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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考古走出去需要国家层面的统筹规划 中国社会科学网：王先生，您今年的人大建议涉及了“中国考古走出去”的问题。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中国考古走出去现在已经取得了哪些进展？存在有哪些主要问题？需要采取什么样的方法来解决？ 王巍：相比较而言，考古学是一个比较国际化的学科。虽说各国都有其历史和古代文化，但是各国考古学界还是具有一些共同关心的学术问题，比如农业起源、人类起源、文明起源与形成等。中国现代考古学开始于上世纪20年代，在此之前的金石学以青铜器、铭文等为主要研究对象，还不是科学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考古学开始进入正轨，步入发展的快车道。改革开放以来，中外合作开展了很多考古发掘项目，国外一些崭新的考古学发掘的理念、方法、手段等陆续传入中国，这使得中国考古的学术视野逐渐开阔。很多国外的考古学者被请进来参与中国的考古发掘、研究；中国的很多考古学者也走出国门，参加国际考古学术会议，发出中国考古学界的声音。但是，当时的突出问题是我们发掘、研究的对象更多集中在中国的考古发掘项目，对国外其他国家包括邻国的考古发掘我们都关注的比较少，这使得中国考古学者在国际考古学界除了中国考古以外对他国考古发掘研究的发言权相对较少。考古具有其特殊性，必须进行实地的发掘，这正如科学研究的实验室研究那样，如果没有考古发掘就很难有第一手资料，如果只从别人发表的论文中获得资料那就是二手、甚至于三手的资料，考古研究就很难有说服力。所以很多老先生都痛感中国考古必须加强对国外考古的研究。中国周边国家的考古发掘当然是我们关注的重点，但是我们同时也要参与其他古老文明的发掘，争取对古老文明的考古发掘研究要有自己的发言权。 基于这样的考虑，200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就组织10几个人到罗马尼亚参加德国考古研究院的一个考古发掘项目。2004—2005年，中国考古走出去的步伐逐步加快，比如内蒙古考古研究所到蒙古国的发掘等。我粗略统计了一下，到目前为止，中国参与国外考古发掘研究的国家级考古院所、科研机构以及省级考古院所已经有10多个，涉及10多个项目，十几个国家。最远的包括非洲的肯尼亚和美洲的洪都拉斯。但是，更多的国外考古发掘项目还是集中在我们的周边地区，主要是中亚、东南亚地区。 现阶段的中国考古走出去比较突出的问题是中国参与的国外考古发掘项目缺乏国家层面的整体筹划设计，存在有多种不确定性。比如，现在我国的很多对外考古发掘项目科研经费渠道多元，有的项目开展一两年后由于经费中断导致工作无法继续开展，项目被迫停止。应当说，中国驻外考古机构都是代表中国学术形象的，一些国家很希望与我们形成长期（如10年、8年）的合作关系，如果在没有形成完整的项目成果之前使项目中断，会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中国的国际学术形象。所以，我在本次人大会上建议形成国家统筹规划下的“中国考古走出去方案”。比如，我建议成立一个中国考古走出去的学术统筹委员会，统筹规划适合中国考古学界参与的国外考古发掘项目，我们应从国家的层面考虑应该由哪一支考古队伍去实施该项工程，对于“去做什么？”、“谁去做？”、“要达到什么效果？”等问题应该大家事先集中讨论，形成可行性方案。在此基础上，应当设定稳定的学术经费支持，可以申请立项，立项后要至少支持5年，可以对每年的工作进行考核，考核合格后可以继续进行资助。总之，中国考古走出去要加强整体的组织、策划和经费保障。 中国社会科学网：我们知道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是中国考古学界的国家队，在中国考古走出去的历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新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考古研究中心由您担任主任，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外国考古研究中心现在主要有哪些工作？将来还会有哪些工作构想？ 王巍：我们之所以要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考古研究中心，主要是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和考古研究所的实际工作需要出发的。考古研究所在乌兹别克斯坦和洪都拉斯的考古发掘研究项目已经开始实施。今年的秋冬季即将开展埃及和印度的考古。这就需要一个统筹的机构，更好地集中考古研究所各研究室的力量，以便更好地开展工作。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讲，新成立的外国考古研究中心现在聘请了全国目前已经实施外国考古发掘研究项目的主要负责人和骨干力量，让他们担任学术顾问、学术委员和客座研究员，外国考古研究中心具有全国性学术研究机构的特点。中国社会科学院是党和国家的重要思想库、智囊团，中国考古走出去需要国家层面的统筹安排，我们也希望能为中国考古走出去构想的实施更好地建言献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