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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对邻人当然是为了更显著地凸显自己国家存在的种种不足并追根溯源。在他看来，当代也就是1870年代的法国，致败之源不是别的，而是这个文明自身的内部结构出了问题，也即在法国中央集权化进程中传统体制的摧毁和悖逆自然的精英文化的生成，因此他断言“法国在最终崩溃之前就已经解体了”(第86页)。 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是，泰纳在《旧制度》中对法国文明作出这样的分析和判断，与他一贯坚持的历史哲学有着深层次的关联。在1863年出版的四卷本《英国文学史》中，他就已明确提出，文明是一个由各种力量和因素组合而成的有机整体，决定文明转变的三大原初性力量是种族、环境和时机。(30)构成文明的各种初始要素的分化组合，本有多种可能的结果，这取决于一个民族对环境和时机拿捏恰当的适应性(adaptabilité)。在他眼里，法兰西文明在近世的转变中做得很不好，它把自己赖以安身立命的机制给毁了，“它自己扯碎了最珍贵的组织，坠入致命的痉挛中”(序言第3页)；矫饰过度的精英根据抽象原则重构的新政治社会体制根本是空中楼阁，与复杂的现实格格不入。在他看来，科学表明，人类野性的生存竞争才是真实的，文明固有的诸种内部机制是种族的立身之本： 动物学向我们表明，人有食肉的犬齿；当心唤醒他食肉和凶残的本能。心理学向我们表明，人的理性仅停留在言词和意象上；当心挑起他的幻想与疯狂。政治经济学向我们表明，人口与生存资料之间的不平衡永恒存在；永远不要忘记，即便在繁荣和平时期，生存斗争也在持续进行着的，当心激化竞争对手日益增长的相互疑虑。历史表明，国家、政府、宗教、教会，所有这些宏大机制，是兽性野蛮的人获取其微弱理性和正义的唯一手段；当心从根部切断毁灭花儿。(31) 从上述言论可以看出，泰纳这种所谓“有机论”(organicisme)的文明观，断然抛弃了启蒙时代人性善的乐观主义假设，具有强烈的悲观主义色彩，反映了19世纪70年代欧洲民族国家间竞争日益加剧的残酷现实。其文明演化论本质是一种机械的决定论：文明是由各种部件组成的有机体，各个部件的运转和相互作用，决定了文明的走向。(32) 1870年代普法战争中法国的失败、19世纪末进步主义信念的动摇，以及由此催生的国民意识危机，是泰纳投身历史研究的动力。也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情境中，泰纳对法兰西文明作出了悲观的评判，但其立场毫无疑问是爱国主义的和民族主义的，目的在于从历史中找到将法国带到1870年悲惨境地的原因。他在给友人的信里明确道出了自己的初衷所在：“为了这个社会制度审慎而有力地存活下去，必须让病人了解他的病症；必须去除他对强烈震动和剧烈运动的热望。我的书，如果我有足够气力和健康完成它的话，将是一份医生的诊断书。病人接受医生的诊断书之前，势必要花许多时间。”(33)他的这种努力，构成了当时法国知识分子对民族衰落意识进行集体反思的重要组成部分。(34) 1875年《旧制度》一书刚问世之际，大多数历史学家对它赞誉有加，称之为“一部里程碑式的学术著作”。索雷尔(Albert Sorel)在书评中写到，泰纳先生已经创作出那么多将他置于一流地位的著作，没想到他还能以更饱满的激情、更杰出的才智推出这部新书。在索雷尔看来，作者不仅仔细研究了他所掌握的所有文献资料，而且充分利用了一切看上去相关的事实；著作旨在探明革命精神的因与果，因此，它“不是在写法国大革命史，而是在探查革命期间法国人的精神病理学”。这样一部富有原创性的著作，成功地“激发了人们的才智，激活了人们的想象”。(35)但与此同时，索雷尔也对泰纳关于古典精神和启蒙哲学的论题提出了质疑：古典精神在当时流布整个西欧，如果说它是大革命的充要条件，那么在西欧其他国家为什么没有发生同样的革命？索雷尔认为泰纳在这个问题上做得有点过头了，没有充分考虑古典精神在18世纪的变化和更新。(36)波特米(Emile Boutmy)称赞泰纳的著作“让法国大革命超越了宗教性和辩论性的阶段”，是“对历史科学的决定性贡献”。(37)德国科学学派在法国的倡导者莫诺(Gabrel Monod)也给出了同样的评价。他不仅对泰纳出于关切祖国的命运而写作此书予以褒扬，而且对泰纳的研究方法加以大力肯定，“《起源》一书是泰纳方法的严格运用”，也即通过无数微小事实的积累得出一般性思想，通过严谨的推理展现历史事件的连续性。(38)当然，莫诺也看到了泰纳的“描述和观点中存在着夸大其词和不尽完善之处”，但紧接着便辩护到，“他所说的都是实话”，“我们不仅要对其著作的力量与直率表示赞赏，而且要对他的接近真相表示敬意”，譬如他所说的旧制度君主制是导致自身垮台的元凶，雅各宾精神是一种仇恨和嫉妒的精神，为专制主义开辟了道路，等等。(39) 然而，《现代法国的起源》陆续面世之后，法国知识界对它的接受并非只有赞誉，而是存在着“两种截然分明的逻辑”。(40)上述的保守的或自由的思想家们从史学本身出发，在大力褒扬其贡献的同时也指陈其缺点所在。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种逻辑，即第三共和国时期新兴的左翼共和主义革命史学，它明确地要将泰纳的这部著作逐出革命史的行列。(41)这部著作之所以“在取得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功之后，很快声誉扫地”，(42)直接原因有二： 其一，在接下来出版的《大革命》卷中，泰纳把革命视为彻头彻尾的无政府主义，暴力与流血贯穿始终。“从泰纳的口里，读者听不到什么道德的或明智的行动。听到的只是坏人与他们所干的罪行和蠢事。”(43)而此时正是第三共和国在复杂的政治角逐中胜势初定之时，费里(Ferry)孤注一掷地以1789年原则重构民族团结并取得了成功，新生的共和国自称是大革命理想和目标的继承者，大革命史学因此在国家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具有了战略性的意义。在此情形下，对革命的黑暗描述是断然不能接受的。(44) (责任编辑：admin) |