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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中孚》载：“鹤鸣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爵是古代一种酒器，商周时期盛行，多为青铜器。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爵，礼器也，象爵之形，中有鬯酒，又持之也。所以饮器象爵者，取其鸣节节足足也。”爵通常无盖，有盖的爵非常少，著名学者、甲骨文专家许进雄讲“有盖子的爵可说不到百分之一”。新乡市博物馆藏有一件商代晚期的青铜爵，非常罕见地带有盖子，盖端饰牛首，故名牛首爵。（图一） 这件牛首爵通高23.5 厘米，腹径7.8 厘米，腹深10.5 厘米，重1095 克，1952 年新乡辉县褚丘出土。该器物宽流尖尾，口部微收，深腹圜底，下腹弧收，龙首鋬，三棱锥足微外撇，有盖无柱，盖中部凹处饰一半圆环钮。盖前端为水牛头形，昂首前探，大眼突睛，口鼻前突。叶状两耳竖立，额顶双角，向后并向内弯曲呈半月状，硕大而醒目。在与流、角位置垂直一侧的足上，设有半环形鋬，鋬的横截面为长方形，鋬顶与腹壁连接处饰一龙首，做衔物状。（图二） 李学勤先生讲：“纹饰是青铜器的语言”。这件牛首爵纹饰精细华丽，盖顶以云雷纹为底饰夔龙纹，盖面中线微凸似牛脊，脊饰“人”字形纹，并以此为中心，饰夔龙对称的复合兽面纹。腹部以四条浅扉棱分隔四区两组的宽带兽面纹，同样以云雷纹衬底，但半浮雕兽面纹之上并无地纹，而是简单作棱状凸起，使兽面纹的主体得以强调。全器表面色泽匀称，大部为黄绿色表层，局部或析出有绿蓝色锈斑。整器铸造精美，造型别致，比例匀称，轮廓清晰，力度感很强。器表与造型、纹饰关系协调，形成精巧大方、典雅优美的风格。（图三） 这件牛首爵另一珍贵之处在于它不是单独出现，和它同时出土的还有一鼎、一卣、一尊、一簋、二爵共七件，是一套青铜组器，且七件均铸有相同铭文（图四）。 牛首爵盖内有铭“”，器身有“ ”二字铭文。“ ”呈上下排列，应为族徽或族氏铭文。从图形来看，象一人头生长发而带髭须，头上作相对二耳状，象征着从俘获的敌人身上割下来的双耳（战利品），原国家博物馆的石志廉先生认为这是“一个能征善战的氏族的标志”。“妇”是女子的“名”，商代已嫁女子一般称“妇某”，如“妇好”、“妇妌”，铭文所表达的意思可能是该组器物为“ ”族氏所有，为“ ”所用或所铸。（图五、图六） 爵是礼器中的酒器，而且是目前所知最早出现的青铜礼器，二里头夏文化遗址中已有发现。在商代青铜礼制组织中，“鼎、爵、觚、斝”为基本组合，墓葬中陪葬青铜酒器最低限度为一爵，有一爵一觚组合，也有爵与斝单独组合的。规格高些的再配以炊器甗和食器簋，或酒器尊、卣和盉，或水器盘，最常见的是加上尊。这其中又以觚、爵为核心配制，规格越高的墓葬随葬觚、爵套数也越多。如一般小贵族墓只有1 对觚爵，而妇好墓出土青铜爵达40 件。 相较于子龙鼎、后母戊鼎等体型巨大的“国之重器”，爵非常小。但它铸造却相当复杂，前有流，后有尾，上有柱，腹有鋬，底有足，因而要由多块陶范巧妙复合加以铸造。同时爵又是出土数量最多的青铜礼器，在二里头遗址所发现的铜器墓中，如果只出一件铜容器便必定为爵，若有二件或更多的铜容器，其中必有爵。因此，从铸造工艺和陪葬数量上可以看出，青铜爵在商周礼器中地位极其重要，是中国青铜时代礼器组合的核心器。 《礼记·礼器》：“宗庙之祭，贵者献以爵，贱者献以散”。侯、伯、子、男等爵位都见于甲骨卜辞，故商代可能比较普遍地实行了班爵制度。秦国商鞅变法建立军功爵制，提出了“不官无爵”的原则。爵又被赋予了更多的政治含意，其重要作用在于“明贵贱，辨等列”，爵位成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等级制度之一。宋朝王黼在《宣和博古图》中精辟概括道：“盖爵于饮器为特小，然主饮必自爵始，故曰在礼实大。爵于彝器是为至微，然而礼天地、交鬼神、和宾客以及冠、昏、丧、祭、朝聘、乡射，无所不用，则其为设施也至广矣”。 牛是商周时期祭祀时的重要牺牲，在殷人观念中，体格健壮、有一双弯曲而有力大角的水牛更具灵性，所以让它充当人与神沟通的媒介，在祭祀中担负通天地神兽的重要角色。这件爵杯以牛首为造型，也是青铜爵作为礼器在祭祀中发挥作用的重要佐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