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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朝地方统治制度具有鲜明特色，向来受到学界重视。辽五京是如何建立的？分别有何特点？学界关于辽五京有哪些重点探讨的问题？近日，本报记者就这些问题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康鹏。在康鹏看来，辽五京是理解辽朝地方统治制度的关键所在。 《中国社会科学报》：辽朝的五京制是如何形成的？有怎样的渊源？ 康鹏：契丹王朝在建国之后，先后建立了上京、东京、南京、中京、西京五个京城。《辽史·百官志》对于辽朝五京职官情况有一概述：“辽有五京。上京为皇都，凡朝官、京官皆有之。余四京随宜设官，为制不一。大抵西京多边防官，南京、中京多财赋官。”这一总结虽有不确之处，但大体指出了辽朝地方上“随宜设官，为制不一”的特殊性。 事实上，五京建立的过程，就是辽朝“随宜设官”的最好证明。从太祖神册三年（918）创设皇都至兴宗重熙十三年（1044）升大同为西京，历经百余年才最终确立了五京体制，可以说五京的建立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划，每一个京城的建立都是为了因应外部环境的变化。 上京是契丹最早建立的京城。辽太祖建国之后，受周围汉人影响，于神册三年创立皇都。在营建皇都的过程中，燕地汉人发挥了重要作用。可以说，正是在燕人的怂恿、协助之下，辽朝才将作为国家象征的都城建立起来。 东京的建立则与渤海地区的政局有着内在联系。太祖平渤海之后，立东丹国，以忽汗城为东丹国都城。太宗即位后，出于控制渤海旧地的需要，天显三年（928）下诏将东丹国都城南移至东平郡，并升东平为南京。此时的南京实为东丹国的南京，而非契丹国的南京。对于契丹王朝而言，当时作为国家象征的京城只有一个，就是皇都。会同元年，由于燕云地区被纳入辽朝版图，太宗遂并立三京，皇都为上京，燕京为南京，同时改东丹国南京为辽的东京。 南京的建置源于石晋割地。后唐末年，唐主李从珂发兵征讨河东节度使石敬瑭，敬瑭遣使向契丹求助，约以“雁门已北及幽州之地为戎王寿” （《旧五代史》卷七五《晋书·高祖纪》），辽太宗遂发兵攻唐。会同元年，石晋献幽、云诸州于契丹，太宗遂升幽州为南京，府曰幽都。 中京的成立则与奚人纳土宾服有着直接联系。圣宗以前，奚族一直拥有自己的领地，具有相当的独立性。这种状况直至圣宗时才有所改观，统和十四年（996），朝廷加强了对奚族的控制，将奚王府改隶契丹北宰相府。统和二十四年，“奚王府五帐六节度献七金山土河川地”（《辽史》卷三九《地理志》），七金山土河川乃奚王牙帐所在，奚王此举意味着将奚族据有的土地献给辽廷。次年，圣宗于奚王牙帐地建中京，实以汉户，府曰大定。 西京是辽朝建立的第五个京城。西京的建立主要是迫于北宋的军事压力。早在统和初，西京地区诸州已有单独成为一个区域的趋势。重熙十三年，辽兴宗伐夏失利后，为了防止宋朝趁机进攻山西地区，遂建西京。 辽朝实行诸京并立的制度，可能是出于分区管理的需要，同时有可能是仿效中原地区的多京制。总之，五京都是因应外界环境的变化而建立起来的。实际上，辽朝对于诸京城的建立并无统一、长远的规划。如太宗大同元年（947）曾在镇州（治真定，今河北正定）短暂建立过一个中京。是年，太宗灭晋，“升镇州为中京。以赵延寿为大丞相兼政事令、枢密使、中京留守”（《辽史》卷四《太宗纪》）。据说中京的建立是出于太宗“以备巡幸”的需要。此后不久，迫于当地汉人的反抗，契丹很快退回燕云地区，镇州作为中京仅存在了短短几个月时间。由此亦见，辽朝京城的设立很随意。 《中国社会科学报》：辽朝的五京在制度、城市功能等方面是如何做到既借鉴中原，又体现契丹传统的？学界目前关于五京制有哪些重点探讨的问题？ 康鹏：辽朝地方统治制度融合了游牧文明与农业文明两种不同因素，“城国”与“行国”兼具，有着鲜明的特色。与中原帝制王朝不同，辽朝始终没有固定的中央政府所在地，五京之中的任何一个京城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都。辽朝的政治中心在于四时捺钵，中央政府总是跟随皇帝四处游移。那么，在辽朝这样一个“行国”之中，这五个并非国家政治中心的京城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以往人们普遍认为，辽朝在地方上系以五京为中心，将全国划分为五个一级行政区——五京道，五京留守分别是一道的最高军政长官。不过新近的研究表明，作为行政区的五京道很可能不存在。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五京在地方上究竟发挥怎样的作用。仅仅是区域中心城市，还是各自地区的首府，抑或是该地区的军事或财政中心？ 可以肯定的是，五京虽非国家的政治中心，却是我们理解辽朝地方统治制度的关键。我认为，五京很可能是该地区的军事中心或财政中心，辽朝正是通过五京来统治不同地域和不同民族，这在汉人以及渤海人聚居的南京、西京、东京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 以上仅仅是我个人的一家之言。由于史料匮乏和学术视角不同，学界对于辽朝的五京制度仍然存在诸多争议。最为重要的两个争议焦点：一是辽朝究竟有没有作为全国政治中心的固定的都城；二是辽五京究竟是不是地方的一级政区。今后若是没有新的资料或新的思路，这两个争议恐怕还要一直持续下去。 资料链接 珍贵的文化遗产：辽代木构建筑 中国木构古建筑自成一体、源远流长，其中，现存辽代木构建筑具有极为重要的特殊地位。现存辽代木构建筑分布于山西、天津、辽宁、河北，有“八大辽代木构”之说，分别是天津蓟县独乐寺山门、独乐寺观音阁，辽宁义县奉国寺大殿，河北高碑店开善寺大殿，河北涞源阁院寺文殊殿，山西大同华严寺薄伽教藏殿、善化寺大殿和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它们均已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中有六座于1961年被国务院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辽代木构建筑是重要的研究对象，学术界已经从中国古代建筑史、历史学、宗教学、美术考古等学科对其展开研究。中国学界正是以研究辽代建筑为开端，走上了科学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史的道路。 我国早期木构建筑保存较少，唐代木构建筑仅存三四例，其中只有佛光寺东大殿为大型殿堂。辽代距离唐代不远，现存辽代木构建筑在数量、保存质量、等级、类型等方面，能够代表中国现存木构古建筑的最高水平。现存辽代木构建筑类型有殿、塔、阁、门等，较为齐全。大同华严寺、义县奉国寺等具有皇家大寺的地位，足以代表辽代最高等级寺院建筑；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应县木塔也是独一无二的建筑精品。 （本期独家报道小组/整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