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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板凳总得有人要去坐。有时我觉得这是个末法时代，可是你要好好做，把东西留下来，要相信会有人看得见，即便只是非常幽暗的光。”这是《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主编之一、英年早逝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晖曾经说过的话，这也代表了丛刊的另外三位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张剑、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徐雁平、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彭国忠的心声。 这份执念终于结出累累硕果。从2014年至今，《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已由凤凰出版社出版了三辑。第一辑包括了《莫友芝日记》《汪荣宝日记》《翁曾翰日记》《邓华熙日记》《贺葆真日记》《徐兆玮杂著》（七种）、《白雨斋诗话》《俞樾函札辑证》《清民两代金石书画史》和《扶桑十旬记》（外三种），第二辑包括了《翁斌孙日记》《张佩纶日记》《吴兔床日记》《赵元成日记》（外一种）、《1934-1935中缅边界调查日记》《十八国游历日记》《潘德舆家书与日记》（外四种）、《翁同爵家书系年考》《张祥河奏折》《爱日精庐文稿》《沈信卿先生文集》《联语粹编》和《近代珍稀集句诗文集》。近日出版的第三辑收录稀见史料十种，分别是《孟宪彝日记》上下册、《潘道根日记》（上下册）、《蟫庐日记》（外五种）、《壬癸避难日志辛卯年日记》《嘉业堂藏书日记抄》（上下册）、《吴大瀓书信四种》《赵尊岳集》（四册）、《贺培新集》（上下册）、《珠泉草庐师友录 珠泉草庐文录》和《校辑民权素诗话廿一种》。 据了解，《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旨在通过累积性工作，连续出版，整合近现代诸多稀见而又确有史料价值的文献，以日记、书信为主，兼及奏牍、笔记、诗文集、诗话、词话、序跋汇编等，为学界提供阅读和研究的便利，多层面、多角度地呈现具有连续性的近现代中国社会的肌理与血脉、骨力与神韵。这个编辑团队大多数由中青年学者组成，他们为了共同的学术理想砥砺前行，在浩如烟海的近现代史料中搜集挖掘整理，学术界称他们此举可谓功德无量。为此，记者近日独家专访了丛刊第三辑主编、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彭国忠教授。 通过累积性的整理，形成一个丰茂的文献群 读书：这套丛刊是无限开放的，那么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怎么把握遴选的标准呢？ 彭国忠：这套丛刊有三个关键词：近现代，稀见，史料。近代、现代是中国历史中最富争议，也最有魅力、最具研究开发空间的时间段。在《丛刊·总序》中我们对“近现代”作过自己的叙说：“书名中的‘近现代’，主要指1840-1949年这一时段，但上限并非以一标志性的事件一刀切割，可以适当向前延展，然与所指较为宽泛的包涵整个清朝的‘近代中国’、‘晚期中华帝国’又有所区分。将近现代连为一体，并有意淡化起始的界限，是想表达一种历史的整体观。我们观看社会发展变革的波澜，当然要回看波澜如何生，风从何处来；也要看波澜如何扩散，或为涟漪，或为浪涛。个人的生活记录，与大历史相比，更多地显现出生活的连续。变局中的个体，经历的可能是渐变。丛刊期望通过整合多种稀见史料，以个体陈述的方式，从生活、文化、风习、人情等多个层面，重现具有连续性的近现代中国社会。”历史是一条流动不居的水，不会从某一点突然开始，也不会到一点戛然截至；近现代一些事件的发生，近现代人物在这爿历史舞台的“表演”，其“波澜”、“连续性”，都不是1840年、1949年这两个时间点所能分开的。 对“史料”的理解，关涉到我们这套丛刊的编纂宗旨和原则。一般史学意义上的史料，肯定在收录范围；但这不是标准，甚至不是重点，因为它们早被史学家拿去，作为正史叙述的依据。我们理解的史料，“举凡日记、书信、奏牍、笔记、诗文集、诗话、词话乃至序跋汇编等，只要是某方面能够反映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特色以及人物生平、思想、性情的文献，都在考虑之列。”这不是要泛化历史概念，不是将“六经皆史”扩大到子亦史、集亦史，从而消解历史，恰恰相反，“我们的目的，是促进处于秘藏、边缘、零散等状态的史料转化为新型的文献，其旨趣并不在于建立或催生新学问，只是以切实的工作，期望通过一辑、二辑、三辑……这样的累积性整理，自然地呈现出一种规模与气象，与其他已经整理出版的文献相互关联，形成一个丰茂的文献群，从而揭示在宏大中国近现代叙事背后，还有很多未被打量过的局部、日常与细节；在主流周边或更远处，还有富于变化的细小溪流；甚至在主流中，还有漩涡，在边缘，还有静止之水。近现代中国是大变革、大痛苦的时代，身处变局中的个体接物处事的伸屈、所思所想的起落，藉纸墨得以留存，这是一个时代的个人记录。此中有文学、文化、生活；也时有动乱、战争、革命。我们整理史料，是提供一种俯首细看的方式，或者一种贴近近现代社会和文化的文本。当然，对这些个人印记明显的史料，也要客观地看待其价值，需要与其他史料联系和比照阅读，减少因个人视角、立场或叙述体裁带来的偏差。” “稀见”二字易于引起争议，令人质疑，因为它确实是相对而言的。所谓相对，有四层含义。一是书籍载体的相对，如稿抄本之于刊刻本、影印本，前者数量绝少，后者相对较多；二是阅读者的相对，同样的史料、文献，对有些读者可能属于稀见，对有的读者来说则属于常见；三是时间的相对，一部书刚付诸剞劂时，往往不属于稀见，但经过岁月的磨蚀后，当时的刊刻本也变得稀少，有的甚至成了孤本；四是数量与使用者的相对，比如影印本，一般认为很不稀见，但是当我们考察其影印数量与使用者的数量时，即可判断其是否稀见。像《历代日记丛抄》，全部采用稿钞本、刊刻善本等为底本影印，但只印刷了六十套，相对于全国范围内的研究者、阅读者而言，仍然属于稀见。有的影印本数量比这还少。 读书：能不能具体对照“近现代、史料、稀见”这三个关键词，来介绍一下第三辑所收录的这十种书？ 彭国忠：第三辑所收十种书，其作者时代最早者为潘道根（1788—1858），但其日记所记自道光四年（1824年）元旦起，至咸丰八年（1858年）止。其次为吴大瀓（1835—1902），再次为廖树蘅（1839—1923），再次为《壬癸避难日志 辛卯年日记》作者陶兆麒（1845—？）。最迟者为《贺培新集》附录的《俞大猷集》作者俞大猷（1908—1966），其次为《赵尊岳集》作者赵尊岳（1898—1965），再次为贺培新（1903-1951）。这三位主要生活于民国，其著述也以民国为主。整体而言，本辑没有轶出近现代范围者。 内容上，《贺培新集》的作者贺培新曾任职于北京的中学、高校，担任北京市政府秘书、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秘书，平津卫戍司令部及冀察绥靖主任公署参议，管理过颐和园文物，任河北省方志馆纂修、民国国史馆纂修等，又是桐城派学者，书法家、篆刻家，政治上与时俱进，其作品直接反映了五卅惨案、抗战等史实。《孟宪彝日记》则“记载了宣统二年（1910年）至民国十二年（1923年）间，其任职、罢职、办理河工赈济、经营煤矿铁路等实业情形，以及十数年间中国社会、家庭、人民精神面貌所经历的种种变化……较全面地反映了清末民初这十余年间，这段中国历史上最为风云变幻、波谲云诡的历史时期，政治、军事、外交、经济、医学、社会各方面的镜像。”（《前言》）赵尊岳是一位文化名人，因为抗战时曾任伪上海市长陈公博秘书长、伪铁道部次长、伪宣传部长、伪最高国防委员会秘书长、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等，被定为汉奸。这样一位历史人物，其作品所涉及的时代政治、军事、文化、经济、文人及其心态，等等，无需多言。《壬癸避难日志》记陶兆麒在同治壬戌（1862年）、癸亥（1863年）年间“全家因太平天国战乱而被迫离开平湖县城，在钟溪坟浜、华使浜等地的避难生活”，而《辛卯年日记》则记光绪辛卯年（1891年）其全年在平湖县城的生活，“两种日记对当时的物产、物价、习俗有所记录，对民间商业活动也有所涉及，可以从中略窥晚清时期江南地区的经济情况”（张霞《前言》）。廖树蘅《珠泉草庐师友录 珠泉草庐文录》为廖树蘅师友投赠的奏牍、题跋及其自作，“涉及到湖南近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文学、宗教等诸多领域的各种人物”，展现“湖南乃至整个中国在此半个世纪中的波谲云诡”（廖志敏《前言》）。 《潘道根日记》记载了一个乡村医生真实的日常生活。《吴大瀓书信四种》属于私人信函，但吴大瀓由科举而仕宦的一生，使其书信自然避免不了政事、政治人物，“对于勾勒晚清金石学的演进与推动，更有极大的史料价值”（陆德富、张晓川《前言》）。刘承幹《嘉业堂藏书日记抄》，“系专门摘录《求恕斋日记》中刘氏购书、读书、藏书楼建设与管理、刻书、抄书、编书、售书等等活动之史料”（陈谊该书《凡例》）；《校辑民权素诗话廿一种》“于近代诗学研究具有较大参考价值”。 版本上，第三辑十种书，多为稿本。《蟫庐日记》及其外五种，皆来自复旦大学图书馆所藏稿本。《壬癸避难日志 辛卯年日记》据上海图书馆所藏稿本整理，稿本上还有作者修改痕迹。刘承幹《嘉业堂藏书日记抄》系从上海图书馆所藏刘承幹《求恕斋日记》稿本摘录整理。《吴大瀓书信四种》中，有一种《近代史所藏吴大瀓信札》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收藏的稿本。《孟宪彝日记》底本是国家图书馆所藏稿本。《贺培新集》中，《天游室诗未刻稿》《天游室文未刻稿》两种来自手稿本；附录的《俞大猷集》，依据国家图书馆藏俞大猷手稿整理。 需要说明的是《赵尊岳集》和《校辑民权素诗话廿一种》。此前并不存在《赵尊岳集》，整理者武汉大学陈水云教授、黎晓莲两位，“从各类报章杂志上着手，特别是由赵氏同仁主办的《申报》《词学季刊》《同声月刊》《古今》《好文章》等。1949年以后的文章，则从他曾经任教学校出版的期刊杂志上搜集”（陈水云等《前言》），加上前人已经整理的赵氏著述，通合为《赵尊岳集》。《校辑民权素诗话廿一种》，全部出自民国时期著名杂志《民权素》，后《民国诗话丛编》也已经据之整理出版过《民权素诗话》，但所收种类仅为十四种；每种诗话条数，也多被删削，由原刊五百七十一条，删改为三百三十一条，故重为校辑实大有必要。廖树蘅《珠泉草庐师友录》底本为衡田廖氏1948年家刻本，系南昌大学刘经富教授赠送给整理者廖志敏先生的；其《珠泉草庐文录》底本为清宣统二年（1910年）长沙刻本，系衡田廖氏家传藏书，亦自有价值。从版本言，“稀见”为主；不稀见者，读者也查阅不易、不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