？怎样改变社会（“成物”）和造就自己（“成己”）？显然，回答这些问题就会涉及政治思想、经济思想、教育思想、宗教思想等思想史的内容。 丁为祥：在实际研究中，思想史与哲学史层次不同，但都是人们认识历史的思维工具。思想史是以历史真实与历史知识的形态连接过去和未来，而哲学史则是以价值与意义的方式连接过去和未来。二者的这种关系，既可用解读与诠释的继起性来理解，更可用知识与智慧的不同侧重、不同表现形态加以说明。也就是说，只有在思想史真实的基础上，哲学史智慧才能展现其超越性的价值与意义；同样，只有在哲学史的介入下，思想史的真实才更显深刻。 二史交叉研究大有可为 《中国社会科学报》：如何在认识中国哲学史与思想史二者特性的基础上，展开哲学史与思想史及其他相关领域的交叉研究？ 陈卫平：中国哲学史与思想史等领域的交叉研究有助于拓展研究视野，获得新的研究成果。而要实现这一目标，选题至关重要。例如，陈寅恪在关于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审查报告中指出，就思想的精深而言，儒学比不上佛、道，它能左右中国人公私生活两千多年，是因为其被“法典化”了。也就是说，儒学作为价值观念在传统社会得以落小落细落实，是通过制度化的途径实现的。这里涉及哲学史和制度史的交叉。似乎至今都还没有出现系统梳理和论证儒学价值观制度化的论著。如果能够深入地揭示这一点，对于中国哲学史和中国思想史来说，无疑都会打开新的眼界。 中国哲学史与思想史的交叉研究是大有可为的，实际上循着贯通二史的思路，可以开掘的题目非常之多。 《中国社会科学报》：哲学史与思想史的差别，并不会在交叉研究中消解，那么在研究中如何处理它们的差异性？ 丁为祥：相比于哲学史与思想史之间的差别而言，更重要的是它们的相互渗透、相互借鉴与相互促进。实际上，正因为哲学史与思想史具有不同进路、不同为学的侧重，反而可以发挥视角相互弥补、结论相互补缺的作用。因此，最好能够在思想史研究中充分借鉴哲学观念价值导向的作用，又能在哲学史研究中充分借鉴思想史研究真实、亲切的优点，这样的研究往往是哲学史与思想史相结合的产物。例如，侯外庐先生的《中国思想通史》，虽然以“中国思想通史”命名，实际上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中国历史上的思想流派与社会思潮的一种重新整理，并侧重于揭示“社会史与思想史的关联”，这就不是一般思想史所能完成的任务，而必须有一定的哲学观念导向在其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