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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有时比专著更真实、丰富、血肉饱满 读书：这套丛刊的主打是日记，以丰富的私人生活细节呈现了当时人们生活的多种面向。您在编辑过程中有没有遇到特别有价值、有意思、以前鲜为人知的内容？能否举一两个例子？ 彭国忠：这套《丛刊》确以日记为主打，已经出版的三辑，日记都达到或者超过每一辑所收著述种数的一半，具体到第三辑，共收书十种，日记有五种；加上张霞整理的《壬癸避难日志 辛卯年日记》，其实是两种；卢康华整理的《蟫庐日记》之“外五种”，实际收录日记十一种。这些日记，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中国近现代社会各类事件，丰富了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书写，也诠释了我们对中国近现代“史”的理解。 比如，孟宪彝在民国时期担任过议员，我特别留心他对五四运动的记载。在《孟宪彝日记》中，相关记录是：“四 初五日 晴”，内容为：“写屏对。午后，到大观楼。写匾字多方。下晚，筮谦约吃天和玉。又到杨仲五药房一坐。到前门内，见学生数千人横路，不能行，以赴各使馆，声说日人不交还青岛，各手执一小旗，书‘索还青岛，讨卖国贼’字样。下晚，闻到曹汝霖宅，打伤章宗祥，将曹宅房屋烧毁矣。”也就是五四这天，是农历四月初五，天晴，他上午写屏风、写对联，下午到大观楼去。又题写了几方匾额。下晚时分，有朋友约他到天和玉吃饭；饭后，又到另一朋友杨仲五药房坐叙——这些，都是他的日常生活，每天如此，常态化的；然后才进入我们关心的事件：前门大街上，几千名学生在示威，横断了交通，手里举着“索还青岛，讨卖国贼”的旗帜，到各国使馆声讨日本人不交还青岛给中国政府；学生们还火烧了曹汝霖的宅子，打伤了章宗祥。但是，从日记底本上可以看出，五四这天的日记是补写的，什么时候补的不清楚。这很耐人寻味。接着，五月五日的日记，完全与这场运动无关，六日的日记则是：“写寄美庆善儿信。托紫垣代寄。筮谦之广祖母四十正寿，为之送杂剧一台。午后四时，大总统约为游园会，入新华门，到瀛台一游。到大圆镜等处观牡丹。到怀仁堂，总统出，与大家略谈。玉双开言：日前学生与章、曹为难，请勿以命令送学生于法厅，致于名誉有碍云云。后到紫光阁，瞻历代帝王像。出福华门，回寓。筮谦宅来客甚多，票戏亦甚多。宇民初次演《坐宫》，颇受大家欢迎。夜过半，乃就寝。”民国大总统在五四爆发的第三天，居然还好整以暇，有心情约请议员们游园，而不“惊梦”，议员们游园之外，观剧演剧不误；当然，也有人为学生陈情，但绝不是出于同情学生、保护学生，而是为了政府的“名誉”。接下来数日，仍然是外出廊坊、煮茶、行吊、写字，直到十二日，才再次出现与五四相关的内容：“午后二时，钱总理约到怀仁堂，同参众两院议员讨论巴黎会议青岛失败问题、方法。大众以不签字为宜，为留将来争论馀地也。写复介如信。”十七日：“午后一时，参议院开会。下晚，汉亭在心航处设筵，作消寒会。”参议院开会，也无涉五四。十九日才补充交代：“黎明即雨，可望深透。农民将幸秋禾之发育矣。昨日，在新丰楼言及学生停课，在大街上，以日本衣帽插为小人，用者为东洋奴云云。抵制日货，言之未免激烈，恐牵及外交，政府无以善其后也。学生之爱国热，殊觉过火也。雨竟日。宇民、翰翔来谈。”我们不是要消解五四的价值和影响，不是要谴责孟宪彝，而是认为通合这些记载，可以反观五四，反观那样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在当时发生时的真实情形。 又如《潘道根日记》，主要记载一个乡镇医生潘道根的日常生活、生命历程，他的行医论医，尽忠尽孝，交友急难，借书、读书、买书、赠书、写书，他在日记中很认真地研究、探讨古文字、理学，毫不含糊地批评甚至鄙薄袁枚、金圣叹。他记录水灾之后，儿子长时间赤脚站着水中，脚趾腐烂，痛楚不能成眠，而他无钱无势，束手乏策，不禁想到：“平居读书，动以四海饥溺为怀。今方一家数口之不保，岂不可笑？”（1827年12月13日）1842年4月至10月间，外夷入侵，多地失守，城池告急，“城中挈家避兵者纷然矣”（6月18日），“闻福山有警，北门避兵之船络绎不绝，妇女仅携孩童衣包，以雨盖遮日而行，米粮箱笼俱不可带，亦有被人劫夺者”（6月20日）。当7月8日，提督陈化成战死殉国，“夷目在吴项桥出示安民，夷船已入刘家河”，有些人投敌做汉奸，而“城中避兵者纷纷入村”，他却“余日修净业，暇则观书而已”，接着上海县典史杨某殉城，靖江失守（7月29日），他却于8月1日撰写出一篇近两千字的《劝戒文》，阐说“天下之治乱，根于天下之人心”的道理，认为“人心一日不悔过，则天心一日不悔祸。从古以来，未有丧其心而不致乱者也，亦未有以乱治乱而可以已乱者也。然则欲拨乱而反之正，诚莫先于正人心矣”，显得迂腐而又可爱可敬。还有他自己生活清苦，赁屋而居，儿子被迫到外地去教书度日，却于道光二十三年一年“恤嫠赒贫、放生善愿，计用钱十二千四百十六文”（该年除夕日记）。读这样的一部日记，可以认识近代社会乡绅阶层的文化生活、他们的政治观国家观，可以了解中下层民众的宗教信仰（潘道根崇儒信佛，他的朋友王又新“全家归佛，次、三两子已披薙，长子在昌义局为义学师，又新现在七子山僧寮”），可以观察传统礼仪在民间的命运，而最重要的还是这位医生鲜活生动的生活史、生命史。我觉得这是主要的，远比历史书、研究专著告诉我们的真实、丰富、血肉饱满。 读书：胡晓明教授说文献的发现、整理、出版，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突破具有重要作用，对此，您怎么看？ 彭国忠：一般而言，学术研究的突破，往往借助于新的理论、方法，或是借助于新史料、新文献的发现。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自百多年前第一部《中国文学史》问世以来，其学科便宣告建立，文学史的叙述模式也逐渐形成，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对大量文学事实的舍弃，对丰富多样文学现象的简单化处理。比如以“出世”与“入世”分别文学家及其作品，这种二元思维禁锢着研究者的思路，参加科举考试做官进入仕途，是积极入世者；但又要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往往遭遇贬谪、流放，其作品往往被称赞；入世，却左右逢源，官职做到很高，很少挫折，其作品往往被评为价值不高；最好是像陶渊明那样能够归隐田园，多数都会获得肯定评价。长期以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重点对象就是“怀才不遇”的失意者和遗世独立者，那些仕宦达者，作品往往获讥“无病呻吟”；那些真正投入生活中却没有获得政治身份的人——既不是达者，也不是失意者，也不是高蹈隐逸之士，也就是不能以政治标准划分其身份者，更很少被关注。如果我们把文学史重点研究的怀才不遇者称作第一种人，遗世独立者称作第二种人，达者称作第三种人，能否把被文学史遗忘的这类没有政治身份的人称作第四种人？而第三种、第四种人，今后都应该成为古代文学研究的对象，相应的也会出现新的文学研究范式，出现研究格局、研究范围、研究方法的突破。 这只是从创作主题角度说的，从批评主体、批评方式、批评资源等角度看，也可以有研究的突破。 胡晓明先生敏锐地看到《丛刊》蕴藏的丰富的古典文学研究资源，前瞻性地提出突破既有研究格局的命题，我们把它当作是鼓励，并在以后的编辑中朝着这个方向继续努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